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已经进行了两个多月，各方面的影响也开始逐渐显现了。”李良率先打开话匣，眉头微蹙，“前线的胜利固然重要，但后方的稳定才是支撑这场战争的根本。我最担心的就是经济和民生问题。老邓，财政部最近的压力不小吧？”
邓智宸从公文包中取出一份文件，扶了扶眼镜：“确实如此，总理。压力是多方面的，而且正在叠加。首先也是最致命的，就是与西班牙的走私贸易完全断绝，导致国内许多工厂面临严重开工不足的问题。”
“你也知道，我们超过六成的产品原本是通过各种走私渠道销往西属美洲，甚至还有一部分高价值商品，比如优质皮毛、高级玻璃器皿、化学染料等转口输往欧洲。现在这条路断了，而国内市场……”
他苦笑一声，“我们只有区区三十余万国民，嗯，准确地说，应该是三十四万人。但其中超过一半以上的人口还是处于拓殖服务期的移民，由政府管吃管住，每月就发六七角的零花钱，别说买布匹、铁器，就连买块糖都要犹豫半天，消费能力基本等于零。即便，加上数十万附属的地方土著部落人口，其有限的购买力，也无法完全填补西班牙人空出来的巨大市场空间。
“虽然，我们新华尚未完全实现大规模的机械化生产，但依托蒸汽动力、初步的机器生产和流水线分工模式，我们的工厂所爆发出的产能依旧惊人，远远超出了我们自身人口的消耗能力，甚至也超出了周边土著部落的消化能力。现在生产出来的巨量商品，陷入到无有市场消化的境地，导致库存急剧增加，资金周转停滞，已经严重制约了工厂的再生产循环。”
“我们不能将这些积压的库存商品，或者说市场无法消化的商品赊给国内居民吗？”郑立辉身体前倾，提出一个在军人看来很直接的解决方案，“先让他们用起来，钱以后慢慢还。”
“在这个时代，还没有消费信贷的概念和习惯。”邓智宸笑着摇摇头，语气中带着一丝无奈，“再说了，那些大多刚从故土而来的移民，朴实而又节俭，口袋里连钢镚都没几个，你还指望他们敢以赊销的方式，购买‘过量’的商品，进行超前消费？这既不现实，也容易引发信用风险和社会问题。”
“那北瀛岛（北海道）、外东北呢？那里好歹也安置了二三十万人口，多少能消费一点本土的商品吧？哦，对了，还有朝鲜、日本那些市场，我们是不是也可以试一试。”李良问道。
“北瀛岛和外东北倒是也能消化一些商品，但那里仍处于拓殖开发阶段，也没有什么像样的工业和工人群体，移民们也是一个个都穷得叮当响，消费能力相当有限，最多购买些最基础的生活必需品。”邓智宸叹了口气，“至于朝鲜和日本嘛，我们目前还未打开他们的市场大门，根本无法销售我们的商品。除非……”
说着，他看了看李良，其话里的意思不言而喻。
“嗯，我觉得，打完西班牙人后，可以对朝鲜动手了。”郑立辉接过话来：“这个半岛王国，军备废弛，而且地形三面环海，国土纵深也不大，正适合咱们拿来练练手，磨磨刀锋。要是能将其一举征服，不仅可以为我们开辟一个数百万人口的市场，还能断清虏一臂，压缩他们的战略空间。”
“朝鲜的事，我们以后再说。”李良将话题又重新拉回来：“既然对外贸易萎缩，那财政收入是不是垮了一大截？”
“那是一定的。”邓智宸点点头，说道：“六月份的财税数据还没出来，但前面五个月的统计数据显示，政府收入比去年同期少了30%，主要是工商税和政府控股企业利润降得厉害；而支出却较同期多了35%，光军费就占了支出的六成，还有给移民的补贴、工厂的救济款，一笔都不能少。这一进一出，整个上半年的财政赤字怕是要突破五十万元，创下建国以来的最高纪录。”
