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哦，我一向对咖啡馆没什么讲究。”瓦尔特言不由衷的低下头，喝了口牛肉汤，味道马马虎虎吧。
“那就是还没喝过真正好的。”雷德尔笑了。
随后，两人之间隔着一小段的沉默。此时的窗外已经完全黑下来，偶尔有铁路信号灯的光，从夜色中闪过。
不一会儿，鳟鱼也上来了，银灰色的鱼皮煎得微焦，旁边配着两片柠檬和一小碟黄油拌土豆。他切下一块鱼肉，肉质细嫩，味道不错。
雷德尔殷勤的询问瓦尔特，要不要来一点白葡萄酒，瓦尔特摇了摇头。对方也没坚持，自斟自饮，眼睛却时不时落在瓦尔特脸上。
饭吃到后半段，两人又聊了些无关紧要的事。对于这些，瓦尔特只是充当一个安静的听众，极少主动插话。
晚餐结束后，瓦尔特先站了起来。他说明天一早到维也纳还有事要办，想早点回包厢休息。雷德尔也站起来，主动伸出自己的左手，两人握手告辞。
雷德尔说，“晚安，科勒先生，希望能在维也纳再见。”
“晚安，少校。”瓦尔特拒绝了对方的客套话。他已经确定之前在火车站台上，看到的那个遮住头脸的“阔边帽”，就是这位雷德尔少校。
瓦尔特松开手，转身朝餐车外走。他拉开连接处的门，穿过一节普通车厢，回到自己的包厢。
锁好门后，他在黑暗中坐了下来。随后他脱了鞋，仰躺在铺位上。
不知过了多久，他听见走廊里有脚步声从七号包厢方向过来，并在他门前停了几秒，然后继续走远。
迷迷糊糊中的瓦尔特没有起身，那是车门被反锁，外面的人根本进不来，而且枕头下方，就有一把已经上过了膛的，勃朗宁袖珍手枪。
第二天清晨，瓦尔特在列车的晃荡中醒来。他洗漱完毕，整理好箱子，在餐车匆匆喝了一杯咖啡。列车抵达维也纳的时间，是在上午九点过一刻，南站的月台上挤满了接站的人，以及卖报纸的小贩。
瓦尔特提着箱子下了车，脚夫帮忙拿着大行李箱，他在出口处回头看了一眼，人流中没有看到那身奥地利少校军装。
他住进了老城一家叫“金鹿”的旅店，三楼临街的房间，窗户正对着一条窄巷，对面是面包房的排烟口，每到清晨就有烤面包的香气飘进来。这是华沙总领事馆预订的，甚至还付过了五天的房钱。
对瓦尔特而言，此行维也纳的目的只是纯玩，根本没什么要紧的事情，
当天，他就沿着环城大道散步，去看了圣史蒂芬教堂那座高耸的尖塔，又在歌剧院门口站了一会儿，看了告示牌上夏季演出的排期。
咖啡馆的露天座位坐满了人，男人们读报、讨论，并在桌面上用勺子画图表，女人们喜好撑着缀花边的漂亮阳伞，莺莺燕燕。
第二天，在旅店服务生的指点下，瓦尔特欣赏了一场免费的广场音乐会。
这是在卡尔广场边上的露天石阶前举行的，一支三流军乐团穿着不合身的白制服，站在木制台子上，演奏了施特劳斯和几支维也纳乡间舞曲。
观众大多是住在附近的市民，有老人，有带孩子的主妇，也有从环城大道散步过来的职员和学生。曲子响起来的时候，有人跟着拍手，有人用鞋尖在沙地上轻轻点着拍子。
瓦尔特站在人群后面，背靠一根灯柱，听了半首不着调的《蓝色多瑙河》，就转身离开了。他把外套搭在左臂上，继续沿着环城大道往北走。
走了不远的距离，他拐进一条侧街。那里有一家叫“绿门”的咖啡馆，门口已经聚了一圈人，没有喧哗，也没有举牌子。
