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美1851,华工再造大唐 第559节

  霍尔姆斯和临时政府成了众矢之的。

  保皇党和民族主义分子骂他们是懦夫,是卖国贼,要求将他们送上叛国罪法庭。

  社会党人和激进共和派则指责他们未能争取更有利的条件,未能阻止德国对非洲殖民地的进一步索取。

  霍尔姆斯在国民议会进行辩护时,数次被怒吼和嘘声打断。

  他试图解释大唐和德国的压力,解释保留阿尔及利亚和部分非洲殖民地已属不易,但台下回应只有“耻辱!”“辞职!”的喊声。

  “先生们!”

  霍尔姆斯的声音嘶哑而疲惫,“当我们的军队在边境崩溃,当巴黎升起白旗时,谈判的筹码就已经所剩无几了,我们现在讨论的不是如何恢复拿破仑时代的疆域,而是如何让法兰西作为一个民族国家生存下去!”

  “是的,我们要支付赔款,但至少我们避免了像比利时那样被长期军事占领!至少我们保住了共和制的基本框架!”

  他竭力让自己的话能够压过议会内的混乱:“现在需要的是团结,是重建,而不是无休止地相互指责!”

  霍尔姆斯的话打动了一部分理性者,但无法平息汹涌的民怨,法国传统的街头政治迅速激进化。

  在乡村和保守地区,保皇党势力重新抬头,将一切灾难归咎于共和制度的软弱,鼓吹恢复君主制以凝聚国家。

  更让法国临时政府雪上加霜的,是比英国更为彻底的经济崩溃。

  北部和东部的工业区在战火中沦为废墟,法郎贬值成了废纸,中产阶级的积蓄一夜蒸发,农民因失去传统市场而陷入贫困。

  归还掠夺文物和艺术品的清单,由大唐方面派出的文化财产接收委员会正式提交,卢浮宫等博物馆被迫开始清点、打包,每一次移交都被媒体渲染成文化上的佩皮尼昂。

  巴黎的知识分子在咖啡馆里激烈辩论,从伊斯·黎尔的《西方的没落》中寻找慰藉或警示,一种深刻的文明悲观主义在精英阶层蔓延。

  法兰西的荣光仿佛随着那些即将运走的珍宝一起,被装进了贴着封条的板条箱里。

  相比于克罗斯和霍尔姆斯的窘迫处境,意大利首相安东尼奥·鲁迪尼的回国之旅堪称一场漫长的公开处刑。

  他所乘坐的火车在进入意大利境内后,几乎在每一个车站都遭到了愤怒人群的围攻。

  伴随着“叛徒!”“萨沃亚王朝的耻辱!”“把的里雅斯特还给我们!”的怒吼声,夹杂着臭鸡蛋和烂番茄砸向悬挂着国旗的车厢。

  这愤怒不仅源于失败,更源于一种深刻的羞耻感。

  意大利先是在战争中背叛了盟友,如今又作为战败者被羞辱。

  罗马议会内倒阁声浪震天,不仅反对党,连鲁迪尼的执政联盟也分崩离析。

  他的支持者,那些民族主义者和愤怒的退伍军人团体在议会外聚集,高呼“惩罚叛徒政府”“为错误的背叛付出代价!”

  “我们……我们试图为国家选择更有利的一方……是的,我们判断失误了,但至少我们避免了像法国那样被彻底肢解的命运……我们没有像英国那样失去海外帝国……”

  鲁迪尼在下院的辩解苍白无力且充满矛盾。

  “但我们失去了更多!”

  一位来自威尼托、身上还带着战伤的议员咆哮道:“我们先是背叛了柏林和维也纳的盟友,把几十万小伙子送上了对抗他们的伊松佐河和阿尔卑斯山前线!然后呢?”

  “当大唐的军团从东方压来时,我们又被新盟友抛弃!我们的牺牲换来了什么?的里雅斯特还在奥地利手里!南蒂罗尔?达尔马提亚?不但一寸未得,连原本在谈判桌上可能从奥匈获取的补偿也化为了泡影!我们得到了战败国的全部耻辱!”

  他的声音盖过了议长的铃声:“被旧盟友憎恨,被新盟友出卖,被胜利者蔑视!这不是政治失误,这是国家性的道德与战略破产!”

