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道真让凯申公来个掩耳盗铃，装作没看见那些愈演愈烈的匪患么？
所以还是得想办法解决才是，这次迫于英国人的坚持，国军不得不将主要兵力集中在了长江以南，以期“光复振兴”各国洋行和江浙买办的经济大局。
但考虑到其他匪区潜伏起来的獠牙，常凯申也知道肯定不得不防，问题是他现在除了派出少量嫡系辅以大批杂牌在匪区外围修筑工事之外，已经找不出其他更好的法子了。
一切都是实力不济的结果，如今国军兵力百万，看似雄厚，但财政的拉胯让其成了一只瘸了腿的“侏儒巨人”，何况这种近代军队的连一战水准都达不到，想以同等规模对阵红军，简直是痴人做梦。
常凯申之前几年的“剿匪大业”其实已经间接地证明了这点，还是那句话，哪有匪越剿越多、越剿越大的道理。
如今掀起了这场声势浩大的剿匪战争，与其说是毕其功于一役，不如说是常公的自救罢了。
当然，无论是常公自己还是西方列强，对整个局势的理解并没有上面分析得那么到位，在这些反动派的固有印象中，他们仍然走在一条前景广大的康庄大道上。
否则现在英法等国要么是继续向国府下重注，要么就干脆想办法和土共勾搭上，哪里还能摆出一副稳坐钓鱼台的架势。
对此常公也是相当纠结，他既担心出现最不期望的结果，又怕被洋人发现他的虚实后直接放弃对其的支持。
同时常凯申也在心里不断地暗示自己，赤匪固然是心腹大患，但以国府和国军的强大，一定能够取得最后的胜利，过去这些年不都是这样过来的么，些许挫折，不值一提。
就是这般既纠结又坚定，还带着些许恐惧的心态，让常委员长最后终究和千方百计想和他勾搭起来的日本人碰到一块了。
至于冈村宁次，他这个少将在此时不过是充当一个信使而已，还没有后世担任华北方面军司令官时的风光。
不过和常凯申类似，此时的冈村宁次也已经认识到了赤党的可怖，并成为了如今日本军方中“联常剿赤”派的典型代表。
32年，时任上海派遣军副参谋长的岗村大佐，参与指挥了一二八事变，并在同一年奉命转赴东北，出任关东军副参谋长。
在关东军就任的这两年里，岗村一直面临的正是所谓的“匪患猖獗”的困难局面。
而日本人口里的“土匪”，其实就是指东北各地的抗日军民，并且根据关东军方面掌握的情报，这些势力的背后十有八九都有赤党的影子。
对此，冈村宁次将“治安”问题列为首要任务，上任的第一年便给军部打报告，要求增派援军，然后设法通过“满洲国”政权加强所谓“法制”建设和地方武装建设。
像是收买土匪、招募伪军、建立“谋略部队”为日军作炮灰等等手段，也是从岗村这里开始步入正轨的。
不过即便如此，关东军在土共手下还是吃了不少的亏，就其损失而言甚至仅次于国军，说其对支那赤党恨之入骨都是简单的了。
当然，东北不同于关内，日军也不同于国军，如今的抗日民主联军斗争环境绝对是整个土共武装序列中最为艰巨的，能够在黑山白水之间维持存在就已经很不容易了。
只是日本人并不这么看，在他们眼中，自九一八之后，满洲一地已经基本成了帝国的殖民地，卧榻之侧哪容他人酣睡，哪怕有一支赤党游击队在活动，关东军都难以忍受。
更何况，东北的赤党武装就已经很难对付了，将来若是攻入关内，以如今支那赤党遍布全国的势力，帝国想要吞下支那本土岂不是更加棘手。
于是在日本军方之中，尤其是关东军内部，渐渐出现了所谓的“联常反赤”派，主张对金陵政府保持友好，甚至在一定程度上与其结成盟友，等到双方合力剿灭赤党之后再谈其他。
说来这一派的影响力其实相当有限，毕竟在本土那些大人物的印象里，支那赤党还是一群盘踞山林的匪徒，与一整个大陆的丰厚诱惑相比，还不足以拦住他们的脚步。
不过这时的日本不像历史上“二二六”之后那样，朝着一条死路猪突猛进，文官阶层中仍有不少人认识到了国家的空虚，主张缓和扩张和对夏友好，所以两边很快就凑到了一块。
虽然大家互相之间都知道，对方肯定不是自己人，将来势必要分道扬镳，但政治就是政治，一切看似不合理的地方都有其存在的道理。
