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厅里，政治科接待处的格局和普通的政府机构差不多：一张长柜台，后面坐着两个穿灰色制服的职员，墙上挂着一座挂钟，指针指向下午3点06分的位置上。
瓦尔特再度出具了通行证，柜台后面的办事员拿过去看了一眼，没有多问，递给瓦尔特一只硬质文件夹，里面夹着一份表格，封面上印着“临聘人员登记表”一行字。
“冯·克莱斯特警监之前已留下话，请您直接前往医务室，到岗工作即可！”这名办事员说了一句。
然后，瓦尔特被领着经过一道铁栅栏门，沿着走廊一直走到尽头，拐弯，下了台阶，进入地下室。楼道里的灯，都是那种颇为奢侈的100瓦大功率白炽灯，把楼梯间照得如同白昼。
说白炽灯奢侈，倒不是价格很贵（也不便宜），是因为灯泡的寿命不长。由于如今的灯芯材料主要为碳化竹丝，当下只能维系一两个月的时间。即便是费劲的给灯泡抽了真空，使用时长也不会超过三个月。
地下室走廊两边的门都关着，门口没有编号，只嵌着小小的观察窗，玻璃很厚，从外面看进去影影绰绰，什么也看不清。
随后，瓦尔特被引领进了地下一层的专用门诊室内。房间不大，摆着一张金属支架的桌子、一把椅子、一只洗手池和一个小药柜。洗手池的水龙头开始生锈了，金属表面留着一圈圈干涸的水渍印。墙角放着一只灰色的铁皮柜，柜门半开着，可以看到里面摆着几卷绷带、几盒药品、几只空玻璃瓶，还有一瓶碘酒……
整个诊室没有窗户，只有头顶的一盏大功率的白炽灯，灯光点亮了整个房间。
很快，瓦尔特就知道了，这栋楼的地下部分不止一层。他所在的那间诊室是最浅的一层，再往下还有一层。那里没有诊室，只有一排铁门紧闭的隔间和一条更窄的走廊。
此刻，他没有被允许进入那一层，但他偶尔站在楼梯口时，能感觉到冷风从下方涌上来，带着一股潮湿的、混着铁锈和漂白粉的气味，隐约还传来一两句时有时无的哀嚎声。毫无疑问，这个地下二层就是审讯室。
瓦尔特站在诊室里，把医生包搁在桌面上，打开，取出听诊器和体温计，然后坐下来等。门外偶尔有人走过，脚步声很轻，显然发现医务室开了门，特意放慢了步伐，在经过门缝时，影子在外面看了一下，又快速的移走了。
与他之前去过的所有警察局相比，这里的气氛让人感到格外不一样。那些地方虽然各有各的腐败和拖延，但至少还是守纪律，尊法律的国家机器。
而这栋大楼所代表的势力，有它自己的独特运转方式，根本不受外面那些法律规章，以及社会道德的约束。
在医务室里面干坐了半个小时，瓦尔特有些后悔没有带一本书籍，或是报纸什么的。正当他想着去一楼大厅借阅今天的报纸打发时间，但下一刻，外面来人了。
有人敲了敲诊室那半开的门，没有推门进来，只在门外说了一句：“医生，下面有个人，需要您看一下。”
瓦尔特拎起医生包，跟在那人身后走过楼梯间，下了一层。空气骤然凉了一截，白炽灯的光线也似乎更冷了一些。
走廊两侧各有一排铁门，门板很厚，靠近顶端的部分开了一个巴掌大的观察窗，铁栅栏从内侧焊死了。走廊尽头那间房间的门是开着的，里面有说话声，粗重而短促，夹杂着几声闷响。
瓦尔特走进去，看到房间正中的地面上躺着一个人。或者说，那姿势看起来像是在地上蜷着。他的衬衫被撕开了大半，左边的肩胛骨和背部露在外面，皮肤上一片一片的红紫色淤痕，有些已经肿了起来，有些呈暗褐色，边缘不规则，显然是被钝器反复抽打过。
