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后总结会上，一条条血淋淋的教训被摆上台面：炮弹哑火、枪支卡壳、通讯中断……
更让人揪心的是，二炮部队虽然参战了，可当时的战略导弹射程动辄几百上千公里，打不到近在咫尺的战术目标。
空军也“引而不发”——不是不想打，是精确打击能力跟不上。
仗打完了，结论也清楚了：常规武器的精度和可靠性，是未来战争的生命线。
而比南边更让人睡不着觉的，是北边。
一九六九年珍宝岛冲突后，苏联在中苏边境陈兵百万，坦克、火炮、导弹，密密麻麻。
以科大为首的诸多科研军工单位也为此南迁。
“苏修亡我之心不死”不是一句空话，是悬在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十年来从未真正散去。
中国手里最重的筹码，是还在研制的东风五号。
“没有洲际火箭，中国人睡不好觉”，这绝不是一句空话。
一九七七年九月，中央将“洲际导弹、潜地导弹和通信卫星”列为“三抓”任务，要求一九八〇年必须完成全程试验。
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各项准备工作全面启动。
就在八二七厂攻关的那几个月——一九七八年十月到一九七九年七月，东风五号密集进行了四次低弹道和两次高弹道飞行试验。
每次试验都在逼近那个终极目标：一九八〇年向太平洋发射，射程九千公里以上，半小时内命中预定海域。
“东风五号”的“眼睛”，就是高精度惯性制导系统。
系统里最核心的测量部件，有一批关键零件的加工任务，落在了皖南山沟里的八二七厂。
钱大昌重新坐直，拿起话筒，拨通了一个经过数道转接的号码。
这个号码，他这一年已经打了不下几十次。
线路接通的声音漫长而单调。
“喂，八二七厂总工办，请问哪里？”接电话的是个年轻女声。
“我找韩维义总工程师。这里是BJ，我是钱大昌。”
“钱总师！您稍等，我马上请韩工！”
等待的间隙，钱大昌的目光再次落到桌上那份文件。
红圈里的“9月30日”，像一只充血的眼睛，死死盯着他。
“钱总师！”韩维义的声音从话筒里传来，带着轻微的喘息声，显然是跑着来接的电话。
“老韩，”钱大昌没有寒暄，直接问，“进度怎么样？”
电话那头沉默了两秒。
“最新精度达到了零点零零七，但还是差了两个微米。新方案，”韩维义顿了顿，“计算机辅助设计那边，有进展，但还需要时间。”
“时间？”钱大昌的声音沉了下去：
“老韩，我跟你交个底。九月底，东风五号第四次高弹道试验，发射窗口已经定了。这批零件，是装弹的。装不上去，试验就得推迟。推迟一次，你知道意味着什么吗？”
韩维义没说话。
钱大昌顿了顿，语气缓了些，却更重了：
“老韩，七三年，东风五号第三次全程试验失败，周总理亲自批了暂缓计划。那时候我就在现场，看着火箭掉下来，炸成一团火。从那以后，我每天晚上闭上眼睛，就是那团火。”
“咱们搞了六年，六年啊。从暂缓到重启，从失败到再试。今年好不容易看到点曙光，不能再栽在那两个微米上。”
钱大昌顿了顿，又补充道：
“我今天刚接到报告，地面模拟测试，姿态角漂移又超标了。问题很可能就出在你们那批零件的精度稳定性上。”
电话那头沉默了一瞬，只剩下电流的“滋滋”声。
“钱总师，”韩维义的声音有些发干：
“我们……正在全力攻关。传统工艺路线确实遇到了瓶颈，卡死了。我们找到了一条攻关方向，但时间有些紧张，因此又开辟了第二条技术路线——计算机辅助设计，目前进展还不错，如果成功，能大幅提高效率……”
“别跟我说这些。”钱大昌打断了他：
“老韩，我要的不是论文，不是方向，更不是如果！是能装上导弹、能经得起上万公里飞行、高温高压振动考验的合格零件！是能达到目标的精度！是三十五天后能准时交付！”
他的声音不自觉地提高了一些，显得有些严厉。
而电话那头的韩维义呼吸粗重了几分。
“钱总师，”韩维义的声音变得异常坚定，甚至带着一股豁出去的狠劲：
“我韩维义在军工口干了二十一年，从技术员干到总工，没撂过挑子，没说过软话。今天，我给您立个军令状。”
他顿了顿，一字一句：
“九月二十日，第一批改进后的零件，精度稳定达到零点零零五毫米，我亲自押送样件到BJ，请总体单位复测。如果达不到，不用您撤我的职，我韩维义自己打报告，摘了这顶总工的帽子，滚出八二七厂。”
电话两头，同时陷入了寂静。
钱大昌握着话筒，忽然也有些后悔把话说重了。