此次岗村宁次打着日方顾问的旗号，来到常凯申在洪城的行营，正是这股新兴势力暗自推动的结果，甚至其背后，还有部分陆军大佬的身影。
虽然打心里看不起那些“软弱的家伙”（指岗村等人），但陆军更加痛恨的，还是英法米等国在中国内务中的插手行径。
原本日本和常凯申达成的双方合作，其实在一定程度恰好切合了各方派系的需要，既能“对夏友好”，又能“拓张势力”，还能"剿除赤党"，因此很快就得到了军部和文官的大力支持。
但西方列强的入局彻底打破了日方的幻想，让关东军趁机染指华北的筹谋还没开始就宣告结束，对此军部那些家伙哪里能够忍得住。
于是这才有了日本人与常凯申的暗中联络，两边恰好臭味相投，互相需要，很快便达成了让双方都感到满意的结果。
当然，具体的谈判肯定不用常凯申亲自出面了，他接见岗村宁次不过是表明一个态度而已，或许在常公心里，还存着利用完日本人之后就立马丢掉的心思。
想要经营好一个国家，又是如此一个积贫积弱的国家，常凯申也可谓是“呕心沥血”了，要数夹在列强各国的缝隙中，在一排鸡蛋上跳舞的功底，那还得属常公厉害。
夜里，常凯申在那本日记中再次写下了一段他在过去几年，曾反复提及的一段话：“中国亡于帝国主义，我们还能当亡国奴，尚可苟延残喘；若亡于土共，则纵肯为奴隶亦不可得。”
反复默读了好几遍后，常凯申的心情这才逐渐地平复了下来，再次深吸一口气，他自然也知道自己是在钢丝上漫步，但已经到了这个地步，早就别无选择了。
欧美列强肯定是要拉拢的，日本也不能直接推开，为今之计，就只有尽早剿除赤匪，这样国家才能有安定生息的机会，想着这些，常公终于进入了梦乡。
只是已经沉睡下去的他根本不可能明白，土共又岂会让反动派们得偿所愿。
军事上的行动还在其次，如今湘赣闽粤根据地已经成功将敌人大部队牵制住，只需再耐心等待些时日，便是红军真正下场的时候。
而在此之前，土共也不介意先上一盘开胃小菜，在其他领域给予国府一次深刻的教训。
就在上个月，大洋对岸的美国通过了臭名昭著的《购银法案》，授权财政部在世界市场收购白银，直到白银价格达到每盎司1.29美元或者财政部白银储备的价值达到黄金储备的1/3。
这部《购银法案》加上去年6月列强签订的《伦敦白银协定》，彻底给此时中国的银币体系宣判了死刑。
可是在这场极可能对本国经济造成致命打击的危机面前，国府表现得极其迟钝，似乎并不急于采取什么应对举措。
在过去整整一年的时间内，国府都保持着“静观其变"的态度，甚至今年2月《申报》还专门报道：
“外报载我当局因美银价值猛涨，我禁止白银出口之说，据财部某员云，美银价高涨，无损于我国，外传将禁止白银出口说，部方尚无此举动。”
但是银价上涨到底意味着什么，这时的国府官员或许并不清楚，来自后世的程刚哪里还看不出来。
打个不恰当的比方，眼下白银之于中国，恰好便是广场协议后的日元之于日本，都是帝国主义用来收割弱国的手段罢了。
可惜的是，在一整个资本世界面前，土共还是太过弱小了，以各根据地尚且弱小的经济体系，尚不足以阻碍历史大势的发展。
但可以肯定的是，果统区在经济大潮面前承受的损失，势必要远高于苏区。
前不久土共对未来一年的预测里就明确指出，在出口疲软、进口暴增的背景下，原本于大萧条中还可以勉强生存的民族企业，很可能将要成批宣告破产。
而在沿海工厂大量倒闭、工人失业的同时，却是倒买倒卖白银的买办和洋行吃了个饱，如此激烈的社会矛盾，也足够金陵政府吃个饱的了。
第五百零三章 白银法案与货币战争
当时间进入下半年之后，南方多省仍然被战争的阴云所笼罩，东北的抗日武装依旧勉力维持着自己的存在，而西北的狂风暴雨似乎已经开始酝酿。
倒是这时的上海，还是如之前那般鲜花着锦、烈火烹油。
美国魔术大王“邓脱灵魔团”正在造访卡尔登大戏院，增添冷气设备并装潢一新的金城大戏院，则正上映着联华公司出品、楚蔡生编导的《渔光曲》。