“好在只是财政赤字，而不是财政枯竭。”郑立辉试图缓和一下气氛，笑了笑，“有那么多金矿支撑，我们怎么着都不会缺钱！大不了，就加大铸币规模，搞一波那个……量化宽松政策。”
邓智宸横了他一眼，嘴角露出一丝苦笑：“加大铸币量，搞量化宽松，听起来是个好法子。但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我们能不能造出更多的钱，而在于我们要如何将这些新增的货币有效且安全地投放出去，真正落入到老百姓的手中，并且让他们愿意花、敢花，进而刺激经济循环。”
“如果钱只是在政府和少数几家国有工厂手里空转，无法流入更广阔的民间市场，印再多也只是账面上的数字，甚至可能酿成大麻烦。”
“像后世那样，加大政府投资，搞公共建设，或者直接给政府公员、厂矿工人提高工资薪酬待遇，这不都能将多的货币花出去吗？”郑立辉说道：“要知道，咱们目前发行的货币可不是信用纸币，而是真正的金银货币，本身就有价值，不存在滥发的道理吧？”
邓智宸闻言，眉头皱得更紧了，他看着郑立辉，语气里带着几分无奈：“老郑，经济这东西，表面上看是‘钱’多‘钱’少的问题，其实是整个社会生产、交换、分配、消费这个‘大循环’能否顺畅运行的问题。咱们现在面临的困境，根源不是‘没钱’，而是循环的关键环节--‘市场’出了问题，导致‘钱转不起来’。”
“老邓，平日我们各管一摊，难得有机会这样深入交流。”李良温言说道，试图让讨论更深入，“要不，趁着今天凑到一起的空挡，你给我们详细剖析一下这场战争已经和可能带来的诸多经济影响，以及财政部层面，有什么成型的应对思路？”
邓智宸深吸了一口气，身体微微前倾，将文件放在膝盖上，缓缓说道：“从去年七月冲突苗头出现，到今年四月战争全面爆发，这大半年来的综合经济数据来看，形势相当不乐观。首先也是最核心的问题，就是因为外部出口市场的‘突然断链’，导致了我们内部出现了明显的‘相对生产过剩’。”
“正如方才所说，我们新华六成多的工厂产品，靠走私渠道销往西属美洲以及间接输往欧洲，小到玻璃器皿、缝衣针，大到铁锭金属，都是西班牙所需的硬通货。现在战争爆发，这条贸易‘生命线’就彻底断了。”
“工贸部那边的数据显示，国内百余家大小工厂的平均开工率从去年冲突前的满负荷运转，骤降到如今的 50%。这就是经济学说的‘出口需求坍塌’，海外出口这块直接被砍了大半，工厂的机器即使转起来，生产出来的产品也卖不出去，库存堆得比码头的货栈还高，机械加工厂的铁器、五金、纺织厂的呢绒、布匹，还有各地贸易站收集的皮毛，都快堆到仓库外了。”
郑立辉小心地问道：“既然卖不出去，不能让工厂减产甚至暂时停工吗？至少能减少原料浪费和人工成本。”
“减产能就是减就业。”邓智宸摇了摇头，“现在仅始兴就有近千名工人没活干，其他地方如分州（今纳奈莫）、广丰（今萨尼奇市）、顺德（今温哥华市）等地的情况估计也差不多。再减产，这些失去收入的工人和他们的家庭立刻就会成为需要政府全额救济的对象，反而会进一步加重财政负担。这是‘资源闲置’的死循环，机器闲着、工人闲着、产品积压，可咱们前期花在工厂建设上的巨大成本，以及工厂维持最低运转的日常费用，却一分都收不回来。”
“刚才我也粗略提到了，国内的有效需求本身就严重不足，使得内部消费市场极度不振。老百姓不是不想买，绝大多数是没能力买，或者骨子里深植的勤俭储蓄心理让他们不愿、也不敢进行非必要消费。”
