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亭之上有里，里之上有乡，乡之上有县，此为郡县制之基础。”桑虞出身世家大族，本身就有很坚实的文化底子，身在高位肯定也没少观看典籍，对于郡县制肯定不陌生，几句话就将郡县制的体制讲了个大概，后面才说：“先汉比秦疆域更大，早期缺乏地方官员，难以办到如秦将行政权利下到基层，后又置州一级。”
西汉早期是执行无为而治，就是放任县以下自行发展，不搞频繁征发徭役的事，用最大的程度做到让百姓休养生息。汉孝文帝和汉孝景帝统治期间，汉帝国的确从争霸时期的破败，还有后面的清除诸侯以及吕氏之乱中恢复过来，人口也是在那一时期增涨最快。
一直是到刘彻开始收拢权力之前，汉帝国的乡野基本就是各种游侠撒野的欢乐园，在乡间游侠的话可是要比官方人员有用得多。对于刘彻这么一个强硬的皇帝来说当然不允许，搞了几次针对游侠的“严打”，才算是将乡野的控制权重新归拢到官方。
对了，“州”这一个行政单位就是在刘彻当政时期搞的，背景是为了加强中央集权。他在元封五年（公元前一零六年）首创部刺史制，将全国分为十三个监察区。监察区的名字就取名为州，一州的最高长官叫刺史。除十三个州之外，另在三辅（京兆、右扶风、左冯翊）、三河（河内、河南、河东）、弘农七个郡设立司隶校尉部。所谓的司隶校尉部是与州同级，由中央直辖，主管京师附近地区，与十三个州合称十四部州。
“州”虽然是西汉时期搞出来，但西汉的州只是监察区，还不是真正的行政区域。真正的行政区域还只是郡、县两级，郡太守直接与中央政权联系，不必通过州一级。
州是到了东汉末年才由监察区真正变为行政区，成为郡以上的一级行政区划，形成州、郡、县三级制。全国仍为十三个州。这个制度前后延续了四百年左右的时间。
蔡优拿疆域图去找刘彦本身就是与众同僚商议过的事情，之前是做了很多的史料查阅，更没少进行沟通，不可能不知道州成为真正的行政区是在什么历史背景之下。
东汉末年之所以州变成真正的行政区，是经过黄巾之乱，中央的权威是下降到历史的谷底。州变成了真正意义上的行政区，恰恰就是后面各诸侯并立的主因。
“臣以为，可以将州的辖地缩小一些，划分出更多的州。”桑虞的建议是建立在避免出现某个州实力过强的前提。他见刘彦依然专注听着，就继续说：“或可两三个郡设一个州？”
刘彦很满意众臣的态度，为了避免地方实力过于膨胀，行政区肯定是不能太大，该是在合理的前提下尽可能地缩小。
事实上到南北朝时期州的范围就一直减小，会这样当然是中央忧虑州的范围过大形成不稳，于宋（刘裕）和魏（北魏）南北对峙的时候，当时南北合计起来就增加到将近六十个州。到南北朝末期，州更是达到了夸张的三百多个，实际上这个时候的一州之地都没有先汉的一郡之地大。
“要不，就废除掉州？”徐正见所有人看过来，大大咧咧地说：“直接恢复到秦时的郡县二级制，不就得了。”
那一刻，蔡优和桑虞直接用手捂住额头，庾翼等人是面面相觑，刘彦则是依然面无表情。
别说，到了杨广统治大隋时期，州还真的就被废除，又恢复到秦帝国的郡县二级制了。
“看我做什么？”徐正理所当然地说：“先汉末期设立州，搞了个州牧各自拥兵自重，才有了后面的诸侯割据和乱战。杀来杀去最后中原成了胡虏的牧场，不废弃留着再重现诸侯乱战的局面啊！”
这一刻，就是有再多的话谁也说不出来，州的辖地太大，还真的是实打实的隐患。
刘彦倒是想到一个解决的办法，就是军政分离，但实际上依然是治标不治本。他甚至都知道无论行政区怎么划分，只要统治者搞得天怒人怨，怎么划分行政区都无法避免野心之辈增强自己的实力，体制就是最大限度防止出现那种情况罢了。