  更致命的打击来自国王翁贝托一世。

  面对国内汹汹民意和来自柏林、维也纳方面对其“背信弃义”君主的私下鄙夷,这位国王迅速与鲁迪尼政府切割。

  他在宫廷谈话中暗示自己被内阁的错误情报和短视建议所误导,并将导致国家陷入外交孤立和军事灾难的责任完全归咎于首相及其内阁。

  失去了国王最后一点象征性的支持,鲁迪尼政府在回国后不到一周便集体辞职。

  然而,新上台的政府同样面临无解难题,甚至更加严峻。

  战争耗尽了本就薄弱的家底,作为战败国的意大利虽然免于像英法那样天价赔款,但仍需承担一部分占领军费用和边境调整带来的经济割裂代价。

  预期的领土收益化为泡影,引发严重通胀和失业,北部的工业城市罢工不断,南部的农民则因土地改革承诺在战败的混乱中彻底落空而极度不满。

  在他们的隔壁,穆罕默德·里法特回到博斯普鲁斯海峡旁的那座古老都城时,奥斯曼帝国已经名存实亡。

  苏丹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躲在那座巨大的宫殿里,拒绝接见任何人。

  仿佛只要不面对,灾难就不会降临。

  然而,灾难已经降临。

  阿拉伯地区的丧失已成定局,电报里传来麦加谢里夫·侯赛因在汉志自称“阿拉伯人之王”的消息,大马士革、巴格达、贝鲁特纷纷宣布脱离奥斯曼统治。

  安纳托利亚高原上,亚美尼亚人、库尔德人、希腊人聚居区骚动不安,分离主义思潮涌动。

  青年土耳其党人和其他改革派在秘密集会,将帝国的崩溃归咎于苏丹的专制和腐败,要求彻底的政治变革。

  里法特带回的条约,只是为这场死亡正式签发了证书。

  庞大的帝国缩水为仅剩安纳托利亚核心区和伊斯坦布尔一隅之地的土耳其国家。

  军队士气崩溃,许多部队自行解散回乡。

  官僚体系瘫痪,财政收入锐减。

  伊斯坦布尔的街头,昔日帝国繁华的痕迹正在迅速褪色。

  苏丹的权威跌落谷底。一场革命或政变,似乎只是时间问题。

  里法特自己也在回到寓所后便称病不出。

  他知道自己作为帝国最后一位重要签约者,名字将永远与丧权辱国联系在一起。

  托普卡帕宫阴影深重,仿佛正在为这个延续了六百多年的帝国,奏响最后的、凄凉的葬礼进行曲。

  在大半个世界都陷入了战败的阴霾之时,改变了战败命运的德国是另一幅截然不同的景象。

  街头庆祝的痕迹尚未完全褪去,酒吧里依然回荡着《守卫莱茵河》的歌声,市民们为最终的胜利和帝国的复兴干杯。

  威廉二世皇帝在皇宫阳台上发表了激情洋溢的演讲,宣称德意志的太阳再次升起,一个不受东西方夹击、拥有广阔生存空间的新时代来临了。

  然而,在威廉街首相府和总参谋部内部,气氛却并非全然乐观。

  首相伯恩哈德·冯·比洛面前摊开着厚厚一摞文件,既有来自新安的条约最终文本,也有来自驻新安武官和情报人员的详细报告。

  “非洲的收获……”

  比洛用手指敲打着地图上新划归德属东非和喀麦隆的延伸区域,“确实扩大了我们的殖民帝国,但各位,看看大唐划定的边界线……”

  他指向地图:“他们刻意将最富庶的沿海地带和人口中心留给了法国,交给我们的是内陆的丛林、沙漠和难以管理的广阔土地,这是为了防止我们在非洲过快形成挑战其印度洋利益的能力。”

  “不仅如此,他们在东欧和巴尔干支持的那些新国家,表面上是基于民族自决,实际上是在我们和俄罗斯之间,以及在我们向东南欧扩张的传统路径上,设置了一层缓冲带和绊脚石。”

  陆军总参谋长阿尔弗雷德·冯·施利芬点头附和:“一个破碎的、需要依赖大唐仲裁的中欧,比一个统一的、可能与我们结盟的奥匈帝国,更符合他们的利益。”

  “地缘上的制约是现实的,如果是我们也会这么做。”

  比洛叹了口气,但随即话锋一转,指向另一份报告:“然而,我们必须看到,胜利也为我们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经济复苏机遇。”

  他拿起一份工业生产和贸易数据:“由于战争赔偿的定向支付和条约保障,大批来自法国的煤炭、铁矿、机械设备正通过莱茵河运入鲁尔和萨尔,波兰走廊和但泽港的回归,使得东普鲁士不再孤悬,我们获得了更畅通的波罗的海贸易通道,来自大唐的优质铁矿石供应更加稳定。”

  “更重要的是……”

  比洛继续说道:“为了确保一个稳定且有能力制衡法国的欧洲伙伴,新安市批准了数笔低息贷款和投资协议,西门子、克虏伯、巴斯夫正在与大唐的公司合作,在电力、特种钢铁、合成燃料和化学工业领域设立合资企业或获得技术授权,我们的工程师和学生获得赴大唐留学深造的优先名额。”

  他郑重地看着内阁的诸位成员:“虽然核心军事技术受到限制,但这些民用领域的合作足以让我们的工业体系完成更新换代,吸收消化战争经验,并创造大量就业。”

  “也就是说,大唐希望我们成为其工业体系在欧洲的延伸和支点,同时保持军事上的可控?”