“毕竟，咱们新华说到底还是一个以农业和移民拓殖为基础的小国寡民经济体。所以，在拉动经济的‘三驾马车’（投资、消费、出口）里，出口垮了，消费又先天不足、后天乏力，就像一辆马车同时坏了两个轮子，光靠政府投资这一个轮子，怎么跑都动不了，而且难以持久。”
“贸易断了一大截，生产严重受制约，那么我们的财政便出现了严重的收支倒挂。巨大的赤字风险与潜在的通胀隐忧，正在威胁我们本就脆弱而稚嫩的经济体系。老郑说我们有金矿，可以多铸金银货币，以此来补充财政，扩大政府投资。这个想法看似直接，但隐患极大。”
“我要告诉你的是，金银货币也不是‘印出来就有用’的。经济学里有个经典理论叫‘货币数量论’，其核心是说，在一定时期内，市场上的货币总量乘以它的流通速度，恒等于社会商品总量乘以一般物价水平。”
“如果短期内，咱们铸的新钱投入市场的速度，远远超过了市场上商品和服务的实际增长量，那么每一块钱所能买到的东西就会变少，钱就会‘不值钱’，哪怕它本身是金银铸的，其实际购买力也会下降。”
“历史上就有鲜活的教训。过去一百多年里，欧洲爆发的所谓‘价格革命’，就是因为西班牙人从美洲掠夺了巨量的金银输入欧洲本土，导致货币总量急剧增加，而商品生产增速跟不上，结果引发了欧洲各国长达一个世纪的、持续而普遍的物价飞涨。”
“如果我们新华现在也这样做，急于将金矿里新挖出的黄金不加调控地直接投入市场，就我们这个只有几十万人口、商品生产能力又因市场萎缩而受限的微小经济体量，根本撑不住这种冲击，后果可能比当年的欧洲更剧烈。”
“比如，去年一斤面粉 1个铜板，今年可能要 10个，这就是恶性‘通胀’。老百姓手里的钱变毛了，反而会更不敢花，经济只会更糟。退一步说，就算咱们谨慎铸币，还有个更大的问题，那就是钱未必能有效地投放到最需要的地方去。”
邓智宸说着，朝两人报以一丝疲惫的苦笑，然后继续说道：“在战前经济健康时期，市场上的货币流动链条是比较顺畅的：政府铸造货币，主要通过支付政府采购（向工厂订货）、发放军饷和公务员工资等形式投入到市场；工人、士兵、商人拿到钱后，去市场上购买各种生活商品和服务；工厂卖出货物，收回资金，支付原料和工资，进而扩大生产，雇佣更多工人……如此形成一个良性循环。”
“但现在，突然间少了美洲数百万人口的巨大消费市场以及欧洲更大的间接市场，这就导致我们的工厂一时间卖不出货，不敢要政府的钱扩产。工厂一旦无法开动起来，那么拥有直接消费能力的工人必然深受影响，而士兵都在打仗，军饷也大多存起来，不敢花，钱就堵在‘政府到工厂’这一步，流不到老百姓手里，形成有效的购买力。再多发货币也没用，这叫‘货币传导失灵’。”
“老邓，你既然把问题说透了，那如何破局，应该心里有成算吧？”李良不动声色地问道。
——
第528章 经济调整（二）
邓智宸沉吟片刻，然后正色道：“我这几天跟工贸部的老吕（原新华湾拓殖区专员吕振中）也密集碰头商讨了几次，初步厘出了一些应对措施，但感觉还不是很成熟，在这里不妨先给你们说说，听听你们的意见和建议，完善之后再提交最高决策委员会讨论审议。”
“嗯，你说。”李良顿时坐直了身体，露出一副认真倾听的模样。
郑立辉也收敛了笑容，表情变得严肃。
邓智宸清了清嗓子，娓娓说道：“我们初步提出了一个五管齐下的应对策略，即‘外拓市场、内养消费、优化财政、精准货币、调节结构”，这五方面必须协同推进，缺一不可。”
