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有什么康乾盛世 第192节

  不过,聂宇也只是下令,分田官可以视情况而定,调军队弹压局势。

  阶级矛盾才是问题的核心,大汉的改革是阶梯性的,不可能一蹴而就,阶级矛盾与仇恨也不会说没就没。

  所以,这些大汉的地主士绅们,既巴不得汉王马上死了,又惧怕汉王真的突然驾崩,给他们留一个连说话都没学全的小娃娃。

  却说程驷举这个在安徽乡试落第的宿松考生,听闻汉王给的补考恩典,已经决定不日启程,前往武昌府城报名恩科补考。

  不光是他,还有九江、南康、吉安三府的士子考生,同样有不少打定主意,准备坐船去武昌府碰碰运气。

  万一中了呢?

  前明的宰相李善长,不也是在元朝科举落第,但辅佐朱元璋开创大明,成了大明首位宰相。

  这放到他们身上,不也是一样的,大明是推翻元廷,大汉就是推翻清廷。

  李善长在元廷考不中进士,他们在清廷也科举落榜,不正好一样的。

  还别说,虽然想法不对,但他们确实有机会考中大汉进士。

  恩科恩科,重要的在一个恩字,而且大汉虽然开的首次恩科,但录取的进士已经定下数量名额,同时还有录取进士的籍贯人数。

  湖北、湖南还好说,差不多对半分,但九江、南康、吉安三府,汉王已经提前批给了他们江西进士的名额。

  只要稍微考的过的去,就会给他们一个进士身份。

  反正这些进士,都是要先去地方观政,才能正式走马上任当官的。

  大汉如今的各级官僚,一大半本来就是童生、秀才,举人占比都非常少,四书五经的文学造诣,对大汉治理地方真的用处不大。

  倒是宿松县的士子运气很好,按照大汉目前的出兵速度,还有季节气温变化,今年十二月前,应该是拿不下安徽全境,就连半片都够呛。

  所以这些宿松县士子,还是很有机会,能够争一争汉王批给他们的安徽进士名额。

  至于国家大势,文人风骨?

  屁股决定脑袋,谁给他们进士,谁让他们当官,他们就拥护谁。

  (今天加班,浅更一章)

第281章 厘定规矩

  古代战争爆发,多集中于秋季。

  因为春季需要春耕,军队民夫抽不出来,夏季又太热,冬季又太冷,夏冬征兵后勤压力实在太大,对习惯冬夏入侵打仗的草原部族来说,都是不小的压力。

  唯有秋季最为合适,气候温和适宜,而且粮食刚刚收成,正是农闲的时候,所以刚好能够集结军队,发动兵事。

  《司马法》中便有记载:“冬夏不兴师,所以兼爱民也……诸侯春振旅,秋治兵,所以不忘战也。”

  当然,最直接也是最熟悉的,大概就是辛弃疾的“沙场秋点兵”了。

  包括满清在内,为了不妨碍地方农业生产,都是采取木兰秋闱,秋天的时候才在木兰围场搞军队集结操练。

  湖广粮仓已经丢了两年多,满清的国库粮仓已经捉襟见肘,全靠江南、两广和海外藩国的粮食进口。

  和珅虽然贪婪,但这家伙也确实真有主意。

  既然短时间内干不过汉贼,那就优先解决河南的白莲教,先恢复中原地区的安定,同时大量从海外藩国购进粮食稻米。

  暹罗、安南、朝鲜这几国,不仅是满清的藩属,又是稻米出口大户。

  当年清军入关前,就长期在朝鲜敲诈勒索粮食。

  可以说,皇太极某种程度上,也算是被朝鲜养大的。

  现在无非重拾他们大清的老传统,而暹罗和安南稻米,这也不是什么新鲜事了。

  早在雍正时期,满清就已经在从暹罗和安南进口稻米,而且还推出了一系列政策,鼓励商人去这些国家买米回来。

  不要觉得意外,毕竟是雍正,伪清唯二能算是皇帝的人物,另一个是皇太极。

  这俩可是真想做中国的皇帝,而不是满洲八旗们的酋长!

  有了朝鲜、暹罗、安南稻米支持,和珅已经着手在镇压河南的白莲教了。

  那位自称天下白莲教总教主,又在去年刚跟大汉结盟,还想跟汉王一起建立“真空家乡”的刘之协,这下是倒了大霉了。

  ……

  荆州,汉王府。

  聂宇正在认真批阅案上的奏章,随手抽出一本来自工部的奏章,其中奏言:“大汉改元建新已近一年,然汉王仍旧屈居旧时大将军府,此不成体统,也无有法度,臣恭请由户部拨款,工部筹建汉王行宫!”

