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从恢复高考到大国工匠 第212节

几位技术官僚低下头,重新翻看面前那份文件。

“还有更值得注意的是他们的‘开源’模式。”另一位戴金丝眼镜的官员接话道,手指点着文件上的一段翻译文字:

“他们宣布把全部源代码向全国公开,任何单位都可以免费使用、自由修改。同时成立了一个技术标准委员会,由十几个部委的研究机构和顶尖高校共同组成。委员会设立了两个终身委员,一个是科学院计算所的研究员,另一个是这套系统的核心开发人员,科学技术大学的学生,十九岁。”

“十九岁?”山本次长的眉毛猛地往上一挑。

“陆怀民。我们之前的资料里没有这个人。”这位技术官僚从随身的公文包里抽出一页纸,沿着桌面推过去:

“这是我们连夜整理出来的简况。根据公开的资料来看,这个人在科学研究上极有天赋,短短两年,在相关领域取得了重大成就,似乎是一个‘天才少年’。”

山本次长接过那页纸,从头到尾看了两遍。然后他放下纸,靠回椅背,沉默了一会儿。

“诸位,”他开口道:

“我请各位回忆一下,我们通产省是什么时候开始关注中国的计算机技术发展的。”

顿了顿,山本次长自问自答道:

“七年前,一九七三年,田中首相访华,两国签署经济合作协定。工业技术院随即展开对中国工业技术的系统评估。当时得出的结论是什么,诸君还记得吗?”

坐在中村右手边的一位白发老者接过话头,他是通商产业省机械情报产业局的前任局长,如今已经退休,作为特别顾问被请回来参加今天的会议。

“在CAD/CAM领域,一九七三年的评估结论是:中国尚未掌握计算机辅助设计的基本理论,主要依赖手工绘图和少量从苏联引进的二维制图规范。以当时中国的电子计算机保有量和性能,我们认为中国的CAD技术至少落后十五到二十年。”

“这个评估,在当时是准确的。”山本次长接话:

“一九七五年起,我国丰田、日产等企业开始引入三维曲面造型技术,索尼、松下在电子产品模具设计上实现了数字化。到一九七八年,美国的CADAM、麦道公司的UG系统、法国的CATIA相继进入商用阶段。我们在CAD/CAM领域与世界最先进水平的差距,已经缩小到可以忽略不计。”

他顿了顿:

“而中国,直到一九七八年仍然处于‘重新起步’的阶段。他们的大学刚刚恢复高考,科研院所还在重建,计算机保有量不及我国的百分之一。按常理推断,他们在CAD领域至少还需要十五年的追赶期。”

“七年。”山本次长重复道,把那份评估报告放回桌面:

“七年前我们判断中国在CAD领域至少落后十五到二十年。七年后,他们出乎意料地发布了一套完全自主的CAD系统。按公开资料看,这套系统与国际水平的差距已缩小到三至五年。这一点,必须正视。”

他顿了顿:“而且,更值得警惕的是,他们选择了一条我们没有走过的路:开源。而这条路,有可能让他们跑得比我们预想的更快。”

中村所长缓缓开口:“山本君,您的意思是……”

“重新评估。”山本次长站起身,说道:

“通知情报部门,尽快收集关于银河系统的更多资料。组织一个专项小组,深入研究它的技术架构和开源模式。三个月内,我要看到一份完整的评估报告。”

他转过身,目光从每个人脸上扫过:

“各位,我们用了二十年追上西方。没有人比我们更清楚‘追赶’这两个字意味着什么。现在,有人在用另一种方式追赶我们。他们从矿山安全这个垂直领域切入,用实战验证了系统的可靠性,然后用开源的方式把全中国的工程师都变成了开发者。不管过去如何,他们在开源这件事上,走到了我们前面。”

会议结束时,山本次长又叫住了准备离开的中村。

“中村君,”他嘱咐道:

“这个陆怀民,你再派人深入了解一下。十九岁,开源技术委员会的终身委员。这样的人,在任何国家都是被重点保护的对象。我希望知道更多,他的学术背景、研究方向、家庭背景、学习经历等等……”

中村问道:“您是想……”

“不,不是你理解的那样,因为我认为策反这样的一位天才是绝无可能的。”山本次长摇摇头:

“我只是觉得,能提出开源这种战略构想的人,他的思维方式值得我们研究。知己知彼,总是没错的。”

中村点点头,领命去了。

……

与此同时,大洋彼岸。

美利坚合众国,马萨诸塞州剑桥市,查尔斯河畔。

麻省理工学院计算机辅助设计实验室。

办公室里,六十岁出头的马丁·哈罗德教授摘下老花镜,把那份由美国官方渠道转来的技术白皮书随手丢在桌上。

他是MIT计算机辅助设计实验室的副主任,在CAD/CAM领域浸淫了十八年,是北美学术界公认的这个领域的顶尖专家。

而那份技术白皮书里的内容正是美国情报部门收集的关于“银河”的详细资料。

老教授靠在椅背上,语气带着几分漫不经心:

“杰森,中国发布了一套三维建模系统,你花半天时间看一下,写个评估备忘,归档就行。”

办公桌对面,他的得意门生博士生杰森·陈接过那份白皮书,点了点头。

杰森·陈是华裔,父亲是四十年代末从上海赴美留学的工程师,母亲是波士顿本地人。

从小在剑桥市长大的他,说一口流利的英语和磕磕绊绊的粤语,对那个大洋彼岸的国度,只有从父亲口中听来的零星印象。

马丁·哈罗德教授本以为这只是一次例行公事的文献调研,就像过去三年里他经手的几十份各国技术评估报告一样。

可第二天下午,杰森·陈汇报的时候,脸上是一种马丁从未见过的表情,大概是介于震惊和亢奋之间。

“教授,他们的架构设计,非常精巧。”杰森把白皮书摊在桌上,手指点着开源技术标准委员会那一页的组织架构图:

“不像是临时拼凑的团队。这个委员会的分工方式,比我们的DARPA项目协调架构还要高效。”

马丁微微皱眉。

他也是DARPA资助项目的负责人,很清楚联邦政府协调多方参与的技术难题是什么滋味。

马丁接过杰森的评估报告,翻了两页。

杰森没有给他喘息的机会,继续说道:

“最让我震惊的是他们的几何引擎和有限元分析耦合。您知道他们第一个实战案例是什么吗?”