石路三马路口“无福绸缎局”打出了低价贱卖广告，推销它的各色粉影绸、安琪皱、蝴蝶皱，还有辣斐花园跳舞厅，高尔夫球场开幕，以及新雅粤菜馆冷品上市。
就连《申报》上头，都整版刊印中法大药房发行的“龙虎人丹”，此外中西大药房出品的“明星花露水”广告也十分醒目，一切看起来是那么的繁华和“美好”。
唯一让人有些皱眉头的事情，则是在《申报》的另一版上，上海减租运动委员会发出了一份名为《减低房租运动今日起总动员》的公告：
“本市的减租运动，近来已高唱入云。照目前的趋势，减租问题，已成为社会一最严重的问题了……
住在上海的一般市民除少数地产阶级和资本家外，无一不在含辛茹苦中求生存，而平均日常生活费用，房租一项往往占百分之三十或五十……
于是一般市民和商店，都不能继续担负此过高之房租，便发生了减低房租的要求。而减租运动会，便日益扩大起来了。”
只不过这些住在“亭子间”里的社会中层们，却根本不会想到，这场从去年开始就在潜移默化发生的物价上涨，最后会给整个社会带来什么变化。
大家偶尔闲聊的时候也会聊起，如今银元突然变得紧俏起来，连带着市面上的那些西洋商品，都看起来没之前那么贵了。
或许有的人怀着便宜不占白不占的想法，还会想方设法多置办些放到家里，以往吃不起用不起的洋食洋布洋百货，现在都可以买来尝尝鲜。
但有人欢喜有人忧，对此感到不对劲的群体，自然要数江浙沪一带的工厂主，以及经营国内土货的出口商人了。
春江水暖鸭先知，银价上涨首先影响的就是农产品的价格和销售，如今中国以棉花、小麦、糖、丝以及大米在内的初级农产品市场，已经出现出了崩溃的预兆。
作为货币的白银升值之后，中国商品以当地货币计算自然要更加昂贵，所以出口市场日益萎缩，而竞争却愈发激烈，经营者不得不持续降低出口价格，以换取现金流。
可反过来的是，国外生产的农产品却因为价格更有优势，大量涌入国内，进一步冲击了国内的农产品市场。
这一结果的后续影响便是造成农村地区的资金荒，因为农产品价格缺乏竞争力无人购买，于是地主阶级的流动资金便开始从农村涌向城市。
同时，现金的流失使得农村金融系统逐渐崩溃，要知道此时底层农民的生产生活，可是严重依赖于地主发放的小额贷款。
暂且不论这种剥削方式有多险恶，当旧社会下主要的再生产链条破裂之后，从沿海到内陆，大批果统区的农业生产不得不陷入停滞。
然后，一切都进入了越来越猛烈的恶性循环之中。
农村垮塌，以棉花、蚕茧为原料的城市工业同样得遭遇麻烦，作为此时国内城市的主要经济支柱，纱厂和丝厂的经营日渐困难，一些规模较小、资本又不够丰厚的工厂，甚至已经宣告倒闭。
很少有人能够看得出来，这实际正意味着经济危机的爆发，在最后真跳下悬崖的那一刻之前，没人会觉得自己正朝着死路猛冲。
农村和城市工业的衰退，导致有限的资金在国内找不到获利的机会，随即冲向了两个方向，房地产，以及外流。
自打进入30年代之后，上海租界的房地产市场就以惊人的速度增长，土地价格上涨，建设蓬勃发展，外滩旁那座今年建成的百老汇大厦，便是这一现象的典型代表。
过热的房地产投资加上投机性的交易，地产价格抬升，已经远远超过了企业与个人能够支付的租金水平，上海市民发起的减低房租运动，不过是其中极小的一个片段而已。
反应最为敏捷的，肯定是早早见识过经济危机的在华洋人，他们开始有计划地向外转移资产，连带着一部分中国富人也跟着大量购买外汇，将手中的盈余资金寄往国外。
于是，人们开始撤回他们放在银行的存款以及贵金属，而外商银行也开始限制甚至是直接拒绝签订以房地产作抵押的贷款。
在这种金融环境下，那些依赖于贷款现金流的私营企业，也出现了一波又一波的倒闭浪潮。
“这就是29年经济大萧条的余波传达到国内的征兆，之前果统区那点掩盖在虚假繁华下的好日子，已经到头了。”
这天，在与彭拜的交流中，程刚一边看着桌上摆着的几张过期报纸，一边毫不客气地对这一现象做出了定义。
所谓的“黄金十年”无非如此，即便没有他的出现，未来几年国内也将出现极为严重的经济危机，而在苏区崛起的当下，果统区的日子无疑会更加难过。
