贝泽隆法官宣读了对被告的判决，正在就此次庭审案件做最后的总结：
“残酷的刑罚从未使人改邪归正，只会在灵魂深处烙下恐惧。”
“本庭的职责不仅仅是惩罚，更是修复。法律的力量不仅在于其严厉，更在于其能引导迷途者重返正途，能抚平创伤，能让社区重新愈合。”
“一个冰冷的、长达二十五年的刑期，能否让死者复生？”
“能否让生者释怀？“
贝泽隆法官目光在陪审席上一次掠过：
“不能！”
“但今天，被告真诚的悔悟和受害者家属令人动容的宽恕，却真正做到了法律难以做到的事情——它带来了和平。”
贝泽隆法官看向被害人的家人，语气越发悲悯：
“此案告诉我们，司法的目的应该是‘修复’而非‘报复’。”
“本案中的七年刑期，是对其过错的必要惩戒，但更重要的是，它为一个家庭的和解与一个人的重生，留下了可能的空间。”
他看向被告，目光中充满了怜悯：
“七年的刑期不是对你的惩罚，而是给你反思的时间。”
“希望你能在这七年时间里好好反思，想清楚自己所做所为究竟对他人造成多少伤害，出来以后该如何进行弥补。”
被告低着头，一脸沉痛。
被害人家人相互搀扶着，不停流着泪。
贝泽隆法官的判决书一向以文学性表达闻名，自由派媒体称其为“法庭诗人“，保守派则批评其“将法哲学凌驾于法律文本“。
不管批评还是赞美，贝泽隆法官的判决书一向具有浓烈的个人风格，极具辨识度。
他凝视着被告数秒后，敲响法槌，宣布庭审结束。
被害人的家人们拥抱在一起，痛哭流涕。
被告与家人们也拥抱在一起，喜极而泣。
旁听席，陪审席纷纷起立，看着抱在一起的两伙人，议论纷纷。
贝泽隆法官微微驻足，满意地点点头，收拾好水杯跟笔记本，返回内庭办公室。
此时正好距离下班时间还有不到半小时。
回到办公室，贝泽隆法官坐在椅子上，回忆了一下庭审的全过程，思考着该如何将这个案子操作成典型案例进行宣传。
他助手叫进来，将本案的判决书副本及案卷交给助手。
无需贝泽隆法官开口，助手已经领会他的意思，点点头拿着文件离开了办公室。
助手会将案件细节透露给《华盛顿邮报》跟《纽约时报》等友好媒体的司法专栏记者跟自由派评论家。
媒体将聚焦于庭审中感人的细节：诸如被告的忏悔瞬间，被害者母亲擦着眼泪说“我原谅你了”的对话，贝泽隆法官充满“人文关怀”的引导等等，汇聚成一篇篇关于“司法人性化”的感人故事。
这种事他们已经做过不止一次，助手早已轻车熟路。
贝泽隆法官又整理了一下文件，看看时间，脱掉法官袍，准备换常服，下班回家。
办公室的门被敲响，一名西装革履的中年人走了进来。
贝泽隆法官认识来人，中年人是一名刑事律师。
这些经常开庭的律师，法官们大多都认识。
刚结束一起案件，贝泽隆法官心情不错。
他放下手中的文件包，看了看时间，重新坐下，笑着提醒中年律师：“你还有五分钟时间。”
中年律师直接掏出一份文件递给贝泽隆法官，进入正题。
他是来跟贝泽隆法官讨论代理的一起案件的。
众所周知，贝泽隆法官对被告一向宽容。
中年律师希望提出一项动议，将检察官提交的一份重要证据排除在外。
贝泽隆法官认真听取了中年律师的意见，仔细思考后告诉中年律师，他需要听听检察官那边是什么看法。
中年律师向贝泽隆法官道谢，起身离开。
贝泽隆法官看了眼时间，正好是下班时间。
他换好外套，正准备离开，助手走了进来。
助手手中拿着一个鼓鼓囊囊的文件袋。
文件袋上标明是交给贝泽隆法官的。
贝泽隆法官接过文件袋打开，从里面抽出几张照片。
他扫了一眼照片，脸色阴沉下来。
他将照片塞了回去，看向助手：
“哪儿来的？”
助手指了指外面。
文件袋是在他桌上发现的。
刚刚从贝泽隆法官办公室出去后，眼见离下班还有十几分钟，他准备整理一下桌面，就从乱糟糟的桌子上发现了这个文件袋。
贝泽隆法官又问他：
“这里面的东西你都看了？”
贝泽隆法官是个富有争议性的法官，他的信都会经由助手检查，确认没有危险后才会交到他手中。
助手迟疑了一下，点点头。
