纸币若欲通行全国，须由朝廷统筹，加盖户部官印，方可取信四海。
其二，本钱实贮以固根本。
纸虽轻，其背须重。每发一贯，库中须存一贯之实。
民知纸可换钱，方敢持纸为钱。
若无实钱压库，一旦风闻动摇，挤兑之祸，不可不防。
其三，防伪之法须加密备。
川纸虽佳，终非不可仿。须
以铜版套色、密料印泥、暗纹隐记，层层设防，使奸猾之徒无可乘之隙。
其四，禁绝伪造之法须严。
纸币之害，莫过于伪造。须以重典治之，使民知伪造者死，则不敢轻试。
其五，推行之序须缓。
不宜骤然遍及天下，当先于四川试行，观其成效，察其利弊，徐徐图之，庶几可免仓促之失。
臣窃谓，章通此疏，开纸币之先声，诚为有识之论。
然纸币之行，得失之间，悬于一念。
望陛下不以一时之利而忽长远之虑，不以一人之能而废众议之明。
此臣区区之忱，伏惟圣裁。”
条分缕析，洋洋洒洒写了近千字。
其实皇帝更喜欢高效简明的批注，一句话能说清的事不要用一段话，一段话能说清的事不要用一页纸。
但安德裕偏不！
他自幼浸淫经史，最推崇先秦两汉那种辞藻富丽、气势磅礴的奏议文风。
每次写批注都像是在写一篇小型的政论文章。
为这事朱骁不止一次明里暗里敲打过他。
可安德裕依旧我行我素，一副‘我就这么写，你爱看不看’的模样。
旁边的安守亮偷偷瞥了一眼父亲笔下那密密麻麻的字迹。
没看清具体写的什么，但那熟悉的文风扑面而来。
长篇大论，引经据典，排比对仗。
他无奈地摇了摇头，没有出声劝阻。
劝阻有啥用？
人家连皇帝的面子都不给，还会听你这个当儿子的话？
安守亮莫名有一种强烈的预感：父亲或许会是头一个被踢出内阁的官员。
奏疏很快送到了皇帝的御案上。
朱骁展开一看，眼眸微亮。
没曾想，北宋的交子竟然在如今问世，这比原本的时代足足提前了二十一载！
这就意味着，大明的富庶与商业繁荣，已经足以与二十一年后的北宋相提并论。
（据《续资治通鉴》等史料记载，北宋淳化四年（993年）至五年（994年）间，四川地区民间为方便交易，开始私自使用一种名为“交子”的信用凭证）
北宋于960年建国，整整三十三载出现交子，而大明立国不过十四载，还不到一半的时间。
也就是说，老朱一个人顶得上赵家兄弟两代帝王的成效。
这个念头让他颇有些志得意满。
当然，他心里也清楚这不过是诡辩，时势不同，条件不同，不能这么简单类比。
但皇帝也是人，偶尔得意一下也不犯法。
他看罢奏疏的内容，目光移向下方群臣的批注。
宋琪还是那般圆滑老到，意料之中。
嗯？
朱骁的目光便不由自主地被安德裕那篇长篇大论吸了过去。
看了一段，眉头便开始微微皱起。
又是这种写法，又是这种恨不得把一句大白话说成三段排比的酸腐习气。
他不止一次表示过不喜欢这种文风。
希望朝堂上下的文书能少一些故弄玄虚的修饰，多讲几句直白明了的人话。
可安德裕这厮却屡教不改，处处跟他唱反调。
这让老朱颇为不满。
实话实说，他欣赏安德裕的才华。
否则当年也不会在殿试上亲手把他从一堆考卷里挑出来，钦点为状元。
可欣赏是一回事，容忍是另一回事。
张齐贤不照样惊才艳艳嘛，但为人不通圆滑，当场拦驾顶撞皇帝，被打了五十大板。
朱骁一直在致力于改革朝廷的风气。
想让奏疏和文书上的文字少一些之乎者也的虚文，多一些直截了当的干货。
写上一大堆极尽辞藻华丽的句子，中心思想翻来覆去就那么几句。
写的人累不累他不知道，他这个看的人是真的累。
尤其是奏疏都是没有标点符号的，黑压压一大片字从头排到尾。
哪一句是起、哪一句是止全都得靠自己一句一句地去断、去猜、去品。