几个穿便衣的男人在街对面站着，有的抽烟，有的把手插在裤兜里，目光不往别处看，只盯着那扇绿门。瓦尔特立刻明白，这里面正在开一场政治沙龙。至于这些便衣，就是瓦尔特在维也纳的同行，政治警察。
他在街角站了几秒，看似漫不经心的走到咖啡馆旁边的旧书摊前，低头翻了几本维也纳旅游指南。摊主是一个戴着黑色圆框眼镜的老头，正用鸡毛掸子给书本表面掸灰，嘴里哼着一段走调的轻歌剧。
在咖啡馆开门的那一刻，瓦尔特听到里面有人宣讲的一句话：“平等的选举权不应该只是报纸上的一个名词”。
又过了几分钟，一个穿深色亚麻西装的男人从咖啡馆里走出来。出来后他先抬头看了看天空，然后朝着街口走。
几个站在街对面的政治警察立刻行动起来了，但他们没上前，只是分成两批人，与西装男人保持七八步的距离，不紧不慢的跟在后头。
西装男人走到瓦尔特的旧书摊旁边时，脚步顿了一下，低头看了一本摊开的地图册，又和摊主点点头。此刻，瓦尔特就站在旁边，他能够看见对方的袖口上沾着一小点墨水。
这时瓦尔特已经可以确定，他就是维克托·阿德勒，奥地利社民党的领袖，维也纳最有耐心的鼓动家。如今，德国与奥匈已成为铁杆盟友，两国的政治警察时不时也有过信息交流，情报合作。
在柏林政治科的简报里，瓦尔特也偶尔可以看到维克托·阿德勒的名字。在布拉格和维也纳的工人区里，这个名字已经被反复提了十年。
与相对激进的德国社民党不同，阿德勒从不号召暴动与革命，而是一遍接着一遍，不厌其烦的谈论他心目中的选举改革，讨论工人应该有一张属于自己的真正选票。
这就让奥匈帝国感觉很是头疼，那些跟着他的政治警察显然也明白这点。他们跟得不远不近，但始终没有上前盘问，更没有人阻止他。
阿德勒走到街口，和一个戴毡帽的年轻人低声说了几句话，然后进了另一条巷子。两个便衣加快步子跟上去，其中一个在巷口停住，回头朝咖啡馆这边扫了一眼，又继续追。
见状，瓦尔特合上了手里的旅游指南，把它放回书摊，对摊主说了声谢谢，自己就朝相反方向走去。他在维也纳只是一名普通游客，不想惹事。
星期三的早晨，瓦尔特在旅店餐厅吃早餐时，翻开了维也纳当天的《新自由报》。第三版左下角有一条短讯，他读了两遍：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博士的精神分析学说，持续引起心理学界的关注。每星期三晚上7点开始，博士会在他的寓所，也就是伯格巷十九号，举办小型研讨会。参与者多为医生与学者，其讨论内容涉及梦境解析与无意识理论……”
瓦尔特放下手中的报纸，端起桌上的黑咖啡喝了一小口。不久之后，他的心中拿定了主意，打算亲自登门，同样是以医生的身份，拜会这位声名鹊起，且争议缠身的精神分析学派的创始人，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医生。
此时的维也纳学界，弗洛伊德的潜意识理论不乏坚定支持，同时也饱受非议，被诸多正统医生视作荒诞可笑的伪学术。
至于瓦尔特本人，他是新行为主义学派的坚定信徒。尽管两者学术理念截然相悖，却丝毫不影响瓦尔特的探访之行。
随后，他询问了咖啡馆的侍者，知道伯格巷十九号的具体位置。
……
第148章：心理学论战
贝格街19号，这是维也纳老城区里，一栋很普通的市民住宅楼。