旁边站着两个穿便服的秘密警察，其中一个手里捏着一只卷起来的皮带，拿皮带的那只手背上青筋暴起。另一个则站在墙角，正低着头点烟，火柴划过砂纸的时候发出短暂的一声响，然后火光亮了一下，又灭了。
似乎是不太愿意看到医生到来，那个拿皮带的魁梧汉子，对着地上的犯人，狠狠的踢一脚，犯人简单低哼了一声，身体没有动。
见状，瓦尔特忍不住皱起了眉头，他说：“你们最好先停一停，再打下去，估计就要出人命了！”
拿皮带的秘密警察瞪了多管闲事的医生一眼，但把目光投向一旁的同伴，后者微微摇了摇头。
毕竟，秘密警察们需要的是犯人嘴里的情报，而不是一具冷冰冰的无法开口的尸体。至少是对方交代完所有口供之前。
……
第46章：调教政治警察
瓦尔特把左手的医生包放在地上，蹲到那人旁边，伸手捏住他的下颌，把脸侧过来看了一眼，左眼眶肿了，嘴唇开裂。
犯人还活着，呼吸很浅，压在胸腔里，隔几秒才稍微深一点，像是被什么东西堵着，要把那口气从很深的地方拽上来。
看到拿皮带的秘密警察又要凑上前来施暴，瓦尔特赶紧起身制止，说道：“人已经快没呼吸了，你们是想彻底打死他，还是让我来处理？”
房间里安静了两三秒，点烟的那个行刑者显然是两人中的头儿，他把火柴梗丢在地上，用鞋底反复碾了几下。
“好吧，你是医生，先就听你的！”
瓦尔特蹲下去，小心地翻了一下那人的身体，听他胸腔里的声音：一侧肺部的呼吸音很弱，可能肋骨断了一根，还刺到肺膜。
因为自己右手不方便，瓦尔特在两名行刑者的协助下，用了大约四十分钟完成了初步处理：清创、止血、固定肋骨、包扎伤口。那个人的呼吸渐渐稳了一点，但还是昏迷着。瓦尔特让人把他抬到楼上的临时关押间，送了一张干净床单，在床头搁了一杯水。
做完这些，他转身回到了诊室，头顶的白炽灯依然在亮着，不停的发出嗡嗡声，令人生烦。
大约过了十多分钟，瓦尔特发现自己衣服上溅有污血，估计是刚才沾染上的，随即起身，向水池那边走去。
此刻，之前在监牢里喜好抽烟的秘密警察忽然推门进来，反手把门带上。他没急着开口，先走到椅子前面坐下来，从口袋里摸出一包烟抽出一根叼在嘴里，火柴捏在手上，没点烟，就那么含着。
与大部分政治警察一样，来人没有身穿普鲁士警察制服，而是深色西装、长款呢子大衣，佩戴有领结，随身携带了一只怀表。如果外勤，还要加上一定深色的软呢帽或圆顶硬礼帽，压低帽檐以遮挡面容。
“科勒医生，”这位不请自来的秘密警察开始介绍起自己，“我是弗兰茨·费舍尔，行动3组的主管督察，刚刚与红堡的朋友聊过几句，那边有人提过你，说你医术不错，分析能力更强，已经协助警方破了不少案。”
瓦尔特正在洗手，水龙头哗哗淌了一阵，他关掉水闸，转身拿起搭在椅背上的毛巾擦了擦手，没有看向对方，更不打算接话。
费舍尔把烟从嘴里拿下，继续说道：“地上那个家伙，不是普通的政治犯。昨天他和一群暴徒在东区伏击了我们两个同事，一个死了，另一个还躺在医院里抢救。今天上午，我们通过眼线，这才活捉到他……
因为死伤了两名兄弟，上面压得很紧，我们得从这人的嘴里掏出其他同伙的落脚点。前面审了几轮，但犯人油盐不进。“
瓦尔特把毛巾挂回去，淡淡的说道：“我是医生，伤口我能缝，嘴我撬不开。”他记得伯爵的话，但凡与法国间谍无关的事情，尽管不要主动插手。
听到这里，费舍尔干脆把烟塞回烟盒里。
“不需要你去撬，红堡那边的人说你有一种特殊的本事，能从别人身上看出东西来。衣服上的褶子，手指上上的印子，这些玩意在你眼里都是线索。对了，医生。刚才你帮他处理伤口的时候，有没有注意到什么？”
