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是有些人不服，说既然是联合政府，我们为什么不能说话。结果章某某的大炮就放了，他说我们各个党派轮流执政，就像打牌似的，今天你做庄明天我做庄，毛主席说放屁。就那样出来了，就在报纸上，毛主席说收，就把这些人打成右派了，后来谁都不敢发言了。
有的右派都弄到边远的边疆劳动改造，后来毛主席想文化大革命利用红卫兵监督领导阶层有什么腐败现象，让大伙儿互相监督揭发，完了也是准备收，可是收不了了。因为这下整的是党内的，他的左膀右臂都给打乱了，文化大革命就不好收拾了。因为从来都是党整别人，没整过自己，这一整自己就不好整了。因为党内各种各样的权势都在被打倒的人手里，你给打倒了就瘫痪了。比如说搞经济，邓某某搞经济的，经济大权在他手，授衔的时候十大元帅其实都应该有他，他却没有得到。那时候一建国就让他掌握经济，邓某某脑子好，聪明，总理信得过他，就立为接班人，总理有事都是他代替。文化大革命把邓某某打倒了，经济一下子就瘫痪了，老百姓要吃没吃，要什么没什么。
工人、无产阶级掌权，我跟我老头两个人就被弄到五七干校了，也是红卫兵说了算。都是医院的红卫兵，有化验员、医生、护士，护校学生，都是两派。重庆就两派，815等于是财贸，财务和贸易，叫做财贸815，反到底的派不知道是什么背景，就是把军区的领导分成了两拨，一批属于815拥护的，拥护司令员政委，另一边是用户副司令员副政委，把整个领导机构分成两半了。一边支持815，一边支持反到底，这个省能好吗？医院也是如此，我们不是四大单位，北京都限制，医院不让搞四大，但是也差不多成了四大。结果压不住，你不让他们也写，刚起来的时候就写大字报，写我们老头子，什么火烧他，油炸他那样的，都特别狠。
他原来在上海念大学的时候，他哥哥是齐鲁大学的学生，在南京政府找事做。在跳舞当中认识了嫂子，嫂子是金陵大学外语系的，两个人后来就结婚了。那时候他们都是小职员，一个是小秘书，一个是打字的。结果嫂子怀孕了，暑假我丈夫二年级放假了，他哥突然要出差，他嫂子临产，家里没人，考虑到我爱人是学医的，就打电报让我爱人去陪他嫂子，说有动静了好送医院。我跟他恋爱期间他也没说过这件事，大字报就写着说跟他嫂子上床了，我也半信半疑的，我说这人作风怎么这么坏。不过想想也觉得不能太相信这事。
后来，我们俩都从北京调到四川了。北京304医院也是见风使舵，给领导写不敢写，就写我们这些调走的人，写了好多大字报。写我在中学的时候就生过死孩子，说我在北京念书的时候跟姐夫有染，都是这个。我们都调走了，根本看不见，也不知道啊。
就造谣，其实这也不是说完全没有根据，因为外调去了一个葫芦头子，是个普通的小干部，男孩子，内蒙人，到沈阳调查我的时候，就到我们学校调查了。
在学校时候，我班里就我们一家子三个女生，那两个女生我都叫姑姑，我是侄女。我当家有两个三爷，这两个姑姑就是两个三爷的女儿，都是住南关，我住中街。其中一个姑姑是小妈生的，大妈管得不严，她17岁怀了孩子不敢说，结果跟她姥姥说，她姥姥带她上一个私人诊所，给人家二百大洋，打了催产针。有的同学懂，看出来了，说我那个姑姑腰板粗、呼吸重，还跟我说，你看你姑姑怎么回事。我回家就跟我妈说，我妈就哎呀这么一声。这时候这个姑姑的亲妈都死了，她就到大妈的手里了。等她姥姥给人家下跪给了钱她还继续上学。
那时候满洲国都穿的海军服，上体育课我们在外边打球什么的，她就请假，说月经太多，不上课了，准备下午回家，老师就同意了。我们的教室在后院的楼里，我们女生厕不是像现在的抽水马桶，就是用水冲的，后边在学校外院有一个铁板子挡着，粪便流到后头，工人给抽走。结果她没上体育课，到四年级的厕所去了。我们体育是两堂课，第一堂课下课休息她就出来了，出来一走那个门洞，看她脸像白纸似的，都围上去说怎么了？她说月经过多，回家休息去。
