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1977年8月的一篇报道，标题是《邓XP同志谈教育战线的拨乱反正》。
文章被红笔圈出了几段，旁边有小字批注：“知识分子的春天来了”“教育要面向现代化”。
“怀民！是陈老师！”李文斌忽然激动地低呼。
陆怀民收回目光，看见陈卫东就在一楼楼梯口，正和几位干部模样的人说着话。
瞧见他们，陈卫东眼睛一亮，快步迎了上来。
“来了！路上还顺利？”
“顺利。陈老师，这培训班……”
“是我向县里建议的，学员都是各公社推荐上来的好苗子。”陈卫东压低声音，语气里带着欣慰：“总共一百二十多人，分了三个班。你俩在二班，我当班主任。”
他一边引着两人往里走，一边细细叮嘱：
“先去里面领资料，八点开班仪式，教育局刘副局长亲自讲话。九点正式上课，上午数学，下午语文政治。中午歇一个钟头，自己带了口粮吧？馆里供应开水。”
所谓教室，其实是文化馆一楼临时腾空的大厅。
原来的展览柜靠墙堆放，中间密密麻麻摆了几十张长条木凳。
没有课桌，每人发了一块薄木板垫在膝头权当书写板。
黑板倒是新的，墨黑墨黑，还没写过字。
“条件简陋，大家克服一下。”陈卫东说，“要紧的是接下来三个月，咱们脑子里要装进去的东西。”
陆怀民和李文斌在前排找了个位置坐下。
陆续有人进来，长条凳很快坐满了。
八点整，一个五十多岁、头发花白的男人走上讲台。陈卫东介绍，这是县教育局副局长，姓刘。
刘局长没拿讲稿，双手撑着讲台，目光扫过全场。
“同志们，”他的声音有些沙哑，但很有力，“今天，我们聚在这里，是为了一个共同的目的——学习。”
台下鸦雀无声。
“我知道，你们中很多人，已经很多年没坐在教室里了。我知道，你们要干活，来这里不容易。我知道，有人质疑，农民学这些有什么用？”
他顿了顿，声音提高了一些：“我今天告诉你们——有用！太有用了！”
“国家要发展，民族要复兴，靠什么？就靠知识，靠人才！你们现在写的每一个字，算的每一道题，都是在给咱们这个国家的明天，添一块砖，加一片瓦！”
掌声响起来，起初零星，随即汇成一片。
陆怀民跟着鼓掌，心里却想起那句：“知识是民族复兴的火种。”
刘局长继续讲：“这次培训，可能只有两个月甚至更短。时间紧，任务重。但我希望你们记住——这两个月，可能会改变你们的一生，也可能改变很多人的一生。”
“因为你们学到的，不只是怎么考试。你们学到的，是一种精神——不甘落后、奋发向上的精神！这种精神，会从你们这里，传回你们的村子，传给你们的家人、朋友、邻居！”
“所以，珍惜这个机会。拼上一切，去学！”
掌声再次雷动。
有人眼圈红了，有人攥紧了拳头。
第10章 摸底测试
开班仪式结束，数学老师走上讲台。
是个四十多岁的女老师，姓孙，戴着一副厚厚的眼镜。她没废话，直接开始讲集合。
“集合的概念，是高中数学的基础。什么是集合？就是把具有某种共同性质的事物放在一起……”
陆怀民翻开笔记本——是用废账本钉的，纸张粗糙，但足够写字。
他认真地记着。虽然这些内容他早已烂熟于心，但他还是记，一字不落。因为他知道，这些笔记回去后要给仓库里的人看，要给晓梅看。
孙老师讲得很快，但很清晰。从集合到函数，从一次函数到二次函数，三个半小时的课，内容塞得满满当当。
偶尔有人举手，她总是耐心停下，细细讲解。
但更多时候，台下只有笔尖划过纸面的沙沙声，像春蚕食叶。
十二点半，孙老师合上讲义：“下午一点半，是语文课。大家抓紧时间吃饭，歇一歇。”
桌椅挪动的声音窸窸窣窣响起，却没有人急着离开。
好几个学员围到讲台边，攥着笔记本，争着问方才没听明白的地方。
孙老师就站在那儿，一句一句地答，额角渐渐沁出细密的汗珠，她也顾不上擦。
陆怀民和李文斌走出教室，在走廊的窗边找了个位置，拿出各自带的干粮。
窝头已经凉了，硬邦邦的。水壶里的水也不多了。
但他们吃得很香。
“孙老师讲得真好。”李文斌边吃边说，“虽然讲的很快，内容很多，但讲的很清楚，一点不乱。”
陆怀民点点头，正要说话，旁边传来一个声音：
“同志，你们是哪个公社的？”
抬头一看，是个二十出头的年轻人，戴着顶洗得发白的军帽，脸庞黝黑，笑容憨厚。
“青阳公社。你呢？”
“我是红旗公社的，叫张建军。”他在旁边蹲下来，也从布袋里掏出干粮——是两个煮得软糯的红薯，“这课听着咋样？能跟上不？”
