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的论点务实而尖锐，那就是立国未久，总人口不过三十万，全力开发、建设新华湾（以温哥华岛、西雅图及温哥华市所在的大湾）周边富饶之地已属不易，哪里还有余力去吞并和管理更为广袤的新增领土？
在他们看来，战争，尤其是发动一场远征战争，夺取更多的土地，是一项消耗巨大而收益未必匹配的豪赌。
“意义何在？”一位决策委员会委员在军政联席会议上发出诘问，“即便我们击败了美洲殖民当局——我们相信军队有这个能力——然后呢？我们能得到什么？是能立刻迁徙数十万国民去填充墨西哥的高原沙漠，还是能立刻从萨卡特卡斯的银矿里挖出足以弥补军费开支的白银？恐怕都不能！”
他继续阐述其担忧：“我们的核心利益在新华湾，在子午河（今哥伦比亚河），在于加快本土的工业化和人口聚集。将宝贵的、有限的人力物力投入一场遥远的、为获取看似庞大实则难以消化的领土的战争，是典型的战略分散。这只会拖慢我们自身发展的步伐！”
“至于加利福尼亚地区，象征性地设立几个拓殖点和军事据点，宣告我们国家的存在，占住未来发展的‘坑’，便已足矣。难道我们还要让西班牙割让墨西哥北部领土？就算他们肯，我们拿什么去统治？又有什么即刻的巨大利益？”
这番“务实”的观点得到了不少人的认同。
在他们看来，集中力量进行内部建设，发挥人口和产业的集聚效应，远比在地图上开疆拓土更为紧迫和有效。
战争，尤其是主动发起的进攻性战争，与目前需要稳定发展的基调不符。
有这多余的“精力”，还不如多造几艘移民专用船，多培养一些远洋水手，为国家多拉回几千上万个移民，那要实在得多！
然而，另一派，以军方、强力外交部门以及工业生产部门为代表的力量，则力主一战，而且要大打，打出威风，打出数十年的和平与发展空间。
军方代表，其中便隐约有莫天海、周伟峰这些人的影子，他们的理由直接而强硬：西班牙殖民当局长期以来对新国的轻视、屡次在（走私）贸易和外交联系上的刁难、以及对新国商人的限制和“压迫”，已然触犯了新国的底线。
所以，必须用他们唯一能听懂的语言——武力，予以强硬回敬。
“这一战，目的不是攻占西属美洲的领地，而是‘降服’！”一位军方将领慷慨陈词，“要通过坚决有力的军事打击，最大程度地摧毁西班牙在美洲的军事存在，打掉他们的傲慢，让他们从马德里的宫廷到墨西哥城的总督府，都对新国产生刻骨的‘恐惧’。唯有如此，才能一劳永逸地消除侧翼威胁，奠定我新国在太平洋和美洲西岸的军事优势。此战，是为未来数十年的和平而战！”
而作为工业生产的代表则从经济角度提供了强大支持：“我们产能日益扩大的工厂、作坊生产出的商品，需要一个稳定的市场！一个规模不算小、但又缺乏全套工业体系的西属美洲，正是为我们量身定做的‘后花园’和精心设计的市场。”
“我们不能再满足于过去那种小打小闹、提心吊胆的走私贸易了。我们需要的是合法的、畅通无阻的、由我们武力保障的贸易特权！一场胜利的战争，将为我们彻底打开这个市场，这是任何条约和谈判都无法可靠提供的。这是为新国工业的未来开拓生命线！”
尽管，在两年前，因为“南进”战略的争执，导致新国高层发生过一次剧烈变动，并使得激进的“南进”派占据优势，但就对西属美洲发动一场大规模战争却并未形成压倒性共识，与部分“稳健派”之间争论不下。
激进派虽气势昂扬，但稳健派的担忧也确实存在：战争的规模和时间能否可控？
万一陷入与西班牙人的持久战泥潭，如何脱身？
要知道，发动战争很容易，可要结束一场战争却很难，别到时候收不了场！
而最核心的顾虑，则远在太平洋西岸，即摇摇欲坠的大明王朝。
几乎所有高层的心中都悬着一把剑：大明局势的演变。
如果与西班牙的战事正酣，而大明境内突然发生巨变，比如清军突破关宁防线入主中原，或是李自成、张献忠等流民军颠覆政权，新国将何以自处？
届时，是否有足够的资源和兵力应对可能的、规模空前的难民潮，或是介入大陆局势？
若因美洲战事而错过了神州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或无法应对其危机，那将是不可饶恕的战略失误。
正是这种对“两线作战”的深深忧虑，使得对西战争的决策迟迟无法下达。
然而，转折点发生在三月上旬。
来自大明的最新情报通过快船送达，内容令人振奋：由于新国的介入和些许“微操”，持续近两年的松锦大战结局终被改写。
明军主帅洪承畴没有濒临绝境而投降，明军主力虽遭损失，但避免了毁灭性的覆没，依旧维持着关外宁锦方向的战略防御体系。
所有人看到这个消息后，皆精神大振。
松锦大战的改变，意义非同小可。
因为，这意味着，大明辽东防线的崩溃时间被大大推迟了。
明清之间的战略僵持状态将会持续更长时间。
中原的流民军虽然势大，但面对一个尚未彻底丧失元气的大明王朝，其进程也必然受到影响。