瓦尔特抵达的时候，已经天黑了。一名公寓管理员把他引到了楼梯口，而一个女仆此刻提着一盏小煤油灯，等在楼梯的拐角处。
来到二楼的时候，瓦尔特看见一个门半掩着，里面有人说话，笑声不断。
女仆走过去，轻轻敲了敲门，里面随即静了下来，然后门打开了。
一个三十多岁的男人探出身子，他上下打量了瓦尔特一眼。
未等对方说话，来访者就立刻开始了自我介绍：“我是瓦尔特·科勒博士，毕业于柏林医学院，曾在夏洛特医院担当住院医师的时候，我经常与弗里德曼教授通信，他是知道我的。这一段时间，我正好在维也纳出差公干，所以冒昧过来旁听一下。”
这一番话，瓦尔特说得半真半假，弗里德曼教授确有其人，是莱比锡一位对神经症有研究的医学教授。这位教授与弗洛伊德关系不错，但他与瓦尔特没有任何的关联，而是与夏洛特医院的哈塞医生长期保持着通讯。
另一方面，瓦尔特拥有的柏林医学院医学博士的身份，以及他在夏洛特医院的工作履历，倒是真实可靠的。所以单凭这两点，就足以让维也纳医学圈子的人认真对待。
半分钟后，一个高个子，满脸大胡子的男人从里面走了出来。他看了看瓦尔特，说道：“我是弗洛伊德医生，欢迎您，科勒博士，请进来吧。”
整个会客室不算很大，墙上挂着几幅暗色调的版画，书架上排着厚厚的德文、法文、英文医学典籍，底下堆着小山一样的手稿。
在房间正中央的长桌旁，坐有七八个人，有年轻的，有年长的。一旁的茶几上，摆着喝过一半的咖啡杯，而烟灰缸里留着小半截的雪茄。
房间的空气里除了雪茄烟和咖啡香，还有不易被察觉的樟脑味。
弗洛伊德的小女儿，安娜·弗洛伊德此刻就坐在门口附近的一把矮椅上，手里抱着一本没有打开的图画书。小女孩的眼睛很大，安静地看了陌生的瓦尔特一眼，随后又低下去。
弗洛伊德邀请瓦尔特在靠窗的一张椅子上坐下。其他人都看着他，目光里带有好奇、警惕和排斥。
威廉·施泰克尔咳咳了两声，最先开口说道：“弗洛伊德医生的周三研讨，通常不接待外人。不过您是医生，又是从柏林来。今晚可以参与旁听，但请不要做任何记录。”
“请放心，我不做记录。”身为客人的瓦尔特，立刻服从了安排。
“很好，谢谢！”施泰克尔靠回椅子里，但表情上仍带着几分防备。
弗洛伊德没有急着开始，他给瓦尔特倒了一小杯咖啡。
此刻，瓦尔特注意到房间主人的手指很短，而且指甲修剪得非常干净。不得不说，这才是一名现代医生最起码的基本素质。但另一方面，瓦尔特也在腹诽弗洛伊德那并不卫生的大胡子，还有精神分析法惨不忍睹的治愈率。
放下咖啡壶后，弗洛伊德坐到主位，抬眼缓缓扫了一圈在座的人，然后说：“今晚施泰克尔先生准备了一个新案例：一个银行职员，长期失眠，反复梦见自己站在一扇打不开的窗前。我们上次分析到他的童年记忆与那扇窗之间可能存在的象征关系。嗯，现在继续吧。”
施泰克尔立刻挺直了身子，他从面前的文件夹里抽出几张写满字的纸，开始讲。他描述那个病人的父亲如何在他七岁那年离家，母亲如何把卧室窗户用木条钉死，因为害怕有人半夜翻进来。而病人成年的梦境中，那个永远打不开的窗户出现了32次。
施泰克尔认为，窗户象征病人被阻断的逃离欲望，这种欲望根植于童年家庭暴力带来的潜意识压抑，和病人对母亲的俄狄浦斯式依恋纠缠在一起。
他说了一会儿，情绪越来越激动。
“这不是简单的失眠，这是他整个精神结构通过梦境在向外求救。他的潜意识比他的意识更清楚，他真正想逃的，不是那个家，而是他母亲对他的窒息之爱。”
