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哦，钱从哪来？”瓦尔特问。
“有时候来自巴黎，有时候是苏黎世，还有从伦敦那边转过来的。从表象上分析，大部分属于日本人在充当这个冤大头。”卡纳里斯解释说。
瓦尔特笑了笑，他拍了拍卡纳里斯的脑袋，没有再说什么。
偶尔，瓦尔特也会去近卫军官俱乐部坐一坐。
他从来不会一个人去，基本都是博克、布劳希奇、克鲁格和克莱斯特等朋友相邀。这些人分属于不同的圈子，但大体上都属于近卫军体系。至于格勒纳，他是总参的人，而红裤子基本不会前往近卫军官俱乐部，因为会挨揍。
俱乐部里，穿着军医官制服的瓦尔特通常都是坐在角落里，很少主动说话。
“听说你本来要升少校的。”克莱斯特凑了过来，压低声音说。
“我不是、我没有、别瞎说，别乱传播！”瓦尔特立刻来了一句否定三连，当即制止了龙骑兵的胡言乱语。
“传不传不重要，重要的是，以后你在总参里的光辉事迹，已经被普鲁士战争大臣记住了。”克莱斯特嘿嘿的笑了一声，然后把手中的卷烟掐了。
虽说克莱斯特本人并不出身于军人家庭，其父是一名大学教授，但克莱斯特的高祖父是腓特烈大帝麾下的元帅，叔伯堂兄不乏勇敢的军人，其中的一位叔父已晋升到骑兵总监，中将衔。所以，他的消息自然灵通。
一旁的博克也附和了两句，他递给瓦尔特一杯淡啤酒，安慰道：“放心吧，我的朋友！施利芬伯爵一定会给予你足够的补偿。”
布劳希奇凭借普鲁士王家军校的优等生身份，曾在城市宫里做过武官侍从；至于克鲁格他的父亲，则是普鲁士现役中将，大家有着各自的信息渠道。
面对朋友们的关心，瓦尔特没有接话，他只是低头看着杯里的啤酒，心中却是想着另外一件事：日俄战争还在继续。
从1904年年初开打，时间来到了下半年，远东战场上已经死伤惨重。
日本陆军在2月打过了鸭绿江，5月又在辽东半岛登陆，随后兵锋直指旅顺。如今的旅顺要塞已经被日本第三军围困了几个月。至于俄国远东舰队，早早躲进了港内，那是几次强行突围都吃了大亏。
到了八月，日俄双方在辽阳城外爆发了大规模会战。俄军投入十余万人，日军动员了差不多的兵力。双方在辽阳四周的丘陵和河流之间反复争夺。最终辽阳失守，这对俄国是个一个重大打击。
在这之后，俄军退到沙河一线。十月的沙河之战打得更惨，两军在宽大正面上硬碰硬，连续打了十几天，双方都精疲力竭。俄军没能收复失地，日军也无力继续追击。此刻，日俄战场再度进入对峙。
然而，远东的僵持，对沙皇政府来说就是慢性失血。
……
第122章：博士医药公司（上）
自从沙河会战过后，远东的天气一天是比一天冷。
西伯利亚铁路那边，从车里雅宾斯克往东，绝大多数区段依然是一条单行线。但凡沿途的一个车站装卸慢一点，就会来不及错车；或是途中的火车出现了什么小故障，后面的一长串军列，必须得在渺无人烟的荒野里等上好几天。
尤其是等到十月底，西伯利亚地区的气温骤然降低，加之俄国人制造的东西本来质量低劣，以至于机车锅炉冻裂的事故几乎每天都会出现。
一列从伊尔库茨克开出的补给车，走到赤塔附近的时候，仅仅是遇到了煤水站结冰的这一小麻烦，就可以在铁路上趴窝整整五天。最终，这趟万里迢迢赶到远东哈尔滨车站的俄国军列，比预期要晚了整整三、四个礼拜。
如今前线上的俄国士兵，从食物、药品到弹药，什么都在缺。
炮兵是不会再轻易开火的，因为军官们已经反复强调了，所有炮弹都是要数着用。不是按照多少基数，而是具体到一发、一枚和一颗；