他批奏疏批到深夜时，常常看得眼冒金星。
他甚至都有个念头，弄个官职，专门在奏疏上勾标点符号，让他能顺利阅读。
其实早在秦汉时期，就已经出现了至今仍在使用的顿号、逗号和句号的雏形。
东汉的《说文解字》也收录了表示停顿的“、”号。
之所以一直没有推广开来，主要是因为文人圈子里的一个顽固观念。
所谓的‘识文断字’，也就是掌握‘句读’的功夫，是衡量一个人是否算得上真正读书人的重要标准。
连文章的句读都要靠别人标出来，你还好意思说自己读过书？
这是千百年来的主流观念，根深蒂固，压根不是皇帝一纸诏书能轻易扭转的。
人家千百年都靠这个来标榜自己是读书人，凭什么你洪武皇帝就要改变大伙的习惯？
朱骁也不愿意为这种小事彻底惹怒天下的读书人。
他已经打定主意，日后随意找个借口将安德裕踢出内阁。
一方面是这厮确实不尊重皇帝，另一方面是他的做派与老朱想要扭转朝堂风气的方向完全背道而驰。
读书人怎么样他在宫里管不着。
但入了仕、穿上了这身官袍，就得按老子定下的规矩来！
官员亦是读书人，但自入仕后，便会逐渐适应朝堂。
朱骁的目光忽然落在了安家父子身上，思绪飘开了一瞬。
别看安德裕和安守亮是父子，实际上这两个人都年轻得不像话。
前者今岁不过三十三，后者更是十九岁！
也就是说，安德裕十五岁便生下了安守亮！
（历史上，这二人先后为状元，乃一桩美谈）
贞观年间，法定婚龄为男二十岁，女十五岁。
开元年间，法定婚龄为男十五岁，女十三岁。
不过绝大数男子还是17岁至30岁婚娶。
当然，经历了两百多年的乱世，这些律法条文早就是个屁，百姓纯粹看经济条件决定何时婚嫁。
十四岁那个，十五岁生子稀少，但不算罕见。
真正罕见的是这父子二人竟同科入仕，一个状元一个榜眼，同时进了内阁。
这种事古往今来恐怕都不会再出现第二例了。
朱骁把思绪从安家父子身上收回来，重新将心思放回章通的奏疏上。
他开始认真地思考一个更根本的问题：
历史上北宋的交子，最后为什么会失败？
他前世读过相关的史料，虽然细节已经模糊，但大致的脉络还是记得的。
归根结底，还是因为信誉两个字。
历史上，最初交子出现的时候，确实解决了蜀人一个实实在在的难题。
据史料记载，当时在成都买一匹绢，需要携带重达一百三十斤的铁钱。
因此，作为轻便存款凭证的交子一出现，立刻就受到了商人和百姓的热烈欢迎。
和章通预料的一样，推行交子的商户后来因为挪用存款和恶意欺诈，而爆发了严重的信任危机。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北宋朝廷正式下场，接管了交子的发行权。
奈何赵宋朝廷无节制、无制度地滥发交子，最终让这个划时代的发明彻底破产。
具体来说有很多因素：
第一，官方初期规定发行需有29%的准备金（如36万贯准备金对应125万贯发行额）。
但后来发展到‘不蓄本钱而增造无艺’（不做本金储备而无节制地增发）的地步。
第二，为应对庞大的财政和军事开支，赵宋朝廷将交子当作‘提款机’。
宋仁宗时就曾在没有准备金的情况下，额外发行60万贯交子。
第三，无节制的超发导致交子急剧贬值。
到北宋末年，一贯交子实际价值跌至票面值的百分之一甚至更低。
准备金何意？
简单来说，就是官府为了确保人们随时能把自己存进来的钱取走，而提前预留出来的、不能轻易动用的那部分钱。
就相当于信用保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