贝泽隆法官盯着助手看了一会儿，冲他挥了挥手。
他随意地将文件袋塞进文件包里，浑不在意地照常下班。
好像那只是一封再普通不过的，来自某个他判决过的案件的被害人家属的恐吓信而已。
贝泽隆法官步伐沉稳，微笑着跟同事们打招呼，一路来到停车场，开车离开法院。
他没有回家，而是一路将车开到波托马克河边。
贝泽隆法官坐在车里，盯着前方波光粼粼的河面发了会儿呆，从文件包里拿出文件袋打开，将里面的照片拿出来，逐一翻看。
照片的背景不断变换，有的是在车里，有的是在餐厅里，也有的是在河边。
照片里不同年龄的贝泽隆法官正在跟一位位不同的律师握手。
这些律师都是在他法庭上出现过的，代理被告的律师。
最后一张，是贝泽隆法官跟亨利·汤普森的律师汤姆私下会面的照片。
贝泽隆法官沉默着将照片翻完，又把照片塞回文件袋里。
发动汽车，朝乔治敦而去。
213、因病退休
汽车一路向西北，驶入乔治敦，在首席大法官马修·J·戴伦（Matthew·J·Darren）家门前停下。
1953年，将军总统提名时任加州州长的马修·J·戴伦担任艾美莉卡第14任首席大法官。
将军总统认为马修·J·戴伦是一个“稳妥的象党”选择，他希望马修·J·戴伦能帮助其平衡最高法院的两党势力。
然而马修·J·戴伦率领的“戴伦法院”其“司法激进主义”远远超出了将军总统的预期。
马修·J·戴伦是一位激进的自由派。
他主张在法治框架内扩张个人权利，严格约束政府权力。
在成为联邦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后，马修·J·戴伦积极推动种族平等与反隔离，主张扩张刑事被告程序性权利，试图掀起一场司法革命，向全国推广自己的司法理念。
这两项主张与胡佛的政治主张完全相悖。
尤其是后者，在加强对弱势被告的程序保护的同时，极大地限制了执法机构的权力。
两人关系因而变得格外紧张。
胡佛在私下里提到马修·J·戴伦时，总是会称呼其为“傻瓜”跟“蠢货”。
马修·J·戴伦也在私下里多次表达对胡佛的不满，认为胡佛是“独裁者”，“应该把他送去苏联”，“他适合生活在苏联，而不是艾美莉卡”。
考虑到两人的身份地位，他们彼此一直保持着相对的默契。
两人从未公开批评过对方，也尽量少发表对方相关领域的看法。
现在这份默契被打破了。
贝泽隆法官在车上坐了一会儿，提着文件包上前按响了门铃。
身穿居家服的马修·J·戴伦打开门，看见贝泽隆法官很是意外。
他询问贝泽隆法官的来意。
戴维·贝泽隆是马修·J·戴伦比较关注的一位法官。
其在许多方面表现出的理念，都与他不谋而合。
他们私下里还有过几次交流。
戴维·贝泽隆迟疑着从包里拿出文件袋递了过去。
马修·J·戴伦没有接。
他看了看戴维·贝泽隆，又回头看了眼屋里。
屋里灯光温暖，隐隐传来食物的香气，混合着孩子们打闹的欢笑。
马修·J·戴伦反手将门关上，拉着戴维·贝泽隆走下台阶，严肃地询问他发生了什么。
他依旧没有接那个文件袋。
戴维·贝泽隆沉默了几秒钟，低声交代起来。
他在阅卷时发现了西奥多·胡佛·迪克森的名字，这稍微引起了他的注意。
但该案件的被告人亨利·汤普森已经认罪，只需要在答辩庭上做有罪答辩，案件就能直接进入量刑阶段了。
贝泽隆法官本来不是很在意的。
结果过了几天后，邮局劫案的案卷被分配到他的法庭上了。
他稍微打听了一下，才得知亨利·汤普森在答辩庭上当场翻供，拒绝认罪。
贝泽隆法官第一次在法庭上见到亨利·汤普森的律师，立刻意识到事情的不同寻常。
经常出入法庭的几名律师，他基本都认识。
但这位叫汤姆的律师，他却根本没见过。
再后来，贝泽隆法官从被告方提交的证据中找到了大量与西奥多相关的资料。
这看起来不像是冲着抗辩做准备，而是冲着西奥多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