现在不仅是云南巡抚王凝如履薄冰，他黔国公府又何尝不是如此。
西南用兵，不是派他出战，而是从京城千里迢迢派来都督指挥。
不过他也是自家人知自家事，朝廷有疑虑，其实他也理解，因为家里确实和此前缅甸事变有瓜葛。
管家倒是明白家主如此作为的目的，不过就是想表现出自己和疆外无关联的意思。
可是，你这么做真的有用吗？
朝廷既然已经起疑，自然就不会随意撤销警惕，或者锦衣卫已经在密查也说不定。
其实，还不如坦诚其中缘由，毕竟是早两代国公的过失，和他并无太大关系，争取重新获得朝廷的信任。
现在陛下年幼，为了大局稳定，应该不会追究此事，或者就是申敕一番。
不管怎么说，黔国公世镇云南是太祖朱元璋、成祖朱棣定下来的章程，轻易不会废除。
不过自家老爷是个有主见的，他既然已经打定主意想蒙混过关，作为管家自然也不好多说什么。
确实，现在莽应龙注意力还在木邦，下一个应该是孟养，留给大明准备的时间还多，并不急于一时。
......
京城南熏坊，魏府侧门，一乘轿子落地，门口几个小厮上前扶着醉醺醺的魏广德从轿子里下来。
今日和同僚聚会，稍微耽搁了些时间。
此时北京城已经进入寒冬，所以下轿以后很快就进了府门，向着后院而去。
张吉只是指挥两个身强力壮的小厮扶着魏广德，不让他摔倒。
到了后院门前，又是几个丫鬟上来接过魏广德，继续往里走。
张吉依旧跟在后面，进入花厅坐下休息，有下人去端醒酒汤，魏广德眯着惺忪醉眼看到他，这才问道：“你有事儿？”
这时候可是休息时间，送到后院就差不多该回去了，可张吉依旧伺候在一边，那肯定是有事儿要告诉他。
“南边来的消息，老爷要找的红薯有消息了。”
张吉在魏广德身边小声说道。
“红树，什么红树？你说的是红珊瑚吗？”
魏广德这会儿醉的有些厉害，并没有听清楚张吉的话，狐疑的问道。
“老爷，就是你找的那个，据说是长在土里那种圆滚滚的东西，南边有消息说，红薯在吕宋那边有，之前红薯种带不过来，那边夷人看管很严。
这次有闽商从吕宋偷偷带回来红薯藤，据说也可以种活。”
张吉只得耐心解释道。
“哦，带回来了，那就好，到时候长出来，送些过来，那东西烤着吃又香又甜。”
说到这里，魏广德不由得砸吧砸吧嘴，一副怀念的表情。
穿过来多少年了，以前司空见惯的东西，居然一直都没有吃到。
这时候有丫鬟端来醒酒汤，张吉看魏广德醉的不行，只好先行离开，打算等明日再说此事。
第二天，魏广德酒醒以后，自然是不记得张吉昨晚说的事儿，在用早餐的时候，张吉带着俞大猷的书信过来。
书信是俞大猷启程前写的，和公文一起送到浙江，再由那边驿站转送到的京城。
中间因为黄河那里发生了意外，耽搁了些时间。
拍拍头，又轻轻摇头苦笑道：“昨儿被他们灌惨了，回头得找机会收拾他们才行。”
想到昨晚酒席上的事儿，魏广德苦笑说道，随即从张吉手里拿过书信拆开，快速看了一遍。
不过是普通信件，俞大猷让府里把今年的冰敬炭敬一并送来。
因为去吕宋，担心年关前回不来，所以派人提前送到京城。
送了，别人未必记得，不送，那就一定得罪人。
俞大猷对官场规则了然于胸，自然要遵守。
第1021章 1112整肃驿站
从张吉嘴里知道了红薯藤的事儿，又看了俞大猷留下的书信，魏广德也算是明白了，他应对明末小冰河的利器算是差不多收齐了。
是的，魏广德并没有因为知道有了红薯藤就很激动，他已经过了最初那个时代。