“首先，外拓市场。核心目标是为了缓解目前西属美洲市场断绝后的燃眉之急，我们需要再找几个能替代的新买家。刚才老郑说了，要打朝鲜，将其纳为新的倾销市场，从战略上看，这确实是个值得考虑的长远方向。但远水解不了近渴，对朝鲜动武恐怕要等到与西班牙人的战事告一段落之后方能提上日程，目前暂时无法解决我们眼下迫在眉睫的市场缺失困境。”
“那么，我们是不是要把目光放到东南亚，比如安南、占城、暹罗、柬埔寨等几个国家？虽然，这个地区有荷兰东印度公司与我们竞争，但他们本质上只是一个贸易垄断商，自身并没有多少工业制成品生产能力，无非就是将大明、印度、日本、南洋本地的一些特产商品进行倒买倒卖，赚的是贸易差价和垄断利润。”
“所以，我们可以设法让吕宋拓殖区和广东商站进行一番商业拓展，争取将我新华商品打入这些国家和地区。当然，我们绝不能忽视近在咫尺的大明这个庞然大物。即便其拥有强大的内部循环和自给自足的经济模式，但以其庞大的人口基数好歹也能消化吸收一些我们生产的商品，比如清晰可见的镜子、色彩鲜艳的化学染料、清洁用的香皂和肥皂、精炼的白砂糖，以及军械武器。”
“以前，我们总觉得跨越浩瀚太平洋，漫长的海路，会让我们的商品平白增加一道高昂的运输成本，会显著推高最终售价，从而在大明和东南亚市场丧失价格竞争优势。但是，我们忽略了一个事实：我们每年都需要组织庞大的船队往返太平洋，前往大明沿海地区接收移民，这些船只去程时，大部分舱位都是空的，处于未满载的状态，这本来就属于一种运力的巨大浪费和损失。”
“那么，我们为何不充分利用这些去程的空舱呢？我们运往大明的商品，在计算成本时，是不是可以大幅分摊甚至基本忽略掉去程的运价，主要只计算原材料和生产成本，加上一个合理的预期利润，然后在大明和东南亚市场以一个极具侵略性的价格进行销售？”
“如此一来，我们新华的工业品或许就能凭借其优良的品质和难以抗拒的低价，迅速打开局面，赢得一块宝贵的市场空间，哪怕这个市场很小，但也足够我们这副小身板吃饱。只要我们的商品能卖出去，换回资金，那么国内的工厂就能重新转动起来，工人就能拿到工资，国内的消费市场也能间接受益，获得一定程度上的提振。”
“嗯，这个思路非常巧妙，变劣势为优势！”李良闻言，眼中闪过赞赏的光芒，点头认可，“我们每年的移民活动本来就获得了政府的大量财政补贴，本质上是一种国家战略投资。利用去程空船运送商品，几乎相当于是免费的运力。那些空载的移民船确实可以不计或者大幅少计商品的运输成本。这件事，要立刻责成工贸部和航运司进行可行性研究，尽快拿出方案落实。”
“第二步，就是内养消费……”邓智宸得到肯定，神情颇为振奋，语速也加快了些：“我们必须要努力激活国内的消费，而如何做到这点呢？那便是要让移民们手里有钱，能主动在市场上购买所需的日常用品。”
“比如，对数量庞大且处于拓殖服务期的移民，我们是不是可以稍稍改变此前的严格管制和平均主义模式？可以考虑推行‘绩效抵扣’制度：将一些劳动表现突出、技能掌握快的移民的服务期限酌情缩减，提前半年或一年授予他们属于自己的田地和房屋，使其尽快转变为拥有私有财产和完整消费能力的自耕农。”
“或者，在他们超额完成既定垦荒、筑路、修渠等工作定额后，除了记录档案、作为未来分配资源的考评依据外，直接给予他们一定数额的现金奖励，使得这部分先进群体能率先拥有一定的现金支付能力，从而形成最初的消费市场源泉。”