那时候孩子小没注意，我另一个姑姑就给她雇了个洋车，我们都没在意这事。结果之后几天她就请假就不来了。当天我们下课回去，听见四年级上厕所的女生叫：妈呀，这不得了了。我们过去一看地上都拿笤帚扫的血印子。当时我们小不懂事，也没想到是生孩子，都过去看去了，校长也去了。老师明白了，说：别说了，我们是女校，说出去难听。
过去七八天，人家淘粪工就来抽粪，不一会儿就去找校领导，说粪池里泡一个大胖小子。大伙儿就去看，这个粪工就骂，说你们这是什么学校，厕所里还有死孩子，就轰动了。我们这个当家的姑姑，就休学了。休学以后在家里保姆就给传出去了，我父亲母亲听说了就去他们家。她妈妈不吭声，一句也不说，那个孩子盖着被子哭，留下病了，也不敢上学。
葫芦头子到我们学校，去调查说姓史的，就把这事给我扣上了，真倒霉，好事轮不着，坏事都到我头上了。
后来我们在304医院的同事，就是文化大革命想给我写信，说你知道医院里给你贴大字报写的什么，他不敢写，不敢反映。后来都是我离开后回来了，这些老同志跟我关系挺不错，就到我们家把这事说了。我妈也笑，这个运动，张冠李戴谁说到谁头上就到谁头上。我们孩子那时候又瘦又小，根本不可能。我跟我姑姑她们都不亲近，虽然是同班的同学。但她们都有钱，讲话是长辈，都叫姑。那时候我们在一个班里，有时候上公园去郊游什么的，买的麒麟汽车可贵了，她们让老妈子给送，一送送两打，她们总在一起，叫我过去，我不去。我妈告诉我别沾人家光，咱们家孩子多，你爸爸收入也少，别让老辈笑话我们。同学都说你家自己的姑姑，都带了好吃的，你怎么不去吃。我说我怕传染，她们家有肺结核。
文化大革命就是这个事，连我姑娘都说我不是她妈，说她爸爸不是她爸爸，你说气不气人。就是我大姑娘，说是自己是私孩子，不是我的孩子，把我气得都发抖，她爸爸就说别跟她计较。她跟红卫兵去又唱歌又宣传的，一天不着家的瞎跑，她爸爸说这孩子完了，那时候谁也不敢管，一管就斗你。说你是毛泽东思想老保，三反分子，你怎么办，谁敢惹？就那样稀里糊涂的。
就这样大字报，我们老头子的大字报相当多。给我弄的也是迷迷糊糊，想他到底是好的还是坏的。我们几十年在一起没吵过嘴没打过架，他特别体贴我，要是我发火吵架他就开玩笑，就过去了。可是在文化大革命，他对我有怀疑，我对他也有怀疑，就这样弄的，一个家庭细胞就分裂了，就成了原子核了，都放射出去了，到死了我也背着这个包袱。
他定期放鸭子去，我们两口子哪有功夫聚谈。后来总政下命令说，凡是身体不好的，呆在部队。他们说是总理的意思，说要保护一些老同志。家庭历史背景不好要挨整，社会关系不好也挨整，干了一辈子的工作没有功劳也有苦劳，这么整谁受得了。我那时候有点离心，我说这是不是帝国主义，还是打倒势力再反扑，故意让你分裂，让你离心离德，让你家庭团聚不得。我说这是什么事，心里特别不愉快。后来老头子在五七干校喂鸭子去了，写信都不敢写，经常就写个条，有的战士、干部回来就帮他带给我。
有一次我妈到四川看我，受不了了，我妈说：这是什么日子？在家正吃着饭，打一个行李在那放着，什么时候红卫兵来了什么时候走。行李打好放在地板上，吃饭吃着呢，来一群红卫兵，拿个铁锹把行李一挑就扔到卡车上了，脖子后放一个木头桩子，就像枪毙那样的，用纸写的打倒反革命，都放在后头，领导都这样。让老头子上车，就给拉走了。也不告诉你上哪去，都习惯了，谁也不在乎了，爱走不走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