其实就这些年，他以次辅身份还是能对大明各地农业生产比较了解的。
虽然南旱北涝的灾情依旧，但和嘉靖年间南北灾情交替出现还是好上许多。
最起码，现在各地的老百姓虽然遭了灾，但地里的产出还能勉强果腹，一年受灾一年还能过的马马虎虎，所以日子还能过得下去。
只是到了崇祯朝那会儿，北方连年灾害，才一举把大明朝逼到了崩塌的边缘。
加之国事处理不当，最终大明朝被敲响了丧钟。
虽然现在大明朝官员都不怎么样，可以说是从上到下贪腐成风，但胜在体制还算好。
是的，你没看错，大明朝的政治体制还是不错的。
延续千年的小政府，除了对北方有巨大的军事开支外，其实朝廷的财政支持也是有限的，还没到把人往死里逼的程度。
特别是现在民间，朱元璋定下皇权不下乡的制度存在，因为宗族林立，乡下多是靠族老维持，都是血脉联系，总不会把人往死里比。
虽然后世影视作品里多把民间疾苦的责任推到地方官“吏”和里长、甲长身上，但这些人其实更多的是把税赋摊到外姓人头上，对本家人还是不错的。
即便偶有数典忘祖之辈，但是人真不算多。
至于那些外姓人，其实住在别人村里，在住下那一刻也是有心理准备的。
这也是大明朝能延续二百多年的原因，乡下还算平静，少有狗屁倒灶的事儿。
至于朱元璋为什么制定“皇权不下乡”，说起来也是他受尽了贪官污吏的盘剥，所以才想出这个制度，让乡老维持农村的秩序，不让官员把手伸下去。
其实从这条制度的诞生就说明，朱元璋从一开始就对大明官员们的操守是不信任的。
不过，更深层次的原因也和古代中国社会构成有关。
皇权要插手乡野，所要付出的成本太过巨大，甚至可能引发颠覆王朝的后果，这也是朱元璋选择这条制度的原因之一。
当然，大明也不是把乡镇权利拱手相让，地方官员们虽然名义上不好插手地方除刑事案件以外的事儿，但收税等管理权利，还是通过胥吏来完成。
所以，后世对古代也有种说法，那就是封建王朝的乡村治理基本为胥吏所操控。
乡绅在其中的作用微乎其微，甚至连县官都会被胥吏那高超的行政手段所蒙骗。
这也是为何县官要不断整肃胥吏队伍的重要原因，其背后存在复杂的权力博弈。
大明朝，几乎所有官员，特别是地方官员和御史，为官初期都要法办几个胥吏来树立自己刚正不阿的形象。
无论是宗族还是乡绅，都不会心甘情愿将其掌握的物资主动奉献给国家，这便是皇权与绅权在乡村的主要矛盾，诸多赋役的强行委派正说明了这一点。
但乡绅并非毫无抵抗之力，在古代户籍制度并不完备的情形下，他们通过隐匿户口，招揽流民等方式来回避皇权的渗透。
当王朝正值鼎盛时，尚可借助胥吏队伍对乡绅进行制约，以维持对乡村的基本控制。
承平日久之后，胥吏与乡绅便会结成一种暧昧不清的关系，共同利用政策漏洞中饱私囊。
故所谓地方政治者，不操于胥吏，即操于绅，生杀予夺，为所欲为，民之所能自存、自主、自治考，亦几稀也。
乡绅清晰的认识到，如果碰上清廉的县官，还可以对其进行限制，但大多县官上有国家重臣逼问索要，下有州县的繁苛赋税，只得任由胥吏侵夺乡民财产，否则地方知县的数万两雪花银由何而来？
除此之外，在军事动乱之际，乡绅更是凭借掌握的财富，招揽民众构建武装山寨。山寨内部不仅拥有大量的田地资源，还配备了一定数量的武装势力。
如此密不透风铁桶，皇权根本无法进行渗透，无论是兵役的征派还是赋税的缴纳，都只能根据乡绅的主观意愿进行。