李良立刻表示赞同：“这个法子好！既解决了移民的积极性和归属感问题，又盘活了一定群体的消费力，还能起到示范效应，激励后进，可谓一举多得。我们可以先选一两个条件成熟的拓殖区进行试点，如果效果显著，再快速推广到全境。”
“光是让老百姓手里有了钱，还不够，还得让他们‘敢花’，没有后顾之忧。”邓智宸继续阐述，“我们现在国家盘子小，底子薄，可能无法建立一套完善的福利社会保障体系，但可以考虑先从最基础的生存保障做起。”
“比如，由地方政府和民间团体牵头，在各大城镇设立‘民生救济公仓’，储存基本的粮、油、布、盐。万一国内民众遇到天灾人祸、疾病伤残等意外冲击，无法保障基本生存时，经核查后可向‘公仓’申领最基本的生活物资，助其渡过难关。这能极大地增强社会整体的安全感和稳定预期。”
“再比如，考虑逐步增加义务教育的年限和覆盖范围，提高对多子女家庭的补贴标准，在战争时期，可以考虑适当减少或减缓农业税费的征收额度和频率，实实在在减轻百姓，特别是农民的负担。”
“这些措施，看似是政府让利或增加支出，但长远看，都是在‘培育有效需求’，是在为社会消费能力的增长培厚土壤，让国内消费这个轮子真正能慢慢转动起来，顶上去。”
正说着，马车驶入了刚刚建起不到一年的政务院大楼前的广场。
这是一栋融合了传统和现代风格的宏伟三层砖石水泥建筑，门前矗立着高大的旗杆，新华的赤澜旗迎风飘扬。
三人联袂下了车，步入政务院大楼邓智宸位于二楼的办公室。
房间宽敞明亮，墙上挂着大幅的新华疆域图和各类经济数据图表，一张宽大的红木办公桌上文件堆积如山，旁边立着几个高大的书架，里面塞满了账册和文献。
邓智宸请李良和郑立辉在靠窗的皮质沙发上坐下，亲自用白瓷杯沏了一壶上好的龙井茶，然后拿起一支粉笔，走到墙角挂着的一块小黑板前。
“总理，立辉，我们接着刚才在路上说的。”邓智宸推了推眼镜，神情恢复了财政部负责人特有的冷静与严谨。
“第三，就是要优化财政。这不仅仅是简单的节流，更是要改变政府支出的结构和效率。”他在黑板上用力写下了“优化财政”四个字。
“当前的财政困境是结构性，收入因贸易断绝而锐减，而军费支出却因战争需要而刚性增长。我们不能像西班牙人当年那样，一味地指望金银来填补窟窿，那无异于饮鸩止渴，后患无穷。”
“优化之道在于下决心将一部分‘消耗性支出’转变为‘投资性支出’。要果断削减那些纯粹的、不产生长期回报的一般性行政开销和泛泛的补贴。但对于那些未来能产生显著经济效益、或能节省更大社会成本的战略性项目，不仅不能砍，反而要千方百计地增加投入。”
“比如，加大对北瀛和吕宋拓殖区的投入。这笔钱看起来是花在遥远的海外，但这不是浪费，而是为我们开拓新市场打下桥头堡，是‘开源’的前期投资。这笔钱花出去，未来或许能带来十倍、甚至百倍的贸易收益和战略回报。”
“再比如，投资国内基础设施建设。老郑刚才说的大规模政府投资，方向是对的，但必须精准有效，避免浪费。我们现在不是要建一些彰显政绩、华而不实的豪华官邸或者花园广场，而是要集中我们有限的人力和物力去修一些能显著降低物流成本、提高生产效率的工程。”
“比如，修建从始兴港到分州的马拉轨道，而且为未来升级为标准铁路预留空间，还要在各大拓殖点之间大力修建夯实的硬化公路网，对现有的一些港口和码头进行升级改造。这能立刻盘活国内的资源，降低工厂的原材料采购和产品运输成本，从而增强我们商品在未来市场上的价格竞争力。这笔支出，看似是政府花钱，实则是为整个经济‘修血管’，其产生的长期效益远大于投入。”