瓦尔特沉默了一会儿，他没有回话，直接走到诊桌前面，把刚才用过的器械，摆回托盘里。止血钳、缝针、镊子、弯盘，每一样放回原位。
这位政治警察依然不依不饶，他上前一步，说道：“科勒医生，半个柏林的人都知道，冯·里希特霍芬男爵是你协助警察，把他送进监狱里的。现在外面有风声，那位男爵已经在黑市上放话，要用五千马克来换你的另一只手。
没错，普通的柏林警察管不了这种黑市买卖，但我们政治科可以。往一个快死的人身上栽个通敌的罪，容易得很。男爵只要挂上这个罪名，他在牢里等着上绞刑架的时候，就会老老实实闭嘴，不可能再有什么花钱买凶的念头。不仅如此，我们也能够冻结死刑犯在银行里面的所有资金账户，”
毫无疑问，这位自称弗兰茨·费舍尔的督察主管，刚刚提出的交易条件，是瓦尔特无法拒绝的。于是，后者开始回忆之前……
“他左边内衬口袋有一枚铜纽扣，边缘磨得厉害，是东区纺织厂工人制服上用的那种。右靴底沾了红泥，施普雷河下游旧砖厂附近才有的那种土。”
费舍尔没有打断瓦尔特的描述，还把身体微微前倾。
瓦尔特把托盘端起来放进消毒柜里，关上柜门，并继续描述道：“另外，他的手腕内侧有一道烫伤，形状像个不太完整的‘K’字，存在的时间不短。他习惯用左手，但右手食指和中指的茧很厚，是长期把持某种细工具留下的。衣服上有机油味，不是从机器上沾的，是保养工具用的那种轻质机油。我猜他以前做过钟表匠，或者修表工什么的。”
秘密警察稍稍激动起来，急切的追问道：“还有职业证据吗？”
“他右手虎口靠下有一块老茧，茧面平整，不是握枪磨出来的。握枪的茧在虎口内侧和食指根部，位置不一样。他的茧在虎口靠下，更靠近手腕，像常年握镊子或者刻刀，这类细工具的人才会磨到那个地方。指甲缝里有黑褐色的东西，不是灰泥也不是油泥，比灰泥细，比油泥干，像是长期接触某种金属碎屑之后渗进指甲根部的，洗不干净。
另外，左小腿内侧有一条裤子缝线开过又缝上的痕迹，线头是深灰色的线，缝得不算整齐，应该是自己补的。不过，他用的是运河区小裁缝铺常用的那种灰色棉线，而别的地方买不到同号的。”
说着，瓦尔特转过身来，靠在消毒柜边上。
“我基于上述的推测，犯人经常在克罗伊茨贝格区附近活动，靠近运河那一带的老楼，有三层或者四层。帮手至少两个，多半是他在纺织厂的工友，加上一个对他有影响的人，可能是好友或者亲人。”
“咦，你是怎么知道这些的？”此刻，警督弗兰茨·费舍尔显露一副不可思议的表情，语调也比刚才高了整整一个八度。
……
第47章：调教政治警察（续）
瓦尔特走回诊桌旁坐下，这才慢悠悠的开了口，继而打破室内的沉寂。
“刚才给犯人缝合肩膀的时候，他明明疼得浑身发抖，但左手却攥着内衬口袋。人疼到极点不会演戏，那是口袋里的东西对他一定很重要。还有，他脚上的泥是不久前踩的，砖厂那边的红土遇水变黏，干了以后极难脱落。另外，他手腕上的烫伤，边缘显露的十分整齐，我认为是用烙铁刻意烫出来的，绝非意外，也许是某个团体内部成员的一类标识。”
诊室里安静了下来，只有墙上的挂钟秒针在一下、一下的走着。
瓦尔特望了费舍尔一眼，继续说道：“至于我提及克罗伊茨贝格，缝裤腿用的灰色棉线，只有运河区那几家铺子才卖。缝口不整齐，说明缝的人不常做针线活，大概是在附近随手拿的线。这暗示他住的地方旁边就有裁缝铺或杂货店，而克罗伊茨贝格区那条街上，正好挨着运河有几家这样的铺子。”