现在搞军政分离？那是真的在搞文武分家，以后从文就只是从文，该从武就一头陷在从武之上，再有和平的时间久了，势必是武将的地位一再降低，免不了就是两宋和有明一朝的那种局面，文官肆意爬到武将头上拉屎撒尿，那可别怪武将不卖力，甚至是国战争先恐后投降敌国。
想要最大限度的中央集权，真真就不需要“州”这一个行政单位，真正意义上恢复秦帝国的郡县二级制的确是一个好选择，前提是有足够多的行政人员。
看各朝各代，真的就是秦帝国对国家基层的掌控力最高，但也仅限于忠心于中央的行政人员足够，后面灭掉六国，大批的六国人员为官，他们一旦对中央没什么归属，哪怕是郡县二级制也是玩不转了。
所以了，刘彦该选择的是什么样的行政区体系能够最大程度减少风险，可实际上最重要的还是官员和百姓不和中枢离心离德。
【后面的朝代先后将州的范围不断缩小，甚至是出现废除州这一级的事，这样做肯定是有道理的】刘彦一边看着徐正以一对多的互怼，一边想着：【废除州这一个行政级别既然有道理，那就废除掉。】
真实而言，刘彦还是比较习惯现代的行政区划分，但他知道每个时代都有适用于自己的制度，只能是用无数先人吃过的亏来当教训，真不能生搬硬套，要不然他对现代军制最习惯，怎么就没直接搬过来。
后面众臣的争论有了结论，那就是取消掉州这一个行政级别，可又陷入该不该恢复秦帝国的郡县二级制的争论中去。
第639章：读书就是为了当官啊！
“军中的别部司马在非战时皆有文化课，虽说不是学富五车，可并非文盲。”徐正是支持恢复到郡县二级制，他对一些人所讲行政人员不足够是嗤之以鼻：“又不是没有军方退役将士任命县令的例子。”
汉国的疆土扩张速度非常快，一直是行政人员缺乏状态，有那么一段时间的确是扩张一地，该地直接由军方进行军管，可以说军管制度十分有效地稳固了新占领地。
乱世用重典是被视作理所当然的规则，军管可以让历经战乱的地区很快平稳下来，可是在民政建设上面就很难有太多的建树，毕竟军方看待事情的眼光是与地地道道的行政人员有区别的。
“可以查阅文牍的嘛！”田朔刚才只是说了几句就被一阵喷，有点不服气地说：“由军方退役的县令治理地方，和经过考核上任的县令，对于民生复苏的差距摆在那里。”
刚才徐正是一对多的怼，得益于军方的强势对喷起来一点都不发怵，有些说不过的地方就靠吼，多少是让身在文职的人有些不想与之胡搅蛮缠。
汉国目前在籍的县有九百六十七个，从三万左右的人为一县，到三五千人为一县，是看地区进行分布。在县的划分上面，依然是根据传统来进行定位，如三万人左右的县是定为“上县”，超过五千至不到两万人左右的县为“中县”，五千人以下则为“下县”。
除开在籍人口多寡之外，怎么来定义县的级别还看经济与产出，不过一般情况下产出不足没有粮食养活太多人，基本上也就没有太多的人口，完全依靠人力来生产的年代，以人丁的数量来区分县的级别，虽然粗糙却还是比较靠谱。
徐正立刻就郁闷了。
军管区就只是为了恢复平稳，一切是以治安为首重，该地基本也刚从战乱中平息下来，哪怕是有心恢复生产也要有个时间过渡。总得来说，但凡是军管区民生就正常不到哪去，谈个鬼的税收贡献和粮食出产。
由军方人员任职的县，不说没有发展得很好的县，可是总体的数量上对比起来，发展起来的县还真的不多。
术业有专攻可以解释一切。
正统的文官学的就是怎么治理地方，应该做些什么事情来使民生得到恢复，随后又怎么来进行生产，都是经过系统化的学习。可就是这样依然不缺什么玩意都不懂的文官，或是懂但是无法灵活运用的文官。
