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他自己觉得这是一部杰作时，他会在评审会议上，比你还要卖力地去替这部电影争取奖项。”
佟硕瞬间心领神会。
这他妈不就是妹子吊大款那一套么，感情艺术来源于生活，真不是闹着玩的。
“明白了。”
佟硕笑着点了点头：
“把片子送到他眼前，然后退一步，让他自己走进去。”
田状状满意地笑了：
“就是这个意思。”
……
两天后，贾樟柯位于朝阳区的新家。
这是一个面积不大但采光相当好的两居室。
虽然房子还没怎么细致装修，只有些简单的家具，但对贾樟柯来说，这已经是他在BJ漂泊这么多年，真正意义上的第一个“窝”。
这笔买房的钱，其实是刘文娟特批预支给他的。
老贾在星海干了快两年，虽然挂着导演的头衔，但真正独立主持的片子，也就是如今这部《地久天长》。
之前他大部分时间都在给佟硕和孙砂当副手，拿的只是死工资和一些项目分红的零头。
刘文娟这人大气，也是个操心老妈子的性格。
她眼看着作为星海唯三拥有开机权的“团队老大”之一，老贾居然穷得还在通县租着破平房，日子过得还不如星辰特效里那个叫姚琪的小丫头滋润。
老姐姐实在看不过眼，大笔一挥，以《地久天长》前期筹备奖金的名义，直接从账上给他预支了一笔分红，让他先把家给安顿下来。
卧室里，贾樟柯的妻子朱炯正在帮他收拾行李。
朱炯是北京电影学院摄影系的年轻教师，气质温婉知性。
她的父亲是早年留法的摄影博士、北电的老教授，在老贾的事业初期，这位岳父其实暗中提供了不少帮助。
或许是老贾的人生轨迹发生了太多改变，两人之间并没有因为长期的地下电影边缘状态和聚少离多而产生无法弥合的裂痕。
此刻的沟通，颇为温馨。
朱炯将几件厚实的毛衣叠好放进行李箱，又把一些常备的感冒药塞进夹层里。
“听说那边的天气邪乎得很，比BJ冷多了，你这胃不好，自己在那边多注意点，少喝凉水。”
朱炯叮嘱着，动作轻柔。
“知道了，你放心吧。”
贾樟柯坐在床沿上，看着妻子忙碌的身影，眼神里透着股子踏实和愧疚。
“这大半年，光顾着在东北拍戏、在通县剪片子，家里大大小小的事儿全扔给你了。”
朱炯停下手里的活儿，走到他身边坐下，握住他有些粗糙的手。
“跟我还说这些干什么？”
“你在外面拍正经的院线大电影，逢年过节家里来亲戚，爸妈也有面子不是？”
朱炯笑了笑，随后眼眸微垂，声音变得轻了些：
“不过，这次你不管在柏林有没有拿到成绩。”
“回来之后，总得多分点时间给家里了。”
她靠在贾樟柯的肩膀上，语气里带着些许期盼：
“你也三十一岁了，我也老大不小。”
“咱们也得抓紧时间要个孩子了。”
贾樟柯心头一热，反手将妻子搂进怀里，正打算抓紧时间腻乎腻乎。
门铃却响了。
贾樟柯有点恼火，皱着眉头起身去开门，门外站着的是佟硕新招的那个高材生秘书，苏雨桐。
“贾导，没打扰您休息吧？”
小姑娘礼貌地笑了笑，将手里的衣袋递了过去：
“这是嫂子特意让店里加急给您手工做的。”
“嫂子说，走国际红毯，西装穿得再好也是跟着老外的规矩走，不如穿咱们自己的衣服提气。”
额，显然高美人没有这种笼络人的脑子，必然是柳萍或者佟硕的手笔。
不过估计佟硕有这心也懒得搞这套，柳萍的概率还是大一些。
贾樟柯愣了一下，双手接过衣袋，觉得有些沉甸甸的。
......