说完之后，会客室里沉默了几秒，赖特勒点了点头，卡哈内摸了摸下巴。
随后，希奇曼接过了话题，继而说道：“这个很典型，窗户在这种案例里从来不是窗户。它代表通道，代表被剥夺的自由，也代表性。梦把它转化成视觉意象，让压抑在夜间，可以短暂的得到释放。”
这一期间，弗洛伊德全程没有评论，只是偶尔的点头回应。
等希奇曼说完，他才开口总结说：“这个案例里，最值得注意的是梦的移置作用。病人意识中不能接受的情感，被梦转化成可承受的象征。所以我们不能只看失眠的本身，必须进入他的童年，找到那个被移置的核心。”
他的话音刚落，阿德勒轻轻说了一句：“但也许不一定要回到童年。也许只是这个人长期活在一种没有出路的生活里，他的身体和情绪对现状的反应。梦的内容，可能只是白天焦虑的延续。”
弗洛伊德没有马上反驳，只是冷冷看着他一眼。
一旁的施泰克尔已经把话接过去了，驳斥道：“阿德勒，你总想把一切拉回到后天环境。可环境不会让人反复做同一个梦，只有被压抑的东西才会反复出现。”
阿德勒没有继续说话，低下头去翻自己面前的本子。
瓦尔特把一切看在眼里，身为客人的他依然不打算发言。而坐在角落的安娜仍然抱着图画书，两条小腿轻轻晃了一下。
弗洛伊德忽然转向瓦尔特，问道：“科勒博士，你在柏林和夏洛特医院，应该见过不少这类病人。你可以随便谈谈，当然，我们这里不讲究客套。”
瓦尔特把手中的咖啡杯放到了茶几，开口说道：“我见过的失眠病人，比在座几位这两年加起来的还要多。”
瓦尔特的这句无礼之词，让房间里的气氛立刻紧张起来。
施泰克尔很是愤怒的把头转向他，希奇曼抱起胳膊，而弗洛伊德没有任何表情。
将众人表情尽收眼里的瓦尔特，继续说道：“施泰克尔先生刚才说，那扇窗户不是窗户。我得问一句，如果一个人每天晚上都做同一个梦，而你在五年里听了三十次同一个梦，你唯一能确定的是什么？”
他顿了一下，没有等对方回答，就补充说道：“你唯一能确定的是，这个梦反复出现，仅此而已。至于它代表什么，不过是你用自己的理论搭出来的桥。你不能从梦本身证明它有象征，只能反复用象征去解释梦，于是就变成了自我循环。”
施泰克尔的脸一下子涨红了，愤怒的他将自己的声音提高了一些。
“可我们有临床观察，不是什么逻辑游戏。而且，病人在分析的过程中确实好转了，你怎么解释这一点？”
瓦尔特笑了笑，随即回应道：“我当然能解释，因为你给了他关注，给了他一个听得懂他的解释，他觉得自己的痛苦终于有了名字。作为一名临床医生，我知道太多，这种被理解的感觉本身就能缓解焦虑。与其说治好他的是你的潜意识分析，不如说治好他的是你们之间那套被他自己接受的叙事。”
此话一出，整个屋子顿时鸦雀无声。身为主人的弗洛伊德，依旧没有打断恶客的发言，只是慢慢摘下眼镜，用一块绒布擦着镜片。
瓦尔特很不客气的说道：“精神分析最大的问题，就是它无法证伪。你说病人有童年创伤，如果是有，那就是潜意识作祟；但如果没有，那叫压抑得更深。你说梦中的窗户代表性，我如果说窗户代表出口，同样也是可以的。每一种解释都能成立，所以没有一个解释能被确认。这不是量化的科学，这是文本的解释方法。”
听到这里，希奇曼首先忍不住了，脱口而出的问道：“照你这么说，我们做的都是文学？”
