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从恢复高考到大国工匠 第264节

“山崎先生,”霍克靠在座椅上,语气轻松:

“您不必绕弯子。我知道你们想知道什么——中国人到底是怎么绕过System 6M的加密的以及他们宣称自主的数控软件是不是偷了你们的技术。”

山崎沉默了几秒,然后微微点了头。

“霍克先生是明白人。”

“我可以明确告诉您,我并不认为中国人真的做到了什么了不得的突破。”霍克说:

“我在这行干了三十年,见识过各种技术跨越的浮夸宣传。从五十年代苏联人号称的数控革命,到六十年代东德人吹嘘的精密加工奇迹,没有一个经得起检验。中国大陆的工业基础是什么水平,我比大多数人都清楚。”

他顿了顿,从公文包里抽出那份判废报告,在手里扬了扬。

“今年四月,就在这批设备引进之前,江南厂连手工放样的精度都控制不住。切割误差三到五毫米。八个月后,他们声称实现了全链条数控自主?这就像一个人昨天还不会游泳,今天就宣布要横渡英吉利海峡。”

山崎沉默了片刻,然后缓缓说道:“法那科付出的代价,比您想象的更大。”

霍克看了他一眼,话锋稍转,语气里多了几分审慎:

“不过,既然你们付了咨询费,我自然会认真看。在不违反职业道德的前提下,我会尽可能地提供你们想要的情报。当然,也请你们谅解,我不是你们的间谍,也不想冒无谓的风险。所以,一切行动都需要在中方允许的前提下。”

“这是当然,这已经很好了。谢谢您,霍克先生。”

……

几天前。

一九八〇年十二月二十六日,香港,中环。

《星岛日报》报馆坐落在一栋有些年头的唐楼里,楼下是叮叮当当响个不停的有轨电车,楼上却能望见一小片维多利亚港的海景。

《星岛日报》主编兼首席评论员梁文斌的办公室在报馆四楼尽头,他的办公桌上摆着一尊铜制的英王乔治五世骑马像,笔筒里插着几支派克金笔,桌角处永远放着一包拆了封的555香烟。

梁文斌今年三十七岁,港大英文系毕业,又赴伦敦大学亚非学院进修过一年。

他喜欢在文章里夹杂几个拉丁文短语,喜欢在同行面前不经意地提起自己在伦敦的见闻。

回港后,他以“白水”为笔名写评论,以“理性客观”自居,在港岛文化圈里颇有些名声。

但熟悉他的人都知道,这位梁大主编的“理性客观”是有选择性的。

凡是内地的消息,到了他笔下,总要被放在放大镜下审视一番。

若是好消息,那一定是“宣传”;若是坏消息,那便是“真相”。

今年春天,江南造船厂首批出口船钢板因精度不达标被英国劳氏验船师判废的消息传到香港,梁文斌如获至宝。

他连发三篇评论,标题分别是《红色铁棺材》《镰刀锤子造不出万吨轮》《别拿工人的命换面子》,大肆嘲讽以大陆的工业水平居然还敢接国际的订单,简直是“菜而不自知”。

文章发表后,在港岛航运界引起轩然大波。

据说连港英总督都私下称赞他“一语中的”。

那几天,梁文斌走路都带风。

昨天是圣诞节,今天梁文斌今天来上班比平时晚了些。

昨夜他在云咸街的记者俱乐部喝到凌晨,几个同行凑在一起骂内地,从政治骂到经济,从经济骂到技术,骂到尽兴处又叫了两轮白兰地。

早上醒来时头疼欲裂,灌了两杯浓茶才缓过劲来。

他拎着公文包走上四楼,值班编辑阿昌正把当天的报纸往报架上夹,见他进来,连忙抽出一份刚到的《大公报》递过来。

“梁sir,今早BJ发的通稿,讲江南造船厂技术突破的。”阿昌压低声音:

“我看了,写得很劲。”