“除此之外，我强烈建议，政府可以考虑面向社会发行‘战争债券’或‘建设债券’，而不能仅仅依赖于增铸货币这一单一手段。我们可以向国内那些拥有闲置资金的商人、作坊主、乃至有一定积蓄的普通市民公开发行专项债券，明确约定利息和期限，并承诺以未来的国家税收、特许贸易收益或国有矿山利润作为偿还担保。”
“这有三大好处，首先便是将民间闲置的资金集中起来用于国家最急需的方向，避免单纯增发货币导致通胀。其次，增强国民对战争的参与感和凝聚力，让他们觉得是在为自己的未来投资，是在共同承担责任、分享收益。最后，是测试和培育我们国内的金融市场，为未来建立更成熟的国债体系、甚至证券市场积累宝贵的经验。”
李良听了，若有所思地点点头：“也就是说，政府的花出去的钱要用在刀刃上，而且要花得更为‘划算’，追求最大的乘数效应，让一块钱能撬动十块钱的效益。”
“正是此意。”邓智宸肯定道，随即在黑板上写下第二个标题“精准货币”，然后转头朝郑立辉笑了笑，“老郑在路上提到的量化宽松，其政策成败的关键就在于‘精准’二字。我们在向市场投放货币时，不能搞‘大水漫灌’，而要进行精准‘滴灌’，确保那些需要‘水份’的工厂和企业能及时获得‘浇灌’。”
“怎么个精准‘滴灌’？”郑立辉问道。
“首先，实施定向信贷支持。由财政部下属的新洲银行和新洲农业信贷银行等官方金融机构，专门划拨一笔低息信贷资金，向那些关乎国计民生、且暂时因外部市场断绝而陷入流动资金困境的骨干工厂提供低息甚至短期无息贷款，诸如纺织厂、玻璃厂、陶瓷厂、五金工具厂、皮具厂等。
“这些贷款不是白给，而是要求工厂必须维持工人队伍稳定，保障工人基本收入，或者进行技术改造、工艺升级，以提升生产效率、降低生产成本，为未来开拓新市场储备技术优势和产能潜力。这就避免了‘货币传导失灵’，让宝贵的资金直接流到了能够维持就业、保障生产、提升未来的关键经济节点上。”
“其次，启动战略性物资采购。政府可以直接出面，动用一部分新铸的货币或者发行债券所得，大规模地、有计划地采购工厂积压的特定库存商品，如呢绒、布匹、铁制农具、玻璃器皿、皮革制品等。采购来的这些物资做什么？除了部分直接补充军需，供应前线军队消耗外，还可以作为未来授予新移民的‘安家包’的一部分，既高效地消化了巨额库存，又实际上降低了未来安置新移民的现金支出成本。”
“还有一点就是，设立物价平准部门，严密监控粮、布、盐、糖、茶等基础生活物资的价格变动情况，必要时可对其进行严格管控，保护普通民众的购买力不受通胀侵蚀。”
李良赞许道：“好一个‘精准货币’。不是简单地把钱扔出去，而是让每一枚银元都有明确的去向和使命，要么保住就业，要么支撑战略，要么直接转化为战斗力或市场占有率。”
“总理总结得精辟。”邓智宸笑了笑，最后在黑板上写下“调节结构”四个大字。
“最后，也是最根本、最具长远战略意义的一步，就是主动调节我们的经济产业结构。这场战争无疑暴露了我们现行经济结构的脆弱性——过度依赖单一的外部市场。我们必须借此机会，化危为机，痛下决心，主动调整和优化我们的产业布局和重心。”
“优先发展军事工业，这在战争时期是毋庸置疑的。要鼓励甚至补贴军工厂、造船厂、火药厂扩大产能，进行技术迭代研发。这不仅是为了满足目前战争的需求，未来在和平时期，一些先进的军事技术也是可以转化为民用，成为我们工业发展的另一个引擎。”