为了应对这次危机所带来的影响，同时也为了抓住这背后的契机，土共在过去几年里可是做了不少准备，具体到华南局这边，作为一把手的彭拜自然非常清楚。
所以他只是肯定地说道：“嗯，中央的几份文件我已经看过了，这几年江浙一带的经济确实非常活跃，现在危机一来，怕是得有不少人得倾家荡产吧。”
说到这，彭拜稍稍停顿了会，然后摇摇头继续讲道：“正应了你上回说的那句，看他起高楼，看他宴宾客，眼看他楼塌了。
好在我们根据地内部已经基本废除了白银的货币属性，除了出口土产受到了点影响之外，其他倒是没什么大问题。”
从明代以来，因为美洲银矿的开发，大量白银流入中国，从此民间开始自发地使用白银作为支付工具，世界各地涌进来的银币在市场上广泛通行。
这一状态一直持续到大萧条爆发，当时中国已经成为了全球唯一的银本位国家，至于其他国家则都是清一色的金本位。
不过恰因如此，在大萧条刚刚开始的时候，与外界相对独立的中国金融体系并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
反而因为银价下跌，使得大量白银流入中国，造成了货币贬值、物价上升，也就是小幅度的通货膨胀。
同时还因为国际购买力降低，进一步促进了商品的对外出口，以及国内轻工业的发展。
于是在多重因素的影响下，国内的经济变得愈发活跃，生意繁荣，资金流动极快，挣钱这件事，看起来似乎越来越简单了。
中国好像因为自己的独特，在当时混乱的世界形势中一枝独秀，进入难得的景气时光。
但在土共内部的学习资料中，却直接将这一阶段描述为：“通货膨胀与自由放任的年代”，并且紧跟其后地作出了预言：
虽然其他国家不使用白银，可白银作为一种商品仍然在市场上交易，所以随着其他货币的变动，危机迟早都会传导到中国。
尤其当各国为了挽救大萧条造成的经济衰退，纷纷选择放弃金本位，进而让本国货币贬值以增强出口竞争力的时候，中国就更不可能独善其身了。
在过去几年里，这些预言哪怕主动放到沿海的大城市里宣传，实际都没有几个人愿意听，繁荣的假象蒙蔽了大部分人的双眼，所以土共只是在默默地积蓄着力量。
像是彭拜这种背叛旧阶级的同志，在果统区自然还有不少亲友，这几年虽然断了联系，但他也尝试过间接地与其中一些可以争取的人士联络。
当然，这肯定是在上级允许甚至鼓励之下进行的，目的无非是为了争取更多的支持，不过就目前而言，愿意听土共说“丧气话”的人不多，所以彭拜才会摇头发笑。
不过要说起来，国内也并非没人响应土共的宣传，比如前不久正式在陕南做起实业的范石升，在上过一堂土共内部的经济课之后，就对这些文章拍案叫绝，并彻底改变了自己对这个政党的固有印象。
“楼塌了才好重建嘛，现在的情况是旧的银元体系马上就要崩溃了，估计不是明年就是后年，国党肯定要推出法币，到时就得看是他们的法币厉害，还是我们的人民币强咯！”
把报纸随意地放在一边，在确定历史轨迹如自己设想的那样发展，甚至还要更加剧烈之后，程刚总算是放下心来，而且还有余兴拿出口袋里的几张崭新钞票弹了几下。
早在井冈山时期，利用程刚支援的冲压设备以及缴获的大量白银，湘赣边界政府就有发行过专门的井冈山银币。
不过那种初级的金融手段，在红四军转移至赣南之后就开始逐渐停下来了，取而代之的是一整套极为复杂的金融体系。
在苏区中央银行行长李润民的领导下，苏区央行从发行“盐票”开始，逐渐尝试推广人民币(当时“盐票”的正式发行名称为“商业流通券”，类似的还有布票、粮票等)。
无论是各种票券还是现在愈发被地方群众所接受的人民币，说白了其实都是一种基于商品的等价物，支撑其信用的并非金银贵金属，而是根据地内实实在在的生产力。
仅从这一点来说，自这一体系建立起来后，苏区的金融水平其实就足以碾压果统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