“还行，”陆怀民笑笑，“刚开头，内容还不算深。”
“还是你们年轻，脑子活，”张建军挠挠头，有点不好意思，“我初中毕业都八年了，在农机站开拖拉机，那些公式定理，早还给老师喽。”
“你在农机站工作？”陆怀民来了兴趣。
“是啊，开了五年拖拉机。”张建军咧开嘴，露出两排整齐的牙：
“一听说高考要恢复，我翻箱倒柜找出以前的课本，唉，看得眼晕。要不是县里组织这个培训班，我真不知该从哪儿捡起来。”
三个人聊开了。
张建军是个话痨，说起在农机站的趣事，眉飞色舞。但说到学习，他就蔫了：
“我最怕数学，那些公式，看着就头疼。幸好下午是语文政治，总算能喘口气。”
正说着，走廊那头传来一阵低低的争论声。
几个人围在一起，中间是个戴眼镜的瘦高个子，正捧着一本书，说得激动：
“……这极限概念，不能用初等数学的路子去想，它牵扯到的是无穷小……”
“可高考题能出这么深吗？”
“万一呢？高考选拔的是潜力，总要有人看得远一点……”
陆怀民走过去，瞥见那人手里是一本《高等数学》上册，封面边角已磨损得起了毛边。
“同志，”那瘦高个见他主动走过来，扶了扶眼镜，“你懂这个吗？这个极限的ε-δ定义……”
陆怀民看了一眼。
他当然懂。前世他自学过高等数学，这些基础概念不在话下。
可此刻，他只是十六岁的陆怀民，一个初中毕业回乡务农两年的农村青年。
“我……不太懂。”他谨慎地说，“只看过一点高中课本。”
“哦。”瘦高个有些失望，但还是解释道，“这是大学内容，不过我觉得，如果想考好，应该提前接触……”
“孙浩，你又吓唬人。”一个扎着两条长辫子的姑娘走过来，嗔怪道，“大家基础都不一样，你拿大学课本出来，不是打击人吗？”
叫孙浩的瘦高个脸一红：“我……我就是想讨论讨论。”
“要讨论也挑些眼下用得上的呀，”姑娘转向陆怀民，微微一笑，“别理他，他是县初中的老师，习惯拔高了。”
陆怀民这才知道，孙浩居然是初中老师——难怪懂这么多。
“我叫林秀兰，也是来学习的。”姑娘落落大方地说，“我在公社小学代课，教语文。你叫什么？”
“陆怀民，青阳公社陆家湾的。”
“陆家湾？”林秀兰眼睛微微一亮，“我听说过你们那儿——是不是办了个扫盲班，晚上还组织学农技？”
陆怀民有些意外：“你怎么知道？”
“教育口消息传得快呀，”她笑盈盈的，“赵志国主任回去汇报了，说你们一个生产队，二十多人夜夜聚在一起学习，还自己整理维修农具的图册，真不容易。”
这话声音不大，但周围几个人都听见了，纷纷看过来。
陆怀民有些不好意思：“都是大家自愿的，也没想那么多。”
“自愿才难得。”林秀兰认真地说，“现在很多人觉得读书没用，你们能坚持，不容易。”
正说着，下午上课的铃声响了。
人群涌向教室。
下午的课是语文，由一个退休的老教师讲。
老先生姓顾，瘦瘦的，穿一身洗得发白的中山装，讲话慢条斯理。
“今天，我们讲作文。”顾老师说，“高考作文，不同于你们平时写的总结、报告。它要有思想，有血肉，也要有文采。”
他在黑板上写下题目：《当我站在新时代的起点》。
“这个题目，你们会怎么写？”他环视教室。
一个知青站起来：“我会写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收获，写在农村的广阔天地里的成长……”
“可以。”顾老师点头，“但不够。”
又有人说：“写四个现代化，写为建设祖国奋斗的决心。”
“好，但还差点什么。”
教室里静下来，所有人都望着他。
顾老师拿起粉笔，在黑板上另起一行，写下三个词：
个人、时代、国家。
“好的作文，要把这三者结合起来。”他说，“你个人的经历，是时代的缩影；你个人的理想，要融入国家的需要。但同时——也请记住这个同时——你也要写出‘你’自己来。你的喜悲，你的迷茫，你的盼望。”
他顿了顿，声音低了一些：“文章贵在真。假大空的话，谁都会说。但真话，要敢说，也要会说。”
陆怀民坐在下面，心里一震。
这是1977年。很多话还不能说，但这个老教师，在用最含蓄的方式，告诉学生什么是真正的写作。
课间只有短短五分钟，陆怀民趁机跑上去找顾老师请教。
“老师，”他问，“如果……我想写农村的变化，该怎么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