梁文斌接过报纸,目光落在头版右下角那则通稿上。

那是今天出版的《大公报》,头版右下角的位置,用花线框框了两条消息。

上半部分是内地通稿《出口船舶制造关键技术获重大突破》,下半部分是包玉刚回大陆的简讯。

旁边还配了一张模糊的黑白照片,隐约能看出是一台龙门式切割机,旁边站着几个穿工装的人。

梁文斌的目光停在那篇通稿的标题上,嘴角慢慢浮起一丝冷笑。

他先是给自己泡了一杯不加糖的黑咖啡,抿了一口,然后逐字逐句地读完那篇千余字的报道。

“……江南造船厂联合科学技术大学、交通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首都第一机床厂等多家单位,以大型船用钢板数控切割关键技术为契机,实现了从计算机辅助设计到数控加工的全链条自主控制……”

“……此次技术突破的核心人物之一、科学技术大学学生陆怀民……”

梁文斌读到这里,忽然冷笑了一声。

那声冷笑不大,但编辑室里几个正在埋头改稿的编辑都听见了,不约而同地抬起头来。

“梁sir,这稿子有问题?”坐在角落里的年轻记者小周小心翼翼地问。

“当然。”梁文斌把报纸往桌上一拍,身子往椅背上一靠,翘起二郎腿:

“你问问阿昌,今年四月份他编过什么稿子。”

阿昌会意,立刻从资料柜里翻出一份剪报夹,打开摊在梁文斌桌上。

那是今年四月的剪报,头一页就是《星岛日报》自己发的报道,标题是《江南造船厂首批出口船钢板全数判废》,署名正是“本报评论员白水”。

“四月份,同一家船厂的首批出口船钢板,切割精度误差超过劳氏标准两倍以上,被英籍验船师全数判废。几万吨钢材,全部报废。这条新闻,当时是头条。”

他顿了顿,拿起那份《大公报》,在手里抖了抖。

“八个月。八个月前他们连手工放样的精度都控制不住,八个月后就说自己搞出了全链条数控自主?”梁文斌弹了弹烟灰:

“数控技术是什么?日本人在二战后搞了二十多年,中国大陆直到去年连一套像样的计算机辅助设计系统都没有。八个月跨越别人几十年?这要是真的,用奇迹都不足以概括了,这是神话。”

编辑室里的几个人面面相觑。

梁文斌把烟叼在嘴里,手指在那份《大公报》上重重敲了两下。

“年初我在伦敦采访劳氏船级社总部,他们的技术总监亲口告诉我,以中国目前的工业基础,要达到LR规范的钢板切割精度,至少还需要十年。劳氏船级社,那是国际造船业的金字招牌,人家说的话总不会错。”

他拿起报纸,指着那张模糊的照片继续说道:

“你们看看这张照片。五台自主机床?从CAD到CAM到G代码全链条自主?他们连一张清晰的近景都不敢放,就放了这么一张糊得跟水墨画似的东西。”

编辑室里响起几声低低的附和。

有个年轻编辑忍不住问:“梁sir,你的意思是……”

“意思是,有人等不及了。”梁文斌把烟头摁灭在烟灰缸里,站起身来:

“你们知不知道,包玉刚要回大陆了。”

“知道。梁sir,您的意思是……?”小周忍不住问道。

“所以,很显然,这是一场谎言和闹剧。”梁文斌笃定地说。

“梁sir,”阿昌往前凑了凑,“你是说,这是安排好的?”