他和韩维义一起参加过原子弹的试射，他也是韩维义的老战友、老上级。
他能想象出，山沟里那个老工程师此刻的决心。
二十一年。
从风华正茂到两鬓斑白，最好的年华都埋在了山沟里，跟图纸、机床、精度较劲。
这样的人，说出“摘帽子滚蛋”的话，不是赌气，是押上了一生的声誉和尊严。
“……老韩，”钱大昌的声音低了下来，不再有刚才的锋芒，只剩下深深的疲惫和托付：
“我不是逼你。是时间不等人，是导弹不等人，是国家……等不起。南边流的血，北边架着的炮，你我都清楚。‘东风五号’能不能如期打出去，打得准不准，你们那批零件，是关键中的关键。”
“老韩，”他忽然说，“我给你讲个事。”
“您说。”
“七三年，我去西北某试验基地。那时候东风五号第三次低弹道试验，还是失败。从发射场回来，基地首长见我情绪低落，特地请我喝酒。就我们俩，一瓶二锅头，一碟花生米。”
“首长跟我说：‘老钱，咱们这代人，从朝鲜战场下来，就没打过富裕仗。美国人用计算机算弹道，咱们用算盘；美国人用精密机床加工零件，咱们的老师傅用手摇车床一点一点蹭。可原子弹炸了，卫星上天了，导弹也竖起来了。’”
“他说：‘靠的是什么？不是设备，是人。是那些肯用算盘跟计算机较劲的人，是那些肯用手摇车床跟精密机床较劲的人。’”
钱大昌顿了顿：
“老韩，我现在把这句话转给你。设备不行，就想办法。办法总比困难多。但九月中旬，我要看到合格样件。这是死命令。”
“就按你说的，九月二十日。我……等你的消息。”
“啪嗒。”
电话挂断了。
忙音响起，萦绕良久，久久未散。
办公室里，重新只剩下座钟“咔哒、咔哒”的走秒声。
还有，一个老科学家沉重的叹息。
……
八二七厂，总工程师办公室。
韩维义慢慢放下已经被汗水浸得有些发粘的话筒。
“九月二十日……”
他喃喃地重复了一遍这个日期，然后，他猛地转过身，抓起搭在椅背上的外套，大步走出办公室，砰地一声带上门。
走廊的灯还没亮，昏暗的光线里，他的背影挺得笔直，像一根压满了重担却不肯弯曲的老松。
……
八二七厂，三号楼地下机房。
夜。
时间是1979年8月28日，深夜，十一点四十七分。
日光灯管发出稳定而轻微的嗡鸣，是这间恒温恒湿的房间里唯一持续的背景音。
赵远航来之后，确认计算机辅助设计确实可行后，陆怀民和赵远航每天的上机时间便从每天四小时调整到了十六小时了。
而沈一鸣那边，已经调整到了第六版方案了，同时把所有影响精度的因素重新调整了一遍，但精度还差两个微米。
控制台前，三把厚重的木椅。
陆怀民坐在左边，身体前倾，眼睛几乎要贴到十四英寸的单色显示器上。
赵远航和刘明坐在右边，同样身体前倾。
两人中间的桌面上，摊满了写满公式和流程图的草稿纸，有些已经被橡皮擦得发毛，有些被红蓝铅笔划满了标记。
几个空了的搪瓷缸子散落在角落，里面残留着深褐色的茶垢。
徐海科长坐在靠门的一张旧藤椅上，手里拿着一本《无线电》杂志，但一页都没翻过去。
他的目光每隔几分钟，就不由自主地瞟向控制台前那两个仿佛钉在椅子上的背影，然后又迅速移开。
他已经记不清这是第几个深夜了。
从赵远航和陆怀民组成攻关小组，目标锁定“专用化优化GD-P1程序，实现夹具的可靠三维干涉检查”开始，这间地下机房的灯，几乎夜夜亮到凌晨。
最初的兴奋和顺畅很快过去，真正的硬骨头一块块露出来。
二维参数化相对顺利，但一到三维空间，问题层出不穷。
DJS-183的512KB内存，在庞大的顶点数据和矩阵运算面前捉襟见肘。
一个稍复杂的装配体，数据还没算完，内存就报警。
“消隐”算法更是噩梦。
陆怀民最初基于深度判断的“过滤”想法方向对，但效率太低，且对凹形体无效。
赵远航尝试引入更高效的“光线投射”思路，但计算量呈指数级增长，183的CPU不堪重负，模型旋转一帧需要十几秒，而且闪烁、丢线、画面撕裂。
他们试了边界表示的数据结构，但存储关系复杂，183的内存立刻告急。
退而求其次，只能重新尝试其他方法。
时间，就在一次次编译、运行、报错、调试、再编译的循环中，无情流逝。
8月20日，第一次集成测试，程序崩溃，数据丢失。
8月22日，第二次测试，消隐错误，不该消失的线消失了，该消失的还在。
8月25日，第三次测试，内存溢出，系统保护性重启。
今天，8月28日，是第四次集成测试。
已经过了零点。
现在，已经是一九七九年八月二十九日的凌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