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侵略军除了大规模“扫荡”以外，对付我们的重要手段就是“囚笼政策”和“逐步蚕食”。它以绵延的堡垒线步步为营，向我根据地内推进，使我们的根据地越缩越小。我们则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向敌伪展开了英勇的“反封锁”、“反扫荡”、“反蚕食”等斗争，把武装斗争和非武装的各种斗争方式，带至敌占区，去袭扰、打击敌人，迫使敌人自顾不暇，在推进侵略的同时不得不返回头来救援。
“两面政权”打击日军
所谓“两面政权”，是我党在抗日战争的特殊环境下创建的一种特殊的对敌战斗方式，即一套领导班子，两面对应形式。实质上是通过各种方式，安排我们共产党领导的人去当伪村长、伪乡长，或说服转化伪人员为我所用，从而形成了“两面政权”。这种“两面政权”表面上是为敌伪服务的伪政权，实际则是为我们党服务的机构，它不但能以合法的身份同敌人进行敷衍，应付局面，巧妙周旋，保护群众利益，尽量减少损失，还可以利用这些机构，完成我党我军的某些抗日斗争任务。
当时第八区的“两面政权”人员，主要是由村党支部和区委组织委派的，即由组织上选派优秀党员或可靠群众中能说会道的人担当伪区、乡、村长，这些人只是表面应付敌人，实心为我党服务。他们一旦身份暴露，就被安排离开此地到部队去。
在实际的斗争中，这些人员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比如，共产党在征收抗日公粮时，如果敌人突然进村发现了，该怎么办呢？伪村长就会说，这都是为皇军准备的，因为“两面政权”既承担抗日的赋税，也承担日军的费用，这样说没有丝毫的差错。然而，敌人一离村，立即就把征收到的公粮运往抗日根据地。这时，报道员再跑到敌人那边报告说，八路军把收到的粮食都抢走了。敌人眼看着粮食没了，只气得干瞪眼也奈何不得。
有时候，区政府为了开展政治攻势，还要特意通知各村报道员，停止向敌人报道。我们就把报道员集合起来开会，学习，我协助区长给报道员讲形势，讲任务，讲对敌斗争方针及策略。各据点的敌人多日不见报道员与他们联系，反而着急了。
一见面就急切地问：“为什么几天不来报道了？”
“八路军给我们开会，限制我们来。”报道员如实回答。
“开会？什么内容？”敌人问。
“不要问了，八路军开会，能对你们有利吗？”报道员故意调敌人的胃口。
报道员越不说，敌军就越想问，急着想知道开会的内容。这时，我们报道员才酌情开口，有的放矢地进行宣传。这样的心理斗争还是有些成效的。
有一次，正赶上晓林村的敌军炮楼没有粮吃了。敌军揭不开锅，又不敢出来要粮，他们就把锅吊在炮楼顶上，“铛铛”地敲锅，边敲边喊报道员的名字：“我们没有饭吃了，快给点粮吧。”“村里有八路，不敢出来送粮。再包涵两天，等八路军走了我们再送粮，不然，你们就自己来取粮。”报道员到炮楼边对敌人如实说。敌人尽管饿得厉害，但也不敢轻举妄动，始终不下炮楼，我们区干部经过商议，决定再饿一天再给他们送粮。
向敌人要粮
城关区的显著特点是，离城近、敌人多、风险大。在这样的环境中，要想站稳脚跟，生存发展，除了靠武器力量外，还必须做好敌工工作。城关区这方面的工作是十分出色的。
1942年晋察冀边区出现严重的旱灾，直到阴历六月二十八才落了一场透雨。据聂荣臻回忆说：“1942年，青黄不接，群众和部队都发生了粮荒。入春后，杨树、榆树长出来嫩芽，老百姓就把树叶当了主要的食粮。我们部队有的伙食单位请示能不能采集树叶，我曾要求军区政治部为此发了训令：部队所有伙食单位都不能在村庄附近采摘杨树叶、榆树叶，要把它留给群众吃，全边区部队严格执行训令，宁可饿肚子，也不与之争抢。”
“在最艰苦的岁月里，边区军民团结、官兵团结的光荣传统，经受了考验，得到新的发展。1942年财政会议期间，研究部队给养问题时，我曾做过一个发言。我讲到，部队给养困难，但是，人民群众的生活更困难，为了渡难关，部队要想方设法减轻人民的负担。讲到这里，我想起了老百姓三五成群捋树叶，剥树皮的情形，想起了被饥饿折磨的孩子，细长的身子顶着个大脑袋，出外讨饭的场面。讲着讲着，心中一酸，再也讲不下去了。平时大家都说我是能控制感情的人，但是那一次怎么也控制不住，流了泪，许多同志也流了泪。会场一片哽咽。”
当时艰难困苦的环境，更加大了我们征收公粮的工作难度。上级要求我们增加财政来源，扩大公粮的征收范围，即通过敌工干部深入到敌人据点的村、镇做工作，使之交公粮，或以钱代粮。比如，曲阳县城内家家户户都以款代粮，如此就保证了城关区都交公粮，消灭了不交公粮的白点。
另外一方面，我们要向汉奸征公粮。
地处城关区的人民群众常被敌摊派、勒索敲诈，终日饥寒交迫，生活十分困苦，抗日根据地政府的经济更为困难。“敌人抢我们的，我们为什么就不可以‘抢’他们的呢？”在一次区委干部的会议上，作为财政助理的我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郑区长听完沉思良久，觉得言之有理，我们要在“抢”字做文章。于是，我们就开会研究，如何解决财政困难，如何向敌人开展抢夺战，经过研究，我们制定几条方案。
第一点，变“两面负担”为“一面负担”，即把向敌人负担的粮都“抢”过来。我还记得，我们杨家庄村就有过这样成功的经验。
有一天，日本鬼子到村里要粮食。村领导一方面给敌人征粮，敲锣通知各家各户交粮，收粮记账，另一方面通知区小队设好埋伏，准备抢粮。敌军的汽车装好粮食就往城里运，一路上，敌军都满心欢喜，想着就要满载而归了。万万没想到，离城只有一公里的时候，竟然有早埋伏好的区小队杀了出来！他们出其不意地冲向运粮车，威逼敌人交粮。打伏击战可是区小队的拿手好戏，更何况押送运粮车的敌军在路上已经喝得醉醺醺，这时候，只有乖乖缴械投降的份。坐上运粮车之后，区小队员又冲着县城方向打了一阵枪，甩了一些手榴弹，迅速地结束了战斗，然后队员们就高兴地唱着歌，运回了公粮。
这之后，杨家庄村的报道员再到曲阳城跟日军报告说，要粮的十几个兄弟和两车粮都被八路军在半路上截走了。敌人气得直跳脚，但也无计可施。这就是所谓的变“两面负担”为“一面负担”。
第二点，向曲阳城内的敌伪商号店铺征收公粮。谈到这个议题时，我们大家都不约而同地把目光投向了敌工模范付银柱。付银柱做敌工很有经验，很有成效。他也因此被敌军列为了缉拿目标。敌军规定：凡捉拿到付银柱者，封官加冕，悬赏万元。由此可见付银柱的工作效果显著。付银柱见大家都看着他，立刻心领神会，欣然接受了任务。他表示，他过去曾有过类似的做法，让汉奸的店铺交过税，这次要他们交公粮也一样可行，而且以后要形成制度。
第三点，就是武装截粮。那时候的粮食是战略物资，也是敌我双方争夺的焦点。我们一旦发现敌人有运粮的情况，就迅速组织武装力量，在路上实行伏击战截粮。这是一种很重要的斗争形式，取得了不错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