  聂宇快速看完后,想也不想就提笔朱批:“不准。”

  看到这封奏章,聂宇同样也有些无奈,这已经不是他

  在此之前,已经有过不少大汉官员,还包括了内阁辅臣兼工部尚书的姚宏毅,全都上奏劝谏过他,要他下令修建一处汉王行宫居住。

  大汉确实很穷,财政几乎全部要用在军队和民政上面,但这也不能让堂堂汉王,大汉的君父尴尬屈居在旧时的大将军府里。

  这实在是有些说不过去!

  聂宇当然知道这些人说这话,应该大多都是出于公心,但他同样也有自己的考量。

  最直白的道理,不说什么损耗民力的问题,就说在荆州一旦修建了大汉行宫,势必会让大汉掀起一阵不良风气。

  所谓上行下效,自己这汉王若是都带头享受,那手底下的官员必定会有人扛不住诱惑,而迅速腐化,甚至失去进取心,觉得大汉就这么割据一方也不错。

  凭什么汉王都能建王宫享受,他们这些下面的官员就不行?

  而且,就从实际角度来说,当年的三藩之乱,吴三桂之所以最终困死在了西南,不就是因为这家伙自己失去进取心,想着临死前能过把皇帝瘾。

  连吴三桂都这么想了,手下那些跟他一起反清的文武,自然也是上行下效,跟着腐化堕落。

  其中最为离谱的,吴三桂给孙子吴世蕃找的政治联姻,仗着女婿是“吴周”皇帝,居然软禁吴世蕃,不许吴世蕃去衡阳登基,反而扬言应该死守云南,割据一方,也不失为又一个“夜郎王国”。

  聂宇也怕出这种状况,这种打天下的初期,既不缺想做开国功臣的野心家,也不缺想要躺平享受的蠢货。

  之前伪清来议和,可是就诈出了不少赞成议和的投降派。

  聂宇没去处罚这些人,只是一律驳回后,给记下了小本本。

  若这些人安分做事,那当然没事,堂堂汉王,这点气度还是有的。

  可要是贪污犯事……

  聂宇想了想,又拿出已经批阅过的户部财政报表,提笔加了朱批:“户部改革简章:今后户部财政赋税,可分内库、外库,外库为国家,内库为君主……”

  内容洋洋洒洒,写了一大堆,基本都是照抄明清两朝的内外库规矩。

  聂宇已经称王,算是开了历史倒车,那就必须把这屁股给提前擦干净了。不能等自己死后,还让自己的后人一通乱来,把他好不容易改革出来的成果,全都毁于一旦。

  这第一步,就是正式厘定国家财政的分配细则。

  明朝就是很好的现实参考例子,明太祖朱元璋当年为了防止后世子孙乱花钱,损耗国力,严格区分了国库和内帑,国库只负责国家大事,而内帑仅为皇帝私人用度,二者互不干涉。

  比如,明朝皇帝的大婚与殡葬,虽然是皇帝私事,但也属于国家大典,所以就要国库出钱承办,而内帑不用掏一分钱。

  就因为这,明朝皇帝还时常与外廷官员发生用钱冲突。

  明武宗大婚,下令户部运送大量金银使用,户部先是输送了三十万两银子,明武宗觉得不够,户部、给事中、监察御史就齐上阵,劝说武宗皇帝少花点,大婚没必要花那么多银子。

  这场争端的结果是,户部咬着牙又输送了四十万两银子。

  没办法,明武宗太强势了,户部干不过,而且皇帝大婚,本来就是国家大典,就是要国库出钱。

  包括后面嘉靖大婚、万历大婚,户部都曾哭过穷,却都拗不过皇帝,只能乖乖出钱。

  可大婚、殡葬这样的国事拒绝不了,那皇帝自己的爱好、修建宫殿什么的,户部就可以理直气壮的拒绝了。

  万历年间,皇宫三大殿起火,万历要国库出钱修缮,户部则要万历自己从内帑出钱。

  万历无法,只能自己开放内库。

  因为皇宫是皇帝私人所有,里面的宫殿维护,太监、宫女的工钱赏赐,还有皇帝自己一大家子的饮食用度,全都是内帑来出钱。

  这趟双轨制系统在明朝稳定运行了一百多年,一直到了明中后期才开始逐渐崩坏。

  明末崇祯为啥那么穷,就是国家每到大灾,户部就让崇祯出内库的钱,来帮国库赈灾。

  为啥国库不出钱?