步兵手里的“老式”莫辛纳甘貌似还可以继续打，只是连替换的枪管都已经磨损的非常严重，很难瞄准射击了。而且，弹药补给更是时断时续，谁也不知道下一轮的军需补给会在什么时间。
至于冬装更别提了，那些穿越整个西伯利亚大平原而来的“俄国灰色牲口们”，甚至还穿着乌克兰与黑海那边的秋装，士兵的脚上基本都是单层皮靴。
毫无疑问，在夜里零下十几度的气温下，雪地里的冻伤要远比日本人的子弹，来得更加可怕。
进入12月之后，俄国在满洲后方的大小医院里，塞满了被冻伤或是患上伤寒的士兵。哈尔滨的几所军医院原本仅是设置了800张不到的床位，现如今却要硬生生的塞进三四千的伤病员。
前线的战地医院可谓是人间地狱：门厅分过道、走廊分两侧，甚至锅炉房周边的空地，处处躺满了不停哀嚎的伤病员，拥挤破败的医疗场地早已不堪重负。
院内的消毒剂已经彻底断供了，奎宁等药剂也在消耗殆尽，由于潮湿密闭、人员密集等缘由，病房事实上成了伤寒肆虐的温床，各类传染疾病正以极快的速度在伤员之中蔓延扩散。
军医们通常最担心的，从来不是战场下来的，带着血肉模糊的伤兵，而是每个清晨，已被发现冻死、病死，甚至是饿死的士兵。因此赶在天亮之前，医务兵都要抬出十几具冰冷的士兵遗体，把他们送往荒野草草安葬。
所谓安葬，不过是动用紧缺的军用炸药，炸开一个冻土深坑，将这些无人问津的“灰色牲口”，尽数抛入深坑中草草掩埋。
前线炸药本就极度紧缺，这般消耗实属奢侈，但此时的冻土坚硬如铁，仅凭人力铁锹，根本无法挖出足够宽的深坑，这也是绝境之中唯一的安葬方式。
常言道：“大炮一响，黄金万两！”
如今日俄战场上的巨大耗费，差不多变成了一座永无填满的巨大窟窿。守在圣彼得堡豪华宫殿里的财政官员们，对着俄军的军需报告，没日没夜的核算与推敲；对着可供借贷的资金渠道，努力的搜寻，这才勉强维系了国内战争机器的正常运转。
不仅如此，战争的重担全部都落在国内亿万民众的身上，俄国市面上的各种物价每日都在疯狂攀升，就连莫斯科和圣彼得堡这两座核心城市，也接连爆发了一场场的抢购风潮。
类似面粉、砂糖、煤油、医用药品等，这类民生必需的“刚需物资”，一经上架，立马便被抢购一空，民间的物资储备正在濒临枯竭。
战场不顺，加之财政透支的双重危机，在一步一步地击溃市场信心。
俄国战争债券的民间认购热度持续走低，本土私人银行纷纷收紧放贷额度、收缩资金盘口。与此同时，巴黎、伦敦的国际资本市场对俄国公债的态度愈发冷淡，海外融资渠道日渐收窄，本就拮据的沙俄战时财政，进一步陷入了内外交困的绝境……
不用怀疑，瓦尔特根本没有时间和心情去同情俄国佬，他看的是眼前的重大商业机会。因为日俄战争拖得越久，俄国政府就越需要外部的供应商。
粮食、药品、军靴、军用绷带、消毒药剂和急救包，这些东西在柏林都有非常稳定的货源，而且数量惊人。只要小心翼翼的绕开直接交战国，而且不碰军火，不沾前线，用中立国的外壳公司走转运贸易，利润可以做到极其丰厚。
毫无疑问的，瓦尔特参股的博士医药公司，当下就是在干这个，而且已经实现了生产、供应与销售一条龙。事实上，公司的实际掌舵者，费利克斯·卢策在法律顾问施特雷泽曼的协助下，1年前就成功搭上了这条外贸暗线。
首先，他们在斯德哥尔摩和哥本哈根等地，注册了好几家空壳公司，再从柏林的工厂里面提货，先海运到丹麦或是瑞典，借助改换货单和包装等隐蔽方式，再由丹麦或瑞典的港口装船，转往芬兰或拉脱维亚方向，最终进入俄方控制的后勤采购系统。