瓦尔特的目光转向对方，没有丝毫退缩的意思。
“如果不可验证，那确实和文学更近一点，可医学不是文学。病人要的不是一个动听漂亮的故事，而是一个能真正改变他行为、睡眠、情绪、生活的可操作方法。你们给了一个故事，但故事并不能当作真正的治病良药。”
听到这里，希奇曼的呼吸声变得急促了，却一时找不到反驳的话。
卡哈内及时发声，他解释说：“科勒博士，您说得太极端了，精神分析不是完全不可验证。我们每次治疗前都会记录症状，治疗后也会回访。很多症状，比如这个人的噩梦，确实会消失了。”
“哦，请告诉我，您的对照组呢？”瓦尔特反问道。
卡哈内一愣：“什么，对照组？”
瓦尔特笑了笑，耐心的解释起来：“所谓的对照组，就是多少病人不接受精神分析，只靠休息、换环境、停止酒精、改善睡眠卫生，也会缓解？你有没有排除他们自己恢复的可能？你有没有一个同样的病例，不做任何分析，只给安眠药和正常作息，也做三个月的跟踪记录？”
瓦尔特的话，一句接着一句，中间没有丝毫的停顿。
“如果没有，那你只是在说你的治疗碰巧有效，而碰巧不等于因果。我认为，这应该是临床研究最基础的常识之一吧。”
施泰克尔张了张嘴，但还是闭上了。弗洛伊德把眼镜重新戴上，镜片后的目光显得格外冷静。他看着瓦尔特，终于开了口。
“科勒博士，依照您的标准，精神现象是不是永远不可能成为科学？因为人心太复杂，不可能都装进你的实验室笼子里。”
瓦尔特没有回避他的问题，说道：“人心当然复杂，但复杂不意味着可以放弃实证。弗洛伊德医生，如果您的理论真能解释人的心理，那它至少应该能在同样的条件下产生同样的结果。可你们的每一次分析，都像在做一次新的诗歌解读。病人不同，分析就不同；连同一个人，换一个医生分析，出来的故事也不同。你们说这是治疗特色，而我说这叫没有标准！”
听到这里，阿德勒兴奋的抬起头，施泰克尔却是脸色发白，希奇曼还想说话，被赖特勒轻轻按住手臂。与此同时，安娜怯生生的往角落里缩了一点。
弗洛伊德没有动怒，他想了想，继而说道：“你或许也没错，精神分析确实无法用你所说的可证伪标准来证明。但我仍然相信，人类心灵里有某些东西，不会因为你测不到就不存在。梦、幻想、口误、遗忘，它们都指向同一个方向。你可以说这只是我的信念，可你的实验，不也要先有一个假设吗？”
瓦尔特听后也点了点头，积极回应道：“所以，我并没有说精神分析是错误的。它可以成为一种观察病人主观世界的方法，但也仅此而已。它不能成为诊断和治疗的唯一基础，更不该被奉为解释一切人心的真理。”
他停顿了一下，然后放慢语速继续说：“心理学的未来，不会建立在不可验证的潜意识上。而会建立在可观察、可测量、可改变、可数据化的行为上。人会因为环境改变而改变，会因为训练改变，会因为药物改变，会因为反复刺激后的新反应而改变。所以，挖掘童年的幽灵没有太多的意义，而这，就是我最后的结论。”
冷场了足足三分钟，见没有人继续说话，弗洛伊德忍不住摇了摇头，他摘下眼镜，揉了揉鼻梁，接着又戴了回去。
“科勒博士，您这个人，非常的危险。但不是对医学，是对我们这些自以为了解人性的医生。”弗洛伊德在说这话时，连自己都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