二月九日，德国柏林。
柏林电影节的主会场，柏林电影宫门前。
哪怕是零下几度的严寒，也挡不住来自全球各地记者的热情。
闪光灯在雪夜中如白昼般闪烁。
贾樟柯穿着那身极其挺括的藏青色中山装，带着男主角王景春和女主角咏梅，按照佟硕的嘱咐，没有搞任何夸张的噱头。
三人就这么规规矩矩、面带微笑地走过了红毯。
这种内敛克制的东方做派，在一众争奇斗艳的欧洲明星中，反而透出了一种属于“作者电影”的独特气质。
晚上八点，《地久天长》迎来了它的世界首映。
可以容纳1400人的大放映厅里，上座率达到了八成。
其中绝大多数是操着各种语言的影评人、选片人和媒体记者。
电影开场了。
最初的二十分钟里，放映厅里偶尔有悉悉索索的翻阅场刊的声音。
对于这群欧洲观众来说，八十年代中国内陆工厂的家属院、筒子楼，以及那些带着时代烙印的口号，显得极其陌生和遥远。
但随着剧情的推进，贾樟柯那种如手术刀般精准的现实主义调度，开始发挥威力。
当大银幕上，演到王景春和咏梅饰演的夫妻，在经历了时代的巨变、失去了唯一的儿子后。
那是一个长达两分半钟的长镜头。
没有背景音乐，只有呼啸的风声。
两人穿着臃肿的旧棉袄，相互搀扶着，深一脚浅一脚地走在苍茫无际的雪地里。
那是一种被巨大的命运碾压过后，依然要硬挺着活下去的、近乎麻木的悲怆。
整个一千四百人的大厅里，安静得落针可闻。
只有微弱的、压抑的抽泣声在黑暗中偶尔响起。
当片尾字幕滚出时，全场爆发出了长达五分钟的起立鼓掌。
映后的QA环节，气氛热烈到了极点。
一位满头白发的德国资深记者抢到了话筒，他的问题正如佟硕所料，带着明显的政治试探：
“贾导演，您的电影非常震撼。”
“请问，您是否在借用这个家庭的悲剧，来批评人性的压抑？”
全场的目光瞬间聚焦在台上的贾樟柯身上。
同行的几位中影工作人员在台下捏了一把汗，生怕这位平时在地下电影圈口无遮拦的导演，在这个场合说出什么收不回来的话。
贾樟柯站在麦克风前，脑海中清晰地浮现出出发前，佟硕在办公室里用手指敲击桌面的画面。
他扶了扶话筒，语气平静，通过翻译器传达到了每一个人的耳朵里：
“这位记者先生，我想您可能误解了我的初衷。”
“我拍的，不是什么社会政策的宏大命题。”
“我拍的，只是一个父亲，和一个母亲的悲伤。”
贾樟柯的目光扫过全场：
“政策和时代会变，但失去骨肉的痛楚，无论是在八十年代的中国，还是在今天的柏林，都是一样的。”
“这种悲伤，不分国界。”
翻译的话音刚落，全场寂静了一秒，随后爆发出了比刚才还要热烈的掌声。
台下的中影工作人员长长地松了一口气，互相对视了一眼，眼底满是赞许。
这回答，太特么标准了！
第二天，欧洲三大电影节的权威风向标银幕杂志的场刊上。
《地久天长》获得了惊人的2.8分（满分4分）。
在影评人的短评中，这句话被加粗置顶：
“一部克制而有力度的中国家庭史诗。”
……
过了两天，《十七岁的单车》也迎来了它的首映。
电影的质量同样过硬，那种青春期的残酷与北京胡同的现实交织，也赢得了不少欧洲记者的喝彩。
但在映后的采访环节，事情却走向了另一个极端。
面对西方记者的长枪短炮，导演显然没有贾樟柯那种被资本和工业化体系“驯化”过的圆滑。
他大吐苦水，常有惊人之语。
这些话，在欧洲媒体听来，自然是极好的爆点和素材。
当天晚上，贾樟柯在酒店的房间里找到了王晓帅。
“晓帅，你今天在媒体面前说那些干什么？”
贾樟柯把买来的两罐啤酒放在桌上，眉头紧皱：
“你的片子终审还没下呢，回去之后这片子还想不想上了？”
“上不了就上不了！”
王晓帅拉开一罐啤酒，猛地灌了一大口，语气里透着股怀才不遇的愤懑：
“老贾，咱们拍电影是为了什么？”
“不就是为了表达真实吗？”
“我拍的都是老百姓的真实生活，我只是想把我想表达的东西拍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