上述的整个流程，都是严格依照英国主导的“欧洲中立法案”，不经过德国与俄国之间的直接贸易，完全符合中立国转口的形式，再加之每家注册的空壳公司的运单数量并不怎么大，因此不会主动触发英国人的商业调查。
此时的世界霸主依然是大英帝国，而依据1870年出台的《中立贸易法案》，英国人可以肆无忌惮的展开各种形式的跨境商业稽查。简单的说，这就是后世阿美莉卡习惯采用的“长臂管辖政策”的最初来源。
1904年的英国，虽然在日俄战争中，名义上保持着中立，实则秉持“与日结盟，打压俄国”的国策，严厉禁止欧洲国家向沙俄输送所谓的“战时违禁物资”。
德国的很多企业是暗中通过北海航线、波罗的海航线向俄国输出医用敷料、急救药品、工业原料与铁路战备配件，从而触碰到英国的战时贸易红线。近一年来，德国屡次遭遇到欧洲霸主的商业制裁。
不得已，帝国首相伯恩哈德?冯?比洛亲王唯有责成贸易与工商部，“一而再，再而三”的训诫本国的工商企业，“不得直接”向俄国出口各种军用物资。
……
视野再度回到博士医药公司这边，在1903年的时候，老卢策与费利克斯父子经营的还只是一间小规模作坊。公司主要是自产自销医用纱布、包扎绷带、石炭酸消毒液以及成套急救包，业务局限在柏林本地，只能接一些零零散散的小额订单，发展十分有限。
等到了1904年开春，瓦尔特?科勒以股东身份加入到博士医药公司。此刻，又恰逢日俄战争突然爆发，外部市场的需求一下子暴涨太多，博士医药公司就此迎来第一次高速扩张期。
这家企业生产的耗材品质稳定，定价又具备竞争力。远在圣彼得堡的俄国采购商，手握法国商业银行担保的承兑汇票，主动找上门寻求大批量供货。
很快的，原本零星短促的临时订货，渐渐演变为按月定量交付、长期执行的跨境转运供货合同。
坐落于柏林北郊的厂区，凭借物美价廉的产品与可靠的交付能力，被俄国的合作经销商划入到核心优质的供货商名录。海外订单如雪片般涌来，直接导致原先小作坊式的生产模式，已经跟不上需求的增长。
当下，柏林北郊的工厂唯有继续扩建厂房，继续大批量的招募与培训工人，继续的扩充产能，这才勉强消化了来自俄方源源不断的订单数量。
……
费利克斯在办公室里对瓦尔特说：“就在上周，我们已经完成了对120名工人的岗前培训，如今的北郊厂区有工人650名。如果四期扩建能够在年底之前顺利完工的话，就需要继续扩招与培训到900名工人。如果再加装巨型弧形灯，作为夜班工人的工作照明，那么1200人也不在话下。”
一边与合伙人说着话，费利克斯一边把几页生产报表推到瓦尔特面前。
报表上的数字密密麻麻的，瓦尔特看得有些头疼，索性就不看了。反正每到季度末，对博士医药公司做账目审核的专业会计师团队，都是瓦尔特亲自挑选的，同样也只对自己负责。
“在产能方面呢？”瓦尔特问。
费利克斯很是开心的说：“等到四期顺利竣工之后，产能将是现在的3倍左右。另外，你提及的那个流水线生产模式，我在小范围的实验之后，目前已经全面铺开了。以前三个人包一个急救包从分料到缝边，一天做不出多少。现在拆成七道工序，每道只做一个动作，工人上手快，废品也少。
刚开始的时候，还有受左派影响的工人搞抵制，他们总是说这样的工作方式太粗俗了，而且干上一天感觉非常累。可等到下周的工资发下去，流水线上干活的工人，他们的平均收入增长了30%以上，现在谁都不再抱怨什么。”
需要说明的，博士医药公司的北郊工厂，并没有出现1913年，福特机械式连续移动装配流水线，就是那种不停运转的传送带流水线。