很快，在这位秘密警察的脑海中，迅速梳理医生这一番分析的逻辑链条。
首先是犯人的职业，瓦尔特判断犯人是钟表匠或修表工，依据有四：
指甲缝里嵌着黄铜或齿轮合金的碎屑，并非普通铁锈；右手食指与中指的茧，是习惯于用镊子和螺丝刀磨出来的；再加上他身上，那股轻质机油味；最重要的一点，是他的虎口老茧位置很特殊，是长期用指尖发力，压住细小零件留下的，这属于钟表匠独有的握姿。
那些负责逮捕与审讯的秘密警察，自然是知晓这名犯人的真实职业，然而初来乍到的医生，既没有询问一句，也没有看过任何资料，仅凭着微不足道的细节，就能精准推断对方的职业背景，确实令人惊叹。
其次是那枚特殊的铜纽扣，它毫无疑问属于东区纺织厂工人的制服，缝在左内衬口袋上，是后来加上去的。纽扣磨损严重，说明被犯人随身携带了很久，而且还是经常触摸。它或许就是某个非法组织内部，快速辨识成员的证件，类似警察的警徽。
由此，合理的推断便浮出水面：这枚纽扣不是犯人自己的，而是某个对他至关重要的人留下的。纽扣被磨得发亮，说明他不仅随身带，还经常在紧张或思考时下意识地摩挲它。
再结合手腕上的“K”字烙印，放在之前，那是老派行会里师傅给学徒打的出师印，瓦尔特推测此人可能是他的亲人朋友，或是对他影响极深的人。进而可以推断，犯人的帮手当中，很可能有纺织厂的工友。
“纺织工人”这一判断，实际上是对犯人社交圈子的圈定。
事实上，瓦尔特已向面前的秘密警察行动组主管，指明了其他帮凶的藏身地点：就在在克罗伊茨贝格区（东区）的纺织厂附近，或是工友聚居的区域，且附近有售卖灰色棉线的裁缝铺或杂货铺。
……
费舍尔警督没有说话，慢慢站了起来。那根自始至终都没能没点的烟，又被他从口袋里又摸出来，在手里捏了捏，最终还是没有点燃，放回了口袋。
“多谢了！”秘密警察也没再多问一句，转身离开了医务所，回到自己的办公室。他坐在桌前，把“运河区裁缝铺”、“铜纽扣”、“东区纺织厂工人”等几个关键词，逐一写在纸条上，折了两折塞进口袋。
出门的时候，费舍尔在走廊上碰见一个刚交班的老部下，他把此人拉到一旁，话递过去，让对方去东区那片转转，问问当地的情报线人有没有发现符合这些特征的人与团伙。
交代完毕后，本想直接回家的费舍尔警督在走到大厅时，又鬼使神差的重新折返，打开了自己的办公室。
凌晨两点左右，密探来到警督的办公室，那是他的线人捎回来一个重要情报：东区纺织厂后面那片工人宿舍，第三排尽头那间屋，里面灯还在亮着，窗台上晾着一件同样缝了灰线的裤子，而且……
费舍尔当机立断，连夜调了行动队的人，十二个人，分三组，从巷子两头包过去。破门之前门缝里漏出一线光，里面有人说话，听不清在说什么。
费舍尔抬手示意，两个队员抬着破门锤撞了一下，门框上的木头裂了，第二下门板往里倒进去。里面的人从椅子上弹起来往窗户跑，被守在窗外的人堵了回来。
整个抓捕过程不过两三分钟，全部4个人按在地板上，手都铐上了。带回政治科的时候，天已蒙蒙亮。简单审讯后得知，上述4人都是东区那家纺织厂的工人，平时在车间里上班，这两天才凑到一起。
跟钟表匠犯人关系最近的是他的表兄，比他大两岁，在纺织厂工作，领班级的，厂里的排班表和出勤记录他都能拿到手。审讯的时候此人硬气的狠，一句话都不说，倒是其他3人纷纷扛不住，断断续续吐出些东西来。
这个组织内部层级分明，策划、侦查、后勤互不统属，平时严禁集会，全靠人力传信。然而“钟表匠”的突然被捕，立刻打破了平衡。为了等一个结果，其他人被迫压下恐慌，聚在一起，还将撤离柏林的行动推迟了24小时。