山高不怕皇帝远，乡绅的自治不仅在于对人口及土地的掌握，更在于对胥吏的笼络。
与之相对，封建王朝设立胥吏的初衷是为了消除乡绅的地方控制，并尝试将“乡村自治”纳入国家的治理体系。
而眼下的大明，其实就是地方官员和乡绅相辅相成的状态，地方官很难直接插手乡野，乡绅受朝廷大义也必须尽量满足官员的要求。
这也是朝廷地方官上任，乡绅都会携带礼物拜访的原因，皇权终究占据道义，乡绅也只敢在乡下稍微放肆一点，却不敢做的太过。
不过，这些在张居正推出考成法以后，情势稍有变化。
考成法是真把下面官员逼急了，为了自己的仕途，就必须完成朝廷摊牌下来的赋税。
其实税赋不算重，可地方上杂税太多，算起来也不轻。
可以说，从古至今，中国人承受的综合税赋一直都很重，明朝的轻税也仅指国税这一块。
魏广德也是不止一次从到京述职官员口中知道地方官员为了完成赋税任务，使用一些激烈手段。
而那些在外为官的同年、同乡，也不时在信中诉苦，多是反对考成法的。
这也是魏广德和张居正在内阁里能够达成一定默契的原因，张居正强推考成法，绕不过魏广德，少不得他的支持。
而魏广德此时的心态，多少也有变化。
受后世光环的影响，魏广德一开始是支持张居正考成法制度，不过现在了解到实情后，多少还是有些动摇。
当然，这些是另一回事儿，此时魏广德已经有了主张，打算回到内阁就把关于红薯藤的事儿布置下去，让劝农司派人去福建找李锦，看看那个红薯藤是否种活，这才是关键。
之后还要一起进行培育，争取尽快获得更多的红薯和红薯藤，在全国各省尝试种植。
一句话，红薯藤是魏广德为几十年后大明王朝续命准备的东西，现在貌似并不是急需的。
至于早点尝试，甚至推广，也是为了应付现在各地的灾情。
御米这东西，不抗灾，只是种植范围巨大，不管是耕地还是山地，都可以栽种，可以解决山区口粮问题。
从家里出来，魏广德上了轿子就直接去了内阁上值。
不过在上轿的时候，跟随出来的张吉又在魏广德耳边小声说道：“老爷，昨儿下午，我遇到朱尚书府上管家在正阳门外采买，就聊了几句。”
魏广德正准备弯腰钻进轿子里，闻言立时站住，回头看了张吉一眼。
显然，这小子今儿把这事儿给忘了说，这会儿才想起，或者先前不知道该不该说。
魏广德的动作，张吉自然明白，凑到魏广德耳边小声说道：“他说朱尚书最近日子睡不好，人也消瘦了，请了郎中看过，说是年纪大了的正常反应，只能调养。”
“嗯？”
魏广德闻言眉头一皱。
不过想想朱衡的年纪，六十好几的人了，确实身体显得有些苍老。
只是此事朱衡还没有给自己说，他也不好冒然出口想问，只能先憋在肚子里，佯装不知道就是了。
微微点头，魏广德弯腰就进了轿子，而张吉也识趣的退开。
自有轿头一声呼喝下，几个轿夫抬起轿子就往紫禁城走去。
朱衡，可以说是他魏广德入仕以后主要的助力，特别是他在官场崭露头角之后，朱衡对他帮助良多。
当年初入内阁，自己的话语权轻微，可不就靠着他这个老乡的帮衬，才在里面有了话语权。
当然，裕袛旧人也是很重要的一支力量。
不过想到已经致仕的陈以勤、殷士谵，坐在轿里的魏广德只是轻轻摇头。
流官流官，终究还是要走的，只不过是早晚的区别罢了。
好在这两年，他们已经把工部打造成铁桶，就算朱衡致仕，魏广德也有把握让老乡接替他的官职，稳住工部尚书这个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