不过在瓦尔特的直接参与下，整套生产流程已经被拆解成一道道细分工位。纱布裁切、布料消毒烘干、敷料折叠封装、消毒液灌装、贴标装箱，每一组工人只负责其中一道工序。半成品依靠轨道手推车，在各个工段之间来回转运。
随着俄国订单暴涨，工厂只能不断增设工位，大批量扩招女工与熟练工人，依靠细化分工来拉升总产能……
第123章：博士医药公司（下）
瓦尔特认真听着费利克斯的叙述，没有出言打断。从表面上看，瓦尔特不过是一个不怎么负责的股东，但背地里，瓦尔特为博士医药公司出力不少。
之前，紧急医药包的创意，就是他首先提出来的。后续的高端医药包里，除了传统的绷带、橡胶止血带、碘酒棉球，以及一小瓶消毒液外，还将增加一种磺胺类的抗菌药剂，“百浪多息”。
在柏林医学院，门策尔教授与其一众门生，历经半年多的钻研之下，新型合成抗菌药剂“百浪多息”终于在九月初的时候，完成全部研制工作。经过上百例临床试用，该药剂的抑菌疗效已经在病患身上得到充分验证。
只是眼下的量产工艺尚未成熟，产能很低，而且原料与制造成本居高不下，仅能小批量的装配进在单价五十马克一套的高级医疗急救包之中，而且数量仅限10颗。在俄国前线，基本只会用在中高级军官身上。
考虑到欧洲各国在事实上，已经具备了逆向仿制这套新型合成药剂的技术能力。所以早在八月底的时候，也就是“百浪多息”已经开启人体试验的同一时期，瓦尔特便强烈建议费利克斯启动全方位的专利布局。
瓦尔特强调：不光要完成德国本土的申报，还必须向欧洲和北美，乃至全球各个主权国家递交“百浪多息”的专利申请，抢占工业产权的优先权。
这项繁复的跨国业务，交由公司聘请的法律顾问古斯塔夫?施特雷泽曼全权处置。依靠大笔经费作为支撑，施特雷泽曼带领他的工作团队，仅在30天之内，完成全部欧洲、北美及日本等主权国家的专利递交手续，依据“巴黎工业产权公约”锁定发明优先权，正式进入了各国官方审查流程。
至于拉丁美洲各国，以及埃塞俄比亚、暹罗与清国等海外地区的专利，则只能顺延至次年上半年，再有序的推进。
除此之外，瓦尔特始终在暗处为博士医药公司扫清外部麻烦。
当左翼工-会酝酿要在博士医药公司的生产基地，发起工厂罢-工风潮之时，也是瓦尔特主动站了出来，约见了自己的“老朋友”，社会民主-党驻柏林C区负责人，埃里希?哈特曼。
当天晚上，瓦尔特就和哈特曼在一家酒馆里碰杯，几杯淡啤酒下肚，在一桩看似轻松的闲谈过后，一场政治交易也最终达成。次日清晨，原本剑拔弩张的工-会组织者，便悄无声息地撤出了厂区。
既然是私下达成的交易，代价自然是不可避免的。博士医药公司每年必须向柏林一家负责救济伤残工人的慈善机构，捐赠一笔数额不菲的款项。
当然，博士医药公司也并非纯粹的冤大头，除了获得较好的社会名声外，依照普鲁士“1891年所得税改革”之后的特别规定：对官方认可的公益、救济伤残工人的慈善机构，公司的捐款可以在计算应税收入时做税前扣减。
简单来说，博士医药公司的这笔钱，名义上属于公益捐赠，但可以走账，拿正规票据，在百分之五利润限额内，合法抵上一部分所得税。
但是，所有人都心知肚明，这笔捐赠本质是和社民-党地方负责人的一项私下交易，继而换取博士医药公司的工厂避免罢-工受损的代价。
毫无疑问，流水生产线模式在这个时代极少出现，但看上几眼就很快会被更多工厂学去。然而瓦尔特并不介意别人学，因为博士医药的利润核心不在生产，而是在俄国那一条，其他竞争对手暂时不敢触碰的灰色供应链。
不仅如此，“百浪多息”也将成为博士医药公司日后赖以称雄的杀手锏，前提是能够打通工艺，从而实现规模化工业生产。