马丁抬眼看他,示意他继续说。

杰森几乎有些迫不及待:

“透水事故模拟。矿井巷道里,地下水流向、岩层应力场、渗流场,全部耦合在一起。白皮书里有详细数据,他们用这套系统在当地的一个煤矿定位到了一个被遗忘了几十年的废弃民窑,那个民窑里积了五百方水,教授,这种实战能力,是我们在实验室里做不出来的。”

马丁终于坐直了身子,他拿起那份白皮书,从头到尾翻了将近一个小时。

最后他合上白皮书,摘下老花镜,用拇指揉了揉眉心。

“三至五。”他忽然说出一个数字。

杰森愣了一下:“什么?”

“他们在这个领域追近到的差距,不再是之前评估的十五年以上,而是三至五年。”马丁靠在椅背上,说道:

“单论纯图形学,他们不如我们在DARPA项目上积累的体验;单论高端CAD/CAM的完备度,他们也远远不如CADAM或CATIA。但在工程仿真与安全评估这个垂直领域的实用性上,他们用一年时间,走完了我们可能要花好几年才能完成的工程验证循环。”

马丁说着,站起身,拿起电话,拨了一个内部号码。

“给我接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找托马斯·威尔逊副局长。”

电话接通,马丁先说了他的评估结论。

“马丁,你确定?”电话那头,威尔逊的声音沉了下去:

“我们在东亚的情报网络没有传来任何预兆。去年秋天的评估还显示,中国在CAD领域至少落后我们十年以上。他们连一台像样的图形终端都造不出来。”

“如果资料准确的话,我确定。”马丁翻开白皮书,指着其中一页上的数据:

“他们用DJS-130跑通了一套完整的三维巷道建模系统。DJS-130的性能大约只有我们PDP-11的三分之一,但他们应该在算法优化上做了极其精巧的处理。在煤矿安全这个垂直应用上,他们的实战验证数据已经超过了我们目前的任何系统。”

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然后传来威尔逊一声低低的咒骂。

“该死的……我会让人立即飞过去。你把完整分析报告准备好,最快明天下午,会有人到实验室找你。”

电话挂断,马丁将话筒放回机座,转过身,看见杰森还站在那里。

“教授,”杰森神情有些复杂:“我想申请一个额外的调研项目。”

马丁微微眯起眼。

“我想去一趟中国。”杰森说,“以学术交流的名义。我想亲眼见见这个系统的开发者。我的祖籍是广东,但我的父亲在上海长大。我……想回去看看。”

马丁沉默地看着他。

这个他一手带出来的博士生,从大二跟在他实验室里做助理开始,到如今已经七年。

但此刻,他从这个年轻人的眼神里读到了某种他从未见过的东西。

这让他想起自己年轻时在慕尼黑工业大学交换的日子。

那时候东西德正在对峙,冷战处于最激烈的阶段。

有一回他在慕尼黑的一家咖啡馆里遇到一位从德累斯顿逃出来的数学家,那人说了一句话,让马丁印象深刻。

“不管我拿哪个国家的护照,我在图纸上画下的每一条线,都流着故乡的血。”

马丁走到窗前,将窗户推开。

“去吧。”他说,“我让国际交流办公室帮你办手续。但你记住,你去是作为MIT的访问学者,不是作为情报人员。你要见他们,就光明正大地见。让他们知道,我们看到了他们的成就,并且——”

“我们尊重这一切。”

杰森用力点了点头。

那天傍晚,杰森离开办公室后,马丁独自坐了很久。

他将那份白皮书重新打开,翻到“开源技术标准委员会”那一页,逐字逐句地读完那份委员会章程。

他的目光最后落在“陆怀民”三个字的拼音上,停留了很久。

然后他拿起钢笔,在一张空白的便签纸上写下了一句话:

“他们在这方面真正的创新,不是发明一个更快的算法,而是重新定义了游戏规则。他们做到了我们所固有的思维体系下,短时间始终难以做到的事。”

他将便签贴在白皮书的扉页上,合上封面。

然后他忽然想起了他导师说过的一句话:

“人才是比火箭更重要的资源。而天才——天才是不可替代的。”

第167章 艰难的制造(感谢读者“九天有龙翔”大佬打赏的盟主!!)

一九八〇年三月十四日,农历正月二十八,星期五。

上海的早春天,阴冷潮湿。

黄浦江上,雾气弥漫。

交通大学船舶工程系三楼尽头,一间办公室的门虚掩着。

“不行。还是不行。”

说话的人叫徐济琛,交通大学船舶工程系主任,五十六岁。

他是中国造船工程学会的常务理事,也是第六机械工业部出口船技术攻关组的副组长。

此刻,他手里捏着一份刚从江南造船厂送来的检验报告,上面密密麻麻列着十几项不合格指标。

最要命的一项,被红笔圈了出来:首批钢板切割精度,误差超过劳氏船级社标准两倍。

办公室里的另一个人,是江南造船厂副总工程师周永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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