  施利芬若有所思地说道。

  “正是如此。”

  比洛肯定地说道:“他们试图用惯用的经济捆绑,将我们打造成一个强大的大陆工厂和欧洲看门人。”

  “鲁尔区的烟囱重新喷出浓烟,汉堡和不莱梅的港口货轮穿梭,失业率正在迅速下降,马克的币值因大唐信用的背书而趋于稳定,普通民众感受到的是面包重新充足,工作机会变多,商业街重现繁荣……”

  他的眼中泛起一丝无奈的情绪:“我们无法拒绝……因为这本身就是我们想要的。”

  “难道我们要永远做他们的欧洲副手或工厂经理?”

  年轻的容克军官低语,语气是复杂的权衡。

  “副手?经理?”

  比洛目光深邃:“我们是在利用他们提供的资本、技术和市场,修复并壮大我们自身的力量,抓紧这宝贵的和平发展期,整合新领土,强化中欧经济圈,秘密推进那些不受条约限制的尖端研究。”

  他分外严肃地说道:“大唐的强大建立在持续的技术领先和高效组织上,我们必须跟上,甚至在某些领域寻求超越,只有当我们的工业心脏足够强壮,科技树自主延伸,我们才有资格在未来谈论更独立自主的角色。”

  庆祝的香槟酒沫之下,德国精英阶层品尝着混合的滋味。

  既有挣脱两线作战梦魇、获得实际领土与经济收益的欣慰,也有对东方巨人那无形而精密制约的清醒认知。

  既有对国内复苏景象的骄傲,也有对长远未来的隐忧。

  柏林的气氛,在街头民众的欢庆、工厂机器的轰鸣与决策者们深沉的思索之间,复杂地交织、摇摆。

  在整个世界都在为这场战争买单的时候,已经成为世界中心的新安市已然恢复了往日的宁静与忙碌,仅有正在修建的战争纪念碑无声诉说着过往。

  李桓从汗牛充栋的报告中抽身出来,开始了筹备许久的视察计划。

  覆盖了一层坦克装甲的专列从新安市车站启程,第一站是已经成为本土第二大城市的三藩市。

第752章 故地重游

  专列在新铺设的铁轨上平稳行驶,车窗外的景色从新安市周边联绵的厂房、整齐的农田,逐渐变为哥伦比亚河沿岸的茂密森林与起伏山峦。

  李桓坐在车窗边,手里拿着一份关于三藩市战后重建与经济发展最新报告,目光却时常投向窗外飞逝的景物。

  那些熟悉而又陌生的山川轮廓,勾起了深埋心底的记忆。

  几十年前,他就是沿着尘土飞扬的道路,从三藩市一路打到了现在的新安市。

  “元首,前方即将进入湾区,预计半小时后抵达三藩市车站。”

  吴庆戈轻声提醒,打断了李桓的思绪。

  他点点头,合上报告。

  报告上冷冰冰的数字无法完全描绘出那座城市的今昔巨变,更无法承载个人与一座城市、一个国家命运交织的情感重量。

  当专列缓缓驶入经过大规模扩建和现代化的三藩市中央车站时,透过车窗,李桓看到了与记忆中截然不同的景象。

  高耸的、融合了华夏传统檐角与现代钢结构的大型站房取代了昔日的车站,月台上人群熙攘,身着深绿色制服的车站工作人员和少量便衣安保人员早已清出专用通道,月台两侧拉起了警戒线,线外是黑压压自发前来迎接的市民。

  他们手中挥舞着小型的莲花国旗,脸上洋溢着热情与好奇,许多人的眼中还带着显而易见的激动。

  李桓整理了一下常服衣领,在警卫的簇拥下步下列车。

  前来迎接的是三藩市市长陈启年,一位新安市综合大学早期的毕业生,从基层文书一步步做到这座重要港口城市的市长。

  “元首,欢迎回到三藩市!”

  陈启年快步上前,声音因激动而略显高昂。

  “陈市长,各位,辛苦了。”

  李桓目光扫过陈启年身后那些或熟悉或陌生的面孔:“不用搞太大阵仗,我就是来看看。”

  话虽如此,当他走出车站主建筑,眼前豁然开朗的景象仍让他微微一怔。

  新古典主义与华夏风格融合的建筑鳞次栉比,银行、邮局、贸易公司的招牌在晨光中清晰可见。

  电车轨道纵横交错,早班电车叮当作响地驶过,穿着各色服饰的行人匆匆走过,其中绝大多数是黑发黄肤的同胞,也有不少白人、拉丁裔甚至少数穿着传统服饰的土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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