……
“质量和交货有出过问题吗？”瓦尔特问道。
费利克斯信誓旦旦的保证道：“绝对没有！施特雷泽曼把合同条款写得很细，每批货都经过斯德哥尔摩或哥本哈根的中立检查。俄方那边收货签字，我们这边就能结清所有的尾款。显然，俄国军方非常满意我们的产品，所以极少有故意拖款的迹象，尤其是‘百浪多息’出现之后，俄国的将校军官基本是人手一个五十马克一套的高级医疗急救包，而且‘百浪多息’的数量仅有10颗。
“那就好。”瓦尔特显得很高兴。
他开始翻开一页财务报表，那是公司最近的月度数据。
截止1904年12月，博士医药成立刚刚满两年，最初的月度营业额不过区区的5万帝国马克。现如今，这个数字已经变成50万，猛地提升了10倍。
其间，费利克斯也提到，柏林本土的老牌舍林医药公司，现在一个月的销售额大概也在这个数字附近。也就是说，博士医药这家新晋公司，已经摸到了德国老牌药企的腰部。
对此，瓦尔特也没有表现得过于兴奋。那是他又翻到另一页，上面对照的事拜耳集团的整体营收。此刻的拜耳公司，一个月销售突破了300万马克，那是德国医药行业的庞然大物。
毫无疑问，博士医药的这点体量，在拜耳面前仍像一艘小船。
费利克斯笑了笑，颇为自豪的说：“等到年底满产之后的明年年初，我们月入大概能到140万出头，差不多就是拜耳公司的一半左右了。”
瓦尔特听后，却是摇了摇头，说：“不用急着追赶拜耳，这样太过惹眼了。毕竟，我们的很多业务数据，为了避免英国人的制裁，是不能公开见光的。
另外，以我们现在的人脉资源，只能避免巴斯夫、拜耳等康采恩巨头，不敢公开使用官方力量来压迫博士医药公司。至于那些看上去合法的商业竞争手段，根本就是防不胜防了。所以，还是先保持低调。
说道这里的时候，瓦尔特忽然想到一件事情，补充说道：“还有一点，我本人也非常看好古斯塔夫?施特雷泽曼在政治方面的发展。对了，他之前说他明年代表自由党竞选德累斯顿议员，需要5千马克的竞选资金，我认为可以增加到8千马克。你可以告诉施特雷泽曼，等再过几年，我还可以帮忙引荐几位柏林的实权人物，大家坐在一起，见见面，吃个饭什么的。”
费利克斯笑了笑：“那就好，我也是这么想的。”
既然已经布局未来偏向右翼的议会人物，左派这边自然也不能缺少棋子。瓦尔特的“老相识”，社民-党人埃里希?哈特曼，明年便将参与普鲁士邦议会的席位补选。到时候，博士医药公司还会代表瓦尔特，向对方输送一笔竞选经费。
自从博士医药公司的业绩大爆发之后，很多柏林资本市场开始找上门来。其中包括但不限于银行家、私人投资者、药剂批发商，甚至几个有皇家贵族背景的基金，都托人来问是否接受增资。
那是博士医药公司最初五万马克的股本，如今估值已经到了800万马克。也就是说，瓦尔特手上那25%的股份，现在已经价值200万马克。
这个数字放在1904年的柏林，意味着什么？一个普通工人年收入不过1000马克左右。一个营级军官的月薪加上补贴，也就两三百马克。200万马克，足以让任何一个人一辈子不再为钱发愁。
习惯于低调生活的瓦尔特，自然不会声张。他仍然住在原来的公寓，吃同样的牛奶、面包、卷心菜和腌肉，仍去近卫军官俱乐部喝几杯淡啤酒，穿那件军医官制服。连政治科二层办公室里的煤炉子，都是自己早晨点的。
基希有一次半开玩笑地说：“先生，您现在完全可以换个好的住处了。”
瓦尔特只简单的回了一句：“钱，当然是要省得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