  当然是万历把国库榨干了,导致国库掏不出钱了。

  不过一百多年的稳定,已经相当不错了。

  聂宇不可能为后世安排好所有东西,就算安排好了,制度不是一成不变,制度的执行人也不可能一直保持初心。

  不说我死后哪管什么洪水滔天,只能说儿孙自有儿孙福吧!

  聂宇把自己想好的预案,批注夹带在了户部的财政报表,之后便往桌边一放。

  接着又随机抽取一本,是荆州府衙递来的奏事。

  现在的荆州府因为是大汉的临时都城,所以荆州知府虽然还是知府官衔,但已经基本被视作大汉这边的“荆州府尹”。

  府尹不比知府,二者官衔看似差不多,可权势却差的大了去了。

  伪清那边的府尹有且只有一个,即北京城的顺天府尹,权势与御史台、九门提督、直隶总督几乎相当,还有承接全国各地刑事诉讼的资格,相当于一个小刑部。

  而且,顺天府尹虽然实际官衔不高,几乎没有最终决断权力,但顺天府尹是可以直接上殿面见皇帝的。

  翻开奏章,却是荆州知府在报奏已经开始的邸报辩经。

  邸报辩经虽然是聂宇抛出来,吸引火力的诱饵,可不代表聂宇就不关注了。

  相反,这种大汉治下众多学者文人,甚至不乏有声名不显的地方大儒,跑出来公开打笔头仗的场面,可实在是不多见,而且政治宣传意义也极大。

  荆州府衙已经把几篇有价值的文章,专门列举圈画出来,跟着奏章一起呈递,方便汉王快速翻阅。

  聂宇简单看了几遍,就忍不住笑道:“果然,这笔头仗只要打起来,那是非对错就已经不重要,为什么争吵也不重要了。”

  随侍的左观澜也不由瞥过了眼,但又很快收回目光,大王没让他看,那他就不用看,做好自己随身秘书官的职责就好。

  聂宇倒是看出左观澜的心思,心情颇为不错的他,把几篇文章递给了对方,反正也不是什么机密文件,出去买一份邸报就能看到。

  左观澜接过那几篇文章,细细读过后才知道汉王说的什么意思。

  几篇文章的时间跨度和内容跨度都很大,最开始的几篇还是围绕女子的贞操廉耻在辩论,又夹杂女子裹足是否应该禁止。

  虽然大汉这边借着辩经,已经在悄悄推行乡镇女子禁止裹足,还安排了罗典这位退休的老山长,亲自下场写文章支持大汉废止缠足,可反方文人实在太多,就算是罗典这样的大儒都有些双拳难敌四手。

  而且,女子裹足已经变成次要话题,真正主旨辩论点集中在了《女诫》新例中关于三纲五常的解释。

  这一点甚至得到了部分百姓的认同,实在是传统的三纲五常过于深入人心,认为女子就该知道礼义廉耻,应该在家相夫教子,不能抛头露面,与外男随意接触。

  但很快,就有一伙不速之客加入战场,他们不属于大汉官方安排的辩手大儒。

  就连大儒都算不上,这帮人先是写文章支持大汉废止缠足,接着就迅速加入到了对女子是否遵循三纲五常的争吵中。

  到这里,其实都还算正常,不过是双方辩手得到了场外援助,可这帮新来的“辩手”知道自己水平不够,索性就另辟蹊径,干脆把话题从女子是否要遵循三纲五常,往三纲五常的本质上去扯。

  嘿,浑水摸鱼的来了!

  因为乱世已经到来,哪怕伪清极力在掩饰,可天下人眼睛不瞎。

  不止大汉的文人,天下的文人全都在暗里反思,为什么好端端的盛世,会突然间走向衰亡的局面?

  历史上,这种类似思想启蒙的运动,在明清两朝一共发生过两次。

  第一次是明末清初,因为晚明对南方控制逐步减弱,南方士绅抬头,开始思考国家为什么衰弱,并由之演化出了“虚君”为核心,极为恐怖的官僚资本主义怪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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