“还用问?”梁文斌弹了弹烟灰:

“年初的时候,联成航运内部很多人主张撤单。包玉刚当时拍桌子,说再给大陆一年时间。这件事,当时没有公开报道,但圈内人尽皆知。”

他顿了顿,继续说道:

“现在你告诉我,大陆方面在八个月内,攻克制了数控技术,实现了从CAD到CAM到G代码的全链条自主,切割精度全部达到LR标准,而且恰好赶在包玉刚抵沪前一周切出第一批合格船板。这种精准的时间配合,怕是连好莱坞的编剧都写不出来。”

梁文斌说着,又拿起报纸,读出了上面的一段话:

“……这套数控软件从CAM系统到G代码方言,全程自主编译,不再依赖任何外国数控软件……”

他念完,把报纸往桌上一扔,冷笑一声:“全程自主?骗鬼呢。”

梁文斌又点上一支555,深深吸了一口。

“今年十月,法那科的核心技术刚刚被怀疑泄露,他们是全球最大的数控系统供应商。紧接着,江南厂就宣布在数控技术上取得突破。这里面的关联,还需要我再说吗?依我看,所谓的技术突破,不过是拿到了法那科的技术资料。”

“所谓全程自主、重大突破,不过是一场弥天大谎。”

编辑室里再次响起低低的议论声。

有人恍然大悟,有人摇头叹息。

“梁sir,”一名编辑从排版台后面探出头来,“那江南厂这件事,咱们报不报?”

“报,当然要报。”梁文斌把烟叼在嘴里,走到排版台前,看了一眼已经排好的明天头版版样,说道:

“但不是照搬内地的通稿。我们要做的是深度分析。”

梁文斌说着,走到打字机前坐下。

他没有急着动笔,先端起咖啡又抿了一口,闭目沉吟了片刻。

编辑室里的人都知道,梁文斌这是在酝酿。

他写评论有个习惯,不列提纲,不打草稿,点上烟,闭眼想几分钟,然后一气呵成。

果然,几分钟后,梁文斌睁开眼。

他从打字机旁抽出一张白纸,夹进滚筒,然后十指落下。

打字机发出密集的敲击声。

文章就这样被一行行打了出来。

标题是:《奇迹还是魔术?——评所谓“江南厂技术突破”》。

“白水按:昨日《大公报》转载内地通稿,声称江南造船厂在船舶制造关键技术领域取得‘重大突破’,八个月内完成从手工到数控的跨越云云。笔者不做评论,只摆事实。”

一行一行的文字从打字机里跳出来,梁文斌几乎没有任何停顿。

“今年四月,同一家船厂的首批出口船钢板,因切割精度误差超过劳氏标准两倍以上,被英籍验船师全数判废。此事香港航运界无人不知……”

“……数控加工技术从CAD到CAM到G代码,涉及计算几何、编译原理、精密加工工艺等多门学科。日本从引进到自主,耗时二十五年;德国从萌芽到成熟,历时百年。中国大陆直到去年连一套像样的计算机辅助设计系统都没有……”

“……大陆所谓自主数控软件很可能是窃取了法那科的技术……”

“综上,笔者敢断言:此次所谓‘技术突破’,不过是大陆方面为迎接包先生而精心编织的弥天大谎。但谎言瞒得了一时,瞒不了一世,真相必将大白于天下。至于法那科的核心技术到底如何流入江南造船厂,本报将持续关注,直到为读者揭开帷幕后的真相。”

打完之后,梁文斌把稿纸从打字机上抽出来,从头到尾看了一遍。

很满意。

逻辑十分严密,只要看过这篇文章的人,都不会相信大陆取得重大技术突破的消息是真的。

他把稿子递给旁边的编辑:

“头版预留的位置,就放这篇。标题再大一号,按语加黑。”

阿昌接过稿子快速扫了一遍,忍不住赞了一句:

“梁sir,这篇一出,怕是《大公报》那边又要跳脚了。”

“跳脚?”梁文斌冷笑一声:

“我正等着他们跳。他们主编陈伯康上回在电话里说我‘偏见太重’,我倒要看看,等真相揭出来,到底是谁偏见重。”

他说着,竟拿起桌上的电话,拨通了《大公报》主编室的号码。

电话响了三声,接通了。

“喂,我是陈伯康。”

梁文斌翘着腿,语气里满是揶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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