“另外，我们要扶持进口替代产业，过去我们可能依赖从西属美洲进口大量初级产品和原料，如羊毛、棉花、可可、蔗糖（原糖）、烟草、水银、靛蓝、香草等。现在贸易断绝，反而给了我们自主发展的窗口期。我们需要投入财政资金、提供技术指导或颁布激励政策，在保障粮食安全的前提下，鼓励在适宜的地区发展上述经济作物（原料）生产，为我们的纺织厂、制糖厂、化工厂提供稳定的原料供应，减少对初级产品进口依赖，延长国内的产业链。这也能增加农民的收入，从而激活农村市场的消费能力。”
“总而言之……”邓智宸看着沙发上凝神倾听的两位同僚，总结道：“‘优化财政’是确保我们有钱花、会花钱；‘精准货币’是确保钱能流到该去的地方，不起副作用；‘调节结构’则是为了打造一个更具韧性、更能抗风险、更具内生增长动力的经济体系。”
“这三者，与之前阐述的‘外拓市场’和‘内养消费’紧密结合，五策并举，协同推进，方有可能帮助我们不仅成功缓解战争期间所面临的巨大经济困难，更能为战后国家的崛起与繁荣，奠定坚实而健康的经济基础。”
办公室里陷入短暂的沉默。
李良和郑立辉端坐不语，面色凝重，似乎都在全力消化和思考他所说的经济对策。
半晌，李良率先击掌而赞，打破了寂静：“好！老邓，真不愧是我们的财神爷！不仅对存在的问题分析透彻，更能拿出如此系统、深入且具有可操作性的应对方案！思路之清晰，措施之得当，考虑之长远，令人叹服！”
他站起身，走到邓智宸面前，亲昵地锤了他一拳，“下来后，你立即联合其他相关部门，将这些想法进一步细化，形成一份详细的战略报告，提交最高决策委员会审议。此番经济上的调整与改革，其重要性绝不亚于前线战事，我们必须也要全力以赴，确保打赢！”
——
第529章 交锋（一）
1642年7月14日，午后的查帕拉湖畔，空气中弥漫着硝烟与血腥的混合气味。
战斗的喧嚣已然平息，取而代之的是伤者压抑的呻吟和乌鸦在低空盘旋发出的不祥啼叫。
湛蓝的湖水依旧宁静，倒映着天空的流云，却与湖畔原野上狼藉的景象形成了残酷的对比。
数十具穿着西班牙军服或民兵杂装的尸体，以各种扭曲的姿态倒在青翠的草地上，深红的血迹在干燥的土壤上迅速凝固成深褐色。
一些失去主人的战马不安地打着响鼻，在战场上徘徊，鞍具上沾满了血污。
一场短促而激烈的战斗刚刚在这里落下帷幕。
几名新华军的医护兵和印第安辅助民夫正在忙碌地救助己方伤员，收敛阵亡士兵尸体。
约一百三十余西班牙俘虏，在新华军士兵的看押下，排成松散的队列，垂头丧气地朝着西北方向的瓜达拉哈拉城走去。
他们不少人身带伤痕，军服破损，脸上混杂着惊恐、屈辱和疲惫的神情。
押送的新华军士兵人数不多，但神情警惕，手中的燧发枪上了刺刀，在午后的阳光下闪着寒光。
他们不断大声催促着俘虏加快脚步，气氛紧张而急促。
因为，所有人都知道，西班牙主力正从东南方向迫近。
据侦察骑兵最新回报，敌军主力军团距离此地已不足十五公里，按照其行军速度，最多半天，就能杀到这片刚刚结束战斗的湖畔。
若是骑兵的话，怕是一个多小时便能奔袭而至。
“动作快些！磨蹭什么！想等你们的大部队来给你们收尸吗？”毛发禄朝一名走得稍慢的西班牙士兵狠狠踹去，厉声呵斥道。
他的脸颊被硝烟熏黑，额角还有一道战斗时不慎摔倒擦过的血痕，藏青色的军服上沾满了泥土和暗红色的血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