军方人员学的是战场知识，怎么去弄死更多的敌人才是本职，对于民生知识肯定是缺乏。不能说没有存在个例，比如懂得怎么治理地方的军方人员，可绝大多数肯定是对治理地方感到陌生。
徐正身为太尉决定了一件事情，身在其位就得维护军方，将士退役之后到地方官系统发展是很难得的一个退路，说什么都不能失去。所以哪怕是知道大多数退役将士不适合担任地方文官，他依然不能承认。
目前汉国的军方……，不，应该说是刘彦建立势力以来，军方无论对内对外都是无比的强势，包括田朔在内很多文职的官员有很多话可以呛徐正，可他们是真的心有顾忌。
“退役的别部司马可以担任县令，觉得自己能够上阵杀敌的县令可以到军方担任别部司马啊！”徐正撇着嘴很没意思地说：“国朝又没限制不能转职。”
说了，现在就是一个文武不分家的年代，传统教育是文武并重，但凡是出身不错的人，他们在习文的同时不会将习武放下，只是家风选择更倾向于文或武，像是琅邪王氏“自废武功”还真的是个例中的个例。
以当前的岁月而言，习武又比习文条件限制更少，至少只要身体营养跟得上想要强身健体有那个基础。学文就真的是困难程度比较大，会这样是获取知识远比获取食物难上千倍万倍。
刘彦见徐正已经有些招架不住，慢斯条理地说：“军队可以组织学习，该方式是不是可以应用到其它方面？”
后世学习班可真的不要太多，天朝还搞过针对中老年人的夜校扫盲运动，先不讲干那些事情是不是形式主义之类的，可真的是有效果啊！
汉国还是延续先汉的举荐制度，却是要经过一番考核，初步有了科举的影子。就是刘彦很迟疑要不要搞科举。毕竟现在虽然是世家抬头的岁月，可汉国并不是一个世家能够撒野的国度，他所知科举之所以被执行，是世家膨胀到无法遏制的地步，科举是引入寒门来对抗世家，但实际上一开始的科举所产生的那些人也基本是被世家高门吸收当走狗。
中原历经数十年胡虏肆虐，除了那些底子深厚又投靠胡虏的家族，要不然知识份子不是南迁就是死亡，搞科举得利的是长江以南，刘彦真的要执行科举取才制度，南方是会非常高兴，可北方就真的会跳脚。
搞国民教育是一个方法，问题是刘彦哪怕真的要搞，估计是没有多少人乐意将自己家的知识拿出来公布，甚至也不会有多少人愿意当教师。
识文断字的人在华夏的封建王朝……基本是作为官员后备役，在先汉时期读书不一定是为了当官，可是到南北朝之后读书就真的只是为了奔着当官而去。
汉国极度缺乏地方官，只要识字又在籍，都是有机会成为官员，能够当官又有多少人乐意去当没什么权力的教师？
“推行文风？”桑虞对这个很感兴趣，听了一会师资难寻的话题，插话说道：“一族之中有人当官，家中必有未出仕者，可使之。”
刘彦一听倒是个办法，不就是捆绑制吗？一个家族有人在朝为官，那更要为国分忧，派出家族子弟成为教师。他也想到了另外一层，在这个尊重知识的年代，学生是拿老师当亲生父亲看待，桑虞肯定是抱着一些目的。
南北朝之后，大隋是有多次科举取才，可是科举真正成为制度是在大唐。
李唐的科举制延续杨隋，一开始所遭遇的抵制非常严重，还是李世民强硬推行，门阀世家见无法抵制，他们改了一个策略，是插手科举。不但是门阀和世家在乱搞，其实李唐宗室也搅和进去，谁想要中举就必须得到他们的赏识，一种递卷的自荐的风俗就形成。结果李唐初期的科举根本就没什么公平性，科举选出来的官员基本不光是为国效力，身份背景也肯定是某个谁的门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