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在控分。”陈卫东缓缓开口，说出了自己的判断，“不想考得太显眼，可又想让人知道，他有这个实力。”
“为什么？”孙老师不解，“这么好的苗子，巴不得考满分才对啊。”
陈卫东没有马上回答。
他想起陆怀民，这个十六岁的农村少年，身上有一种远超年龄的沉稳和……谨慎。
“也许，”陈卫东低声说，“他懂得木秀于林的道理。”
郑老师若有所思地点点头：“也是。农村孩子，一下子冒了尖，是容易招风。”
“那这分……怎么给？”孙老师问。
陈卫东重新拿起红笔，在卷首工整地写下：“120”。
“就按他想的来。”他说，“不过，咱们心里得有数。”
孙老师叹了口气，从批改完的那堆卷子里翻出几份：
“你看看，除了陆怀民，就这两个及格的。一个是在县初中代课的孙浩，105分。还有一个是县中刘老师的儿子，94分，也才刚擦边。”
郑老师苦笑：“一百二十多人，就三个及格。咱们这担子……不轻啊。”
“先别叹气。”陈卫东重新戴上眼镜，“底子差，咱们就从头补。忘了的，就一遍遍帮他们记起来。咱们干的不就是这个么？”
孙老师闻言，也打起精神：“说的是。”
“一天恨不能掰成两天用。”郑老师重新拿起一份卷子，凑近灯光，“这孩子……字写得跟刻出来似的，真好。就是这答案……”他摇了摇头，没再说下去。
他指的是王彩凤的卷子。姓名栏写着：女，二十五岁，红旗公社社员，小学毕业。那字迹极其工整，几乎是一笔一划用力刻进纸里的，可答案却离题万里，看得人心里发酸。
三位老师都沉默了一下。
陈卫东接过那份卷子，看着那工整到近乎固执的字迹，仿佛能看见一个年轻妇女，在一天的农活和家务后，就着如豆的灯光，咬着嘴唇，用握惯了锄头的手，极其笨拙又极其认真地，写下每一个她可能并不真正理解的符号。
“这样的，班里还有不少。”孙老师声音低了下去，“有的是真没基础，有的是……心气还在，只是被日子耽搁得太久了。”
“心气还在，就是好事。”陈卫东把那份卷子轻轻搁在一旁：
“怕的是连这点心气都磨没了。往后得分分组，底子不同的，得有不同的教法。像王彩凤这样的，得有人从最最根基的东西给她讲起，慢点不怕，一步步来。”
夜渐渐深了，煤油灯添了一次油。批改总算接近了尾声。
分数拢共算下来，及格的果然只有那三个。
七八十分的十几个，大部分集中在四五十分，还有二十来人，只在三四十分，甚至更低的线上徘徊。
陈卫东整理着最后的几份卷子，指尖触到一份卷面格外整洁的。
拿起来看，是李文斌的，89分。
卷子上该写的都写了，步骤清晰，看得出是下了苦功复习的，只是在关键的演算和推导上，总差了那么一口气，没能捅破那层窗户纸。
陈卫东能想象出这个戴眼镜的知青，在考场上如何抓耳挠腮，如何与那些似曾相识却又面目模糊的知识点搏斗。
89分，一个带着遗憾却又不乏希望的分数，像他这个人一样，憋着一股劲，还在挣扎着向上。
“这个李文斌，”陈卫东对孙老师说，“底子是有的，就是丢了太久，手生，心态也急。得帮他稳一稳。”
“嗯，我看他上课记笔记最勤，就是眼神里总有点慌。”孙老师点头，“下次课，我多让他起来说说，帮他找找信心。”
所有卷子批改整理完毕，已是晚上七点多。办公室外，县城一片静谧，只有零星几点灯火。
“走吧，老陈，老郑，家里该等急了。”孙老师站起身，捶了捶僵硬的腰。
陈卫东却坐着没动，目光又落回陆怀民那份120分的卷子上。
“你们先回，我……再看看。”
孙老师和郑老师对视一眼，没说什么，只是各自拍了拍陈卫东的肩膀，轻轻带上门走了。
办公室里只剩下陈卫东一人，和那盏跳跃的煤油灯。
他重新展开陆怀民的卷子，手指沿着那些清晰有力的字迹慢慢移动。
那些“错误”在他眼中如此明显，与其说是失误，不如说是一种小心翼翼的隐藏。
这个十六岁的少年，在用这种方式告诉他：我有能力，但我懂得分寸。
陈卫东心里涌起一阵复杂的情绪。
是欣赏，是欣慰，也有一丝难以言喻的心疼。
是什么样的经历，让一个本该张扬、骄傲的少年，早早学会了这样的隐藏和谨慎？
他想起了陆怀民平常的谨言慎行，想起了他在村里做的那些事——改良农具，组织学习，修水车，办扫盲班……桩桩件件，都超出了寻常农村少年的眼界和担当。
他忽然不那么急于探究“为什么”了。
在这片土地上，沉默有时比呐喊更有力量，深深扎根比急于冒尖更能走得长远。
这个叫陆怀民的孩子，或许比他以为的，更懂得生存与成长的智慧。
陈卫东小心翼翼地将陆怀民的卷子单独收好，和其他几份他特别留意的卷子放在一起。
然后，他吹灭了煤油灯。
走出办公室，清冷的月光洒了一地。