借助犯人们的口供，那场刺杀秘密警察的伏击中，参与人数实为六人。四人被俘，一人是审讯室里的“钟表匠”，而剩下的最后一人，那个全程蒙面的家伙，才是最大的谜团。没人见过他的真容，也没人查清过他的来历……
费舍尔把审讯记录翻了一遍，其中一页上那行字，看了几秒钟：“除一人是钟表匠，4名暴徒都在一家纺织厂上班，同属一个组织。此外，还有一个谁也不知来历的神秘人？”
然后，他合上本子，站起来，信步走到窗边。
窗外，天色已大亮，街对面的面包房照常开了门，热气从门缝里冒出来。他站了一会儿，转身回办公桌后面坐下，拿钢笔在案件报告的第一页空白处写了一行字：“据一干嫌疑人供述，另有上层联络人（组织者？）一名，身份需待查。”
他把报告放下，把钢笔帽扣回去，身体往椅背上一靠，决定自己先眯一小会儿。
……
第48章：审讯？没有人比我更懂！
到了早上十点，醒来的费舍尔就在盥洗间，用凉水抹了一把脸，对着墙上的镜子把领带正了正。镜子里的人眼窝有点陷，下巴上一夜之间冒出来的胡茬没来得及刮。
这位行动3组的主管督察，拿手背蹭了两下，算了，不刮了。估计在这个点里，头顶的大佬应该从内政部回来了，就坐在办公室里喝咖啡、看报纸。
费舍尔出了盥洗间，顺着楼梯上了三楼，很快就在顶头上司，冯·克莱斯特的办公室门口停下来，敲了两下门。
里面应了一声，费舍尔推门进去。冯·克莱斯特坐在办公桌后面，面前摆着一杯冒着热气的咖啡，旁边摊着一份早报，头版头条赫然刊登有关日俄战争的最新消息。
那是1904年2月28日，日本在未正式宣战的情况下，偷袭了停泊于旅顺港的俄国太平洋舰队，日俄战争正式爆发……当然，这属于帝国首相府和外交部的官员们需要操心的事，与内政部和政治科关系不大。
费舍尔在桌前站定，把昨晚行动的经过汇报了一遍。抓捕地点、人数、过程，还有缴获的物品，以及初步审讯的结果，简短明了，没有多余的废话。
警监冯·克莱斯特靠在椅背上听，始终没有打断。等费舍尔说到被俘4人的口供基本对得上，至少有三份证实了彼此之间的组织关系时，警监才把椅子往前拉了拉，拿起钢笔在便签纸上写下一行字。
就在部下准备转身离开时，冯·克莱斯特忽然想起了什么，随口问了一句，“你刚才说，首先提供有价值情报的那个医生，就是红堡法医处的瓦尔特·科勒？”
费舍尔回应道：“是的，就是科勒博士。”
警监点了点头，随即指示说：“后续如果审出了上线，也许会牵涉到其他部门，你必须第一时间报过来，不要未经审批就私下采取行动。”
至于瓦尔特在外交部的真实身份，冯·克莱斯特还不想政治科的第三人知晓。
费舍尔应了一声，转身出去了。
依照惯例，科勒法医官的上午，通常会待在红堡地下室的法医处值班。不过，一个突如其来的紧急电话，将他从柏林警局，叫到了政治科三楼。
瓦尔特敲门进来之际，警监冯·克莱斯特站在窗边，手背在身后，望着楼下的院子。听见脚步声，这才转过身，走回桌子后面坐下，示意瓦尔特关门。
“请坐，”冯·克莱斯特抬了一下下巴，示意瓦尔特在对面那把椅子上坐下。随后瓦尔特拉了椅子，坐下。
警监没有绕弯子，开口说：“东区那桩袭警案，你是帮了大忙。费舍尔督察把详细经过报上来了，包括之前的钟表匠，总共抓了五个人，已有3个人的口供对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