陈卫东心里已经有了计划：
下周上课，要调整方法，要分组辅导，要鼓励，更要给像陆怀民这样的“好苗子”更深入的引导——不是拔苗助长，而是悄悄为他推开一扇窗，让他自己能望见更远的路。
第12章 县里的目光
分数出来的第二天，陈卫东把成绩单仔细誊清，送到了县教育局。
这个培训班就是刘副局长一手促成的，他对此很是上心，陈卫东得当面汇报。
教育局是栋老式的二层小楼，灰墙斑驳，木窗漆色暗淡，却打扫得干干净净。
走廊静悄悄的，水泥地拖得发亮，隐约泛着潮气。
刘副局长的办公室在二楼尽头，门虚掩着，透出一点昏黄的光。
陈卫东轻轻敲了敲门。
“进来。”
刘副局长正伏在案前，鼻梁上架着一副老花镜，手里握着支红蓝铅笔，在文件上勾画。
听见动静，他抬起头，摘下眼镜，脸上露出温和的笑意：“哦，卫东来了。坐。”
“刘局长，培训班的摸底测试成绩出来了。”陈卫东在办公桌对面的木椅上坐下，把成绩单递过去。
刘副局长揉了揉眉心，接过成绩单：“辛苦了，这么早就送过来。”
他说着，从抽屉里摸出另一副眼镜戴上，开始仔细看。
刘局长先看了一眼成绩单最上面的成绩汇总表。
他的目光在“及格人数：3人”那一栏停留了片刻，轻轻叹了口气，却没有说什么，只是继续往下看。
办公室里很安静，只有窗外传来远处广播体操的音乐声，断断续续的。
那是对面的县中学正在课间活动。
看着看着，刘副局长的手指忽然停在一个名字上。
“陆怀民……120分？”他抬起眼，看向陈卫东，“这个学生……”
“青阳公社陆家湾的，十六岁，初中毕业就在家务农。”陈卫东说，“卷子我反复看了，底子非常扎实。而且……”他顿了顿，“有些题的解法，很巧妙，不像死读书的孩子。”
刘副局长重新低下头，盯着那个分数，看了很久。
“这个水平，在整个地区，也算拔尖了。”他缓缓说，像是自言自语，“关键是，他是个农村孩子，离开课堂两年了，还能有这个成色……”
他放下成绩单，站起身，踱到窗边。
窗外是县中学的操场，黄土垫的场子，几个学生正在打篮球，奔跑，争抢，投篮，身影在秋阳下拉得长长的，充满了那个年纪特有的、不管不顾的生气。
“卫东，”刘副局长没有回头，“你去过陆家湾，见过这个孩子？”
“见过几次。”陈卫东也站起身，“不只是见过，他在村里做的事，我也有所了解。”
“哦？说说。”刘副局长转过身，靠在窗台上。
陈卫东把陆怀民在村里组织学习小组、改良农具、修水车、办扫盲班的事，一五一十地说了。
“他还会鼓捣农具？”刘副局长眼睛一亮。
“不只是鼓捣，是正儿八经的改进。”陈卫东语气肯定，“我听队长说，他改良的镰刀，收割效率提高了两成。修好的水车，救了队里十几亩低洼地的晚稻。”
刘副局长走回办公桌后，重新坐下。
“陆家湾……”他若有所思，手指在桌面上轻轻敲了敲，“我记得，上次青阳公社的赵志国同志来汇报扫盲情况，重点提过这个村子。”
他沉吟片刻，朝门外提高了些声音：“小张！”
一个二十来岁的年轻办事员应声进来。
“你去趟青阳公社，请赵志国同志来一趟。”刘副局长说着，从抽屉里拿出一个笔记本，撕下一页，快速写了几行字：
“把这个交给赵志国同志，让他来的时候，把陆家湾扫盲班的情况，详细写个材料带来。”
小张接过纸条，上面写着：
“请青阳公社教育专干赵志国同志，于明日（10月18日）上午九时，来局汇报陆家湾业余学习小组情况。刘振华。”
“是！”小张小心折好纸条，转身快步出去了。
“明天等志国同志来了，我再详细问问。是个好苗子，就得好好呵护。”刘局长说着，将成绩单仔细折好，放进抽屉里，“咱们县里，也要想办法，给这样的孩子多点支持。”
陈卫东心头一热，点了点头。
……
当天下午，条子就送到了青阳公社。
赵志国正在办公室整理各生产队报上来的秋播进度表，算盘珠子拨得噼啪响。
接到纸条，他立刻摘下套袖，把报表推到一边。
从抽屉深处取出信纸和钢笔，开始准备汇报材料。
窗外的天色渐渐暗下来。
他点上煤油灯，就着昏黄的光，一字一句地写。
写陆怀民怎么组织学习小组，写扫盲班怎么从几个人发展到二十多人，写改良农具、修水车的具体细节……
写到最后，他停住笔，想了想，又在末尾加了一段：
“陆怀民同志的事例说明，在农村青年中，蕴藏着极大的学习热情和创造潜力。只要有适当的引导和支持，他们完全能够将书本知识与生产实践相结合，既提高自身文化水平，又为集体生产做出实际贡献。这种‘学以致用、用以促学’的模式，值得在更大范围内推广。”
写完，他放下笔，长长舒了口气。
煤油灯的火苗跳动着，把他的影子投在墙上，晃晃悠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