大明的国运，或将比众人根据历史轨迹推测的，要多延续几年。
这个“时间窗口”的出现，瞬间缓解了新国高层最大的焦虑。
大明局势的紧迫性下降了，那么我们新国是不是就此便获得了宝贵的战略机动空间？
西班牙问题从一个可能引发两难境地的棘手难题，变成了一个可以集中资源优先解决的单一目标。
于是，决策的天平倾斜了。
当墨西哥殖民当局再次傲慢地拒绝了新国就近期冲突事件和贸易扩大进行谈判的提议时，新国中枢政府不再犹豫。
全体带标会议迅速形成决议：为了永久消除西班牙的威胁，为了给新国工业产品夺取广阔的市场，为了树立新国在美洲的绝对主导地位，利用好大明局势稳定提供的战略机遇期，对西班牙王国宣战！
不过，战争的目的是有限的：尽可能地削弱西班牙美洲地区的军事力量，相机攻占重要港口和战略要点（如阿卡普尔科、巴拿马、卡亚俄），并伺机夺取一些内陆重埠大城，以战促和，逼迫西班牙签订城下之盟，开放西属美洲市场，承认新国的特殊利益。
而远征军袭取班德拉斯谷这座新国人曾先后两次光顾过的小镇，则拉开了这场战争的序幕。
“算算时间，这会特遣支队应该进抵瓜达拉哈拉了吧。”莫天海将目光重新移回到地图上，看着那个被炭笔特别标注的地方，低声自语道：“希望，我们新国军首战能旗开得胜！”
——
第516章 烽烟（四）
4月24日，夕阳如血，将阿梅卡小镇简陋的土坯房屋染上一层绮丽的金色。
风尘仆仆的新华特遣支队三千余名官兵，终于在这片陌生的山谷中停下了持续十天的艰难行军。
士兵们依靠着墙壁，或者干脆瘫坐在地上，许多人顾不上地上尘土，解开沉重的行囊和武装带，检查着早已磨破的脚底板和沾满泥泞的绑腿。
军医官带着助手穿梭其间，对部分病患严重的士兵进行细致检查，并敷上珍贵的草药。
整个队伍弥漫着一种混合着极度疲劳和如释重负的复杂情绪。
这十天的行程，远比预想中更为艰难。
从班德拉斯谷出发，一路向东，整个部队仿佛行走于一片荒凉的无人区，一个被世人遗忘的角落。
地图上标示的路径往往模糊不清，或早已被茂密的植被覆盖，或者被季节性溪流冲毁。
只能沿着骡马和行人数十年来踩踏出的羊肠小径艰难向东，途中需要不断劈开荆棘，在崎岖陡峭的山岭中艰难跋涉，蹚过冰冷湍急的溪流，忍受着高原日间灼热，还有夜间刺骨的温差变化。
除了大自然的险阻，更让军官们心头凝重的是沿途令人不安的空旷和荒凉。
这一百八十多公里的行程中，触目所及尽是荒芜的山岭与干旱的台地，人类活动的痕迹稀疏得可怜。
路途中，部队仅遇到寥寥几座孤悬于山谷中的西班牙庄园和耶稣会传教区。
这些用土坯或木头垒砌的建筑群，围着简陋的栅栏，与其说是文明的据点，不如说更像是茫茫荒野中苦苦支撑的孤岛。
庄园规模通常都不大，由一个或几个白人庄园主管理，雇佣着少数克里奥人或梅斯蒂索人作为监工，而真正的劳动力则是大量面容麻木、衣衫褴褛的印第安奴工。
他们种植玉米、小麦，放牧牛羊，过着一种近乎自给自足、与世隔绝的封闭生活。
耶稣会的传教区情况类似，身穿黑袍的神父们手捧圣经和十字架，试图在此地传播上帝的福音，同时也依靠印第安人的劳动维持着传教点的运转。
所有这些据点里的白人加起来，尚不足百人。
如此稀少的人口密度，让来自新华士兵们感到难以置信。
原本以为新华就是一个极为地广人稀的国度，只要深入内陆一百公里，或者前往更遥远的北方，便是一片原始而野蛮的荒原。
万万没想到，墨西哥这个被称之为西班牙王冠上最璀璨的明珠的殖民领地，怎地深入内陆也是如此荒凉景象？
要知道，西班牙人占据并统治墨西哥已逾百年，竟未能将此地经营得繁花似锦，反而这般废弛而荒芜，可真是白白糟蹋了这片土地。
根据战前制定的“就地补给、削弱敌方潜力、制造后方混乱”的方针，特遣支队指挥官卢平秋下达了对沿途所有西班牙据点进行彻底“扫荡”的命令。
对于沿途所遇到的庄园和传教区，予以毫不留情地打击和毁灭。
所有白人，无论是庄园主、监工还是传教士，均被扣押，充为军中苦役。
仓库和地窖被打开，里面储存的粮食、腌肉、酒类以及牧场里的牛、羊、马匹被尽数登记征收，作为军需补充。
士兵们甚至惊喜地发现了一些新鲜蔬菜和果园，极大地改善了连日来只能啃食干粮的伙食。
处理完物资和白人俘虏后，军官们对那些数量众多的印第安奴工，则予以全数释放，恢复他们的自由。
这些可怜的印第安奴工眼神中无不充满了恐惧、迷茫以及被压迫下的逆来顺受，长期的奴役使得他们对“自由”变得有些遥远而陌生。
士兵们将缴获自西班牙人的武器，老旧的火绳枪、刺剑、长矛、砍刀，甚至还有农具，全都堆放在印第安人面前，示意他们拿起这些武器“保护自己，捍卫自由”。
这不仅是出于一丝怜悯，更是深远的战略考量，获得自由并得到武装的印第安人，想来应该会勇敢向那些压迫和奴役他们的西班牙殖民者发起反击，继而让西班牙统治的后院烽烟四起。
此刻，在阿梅卡小镇，从审讯当地居民获得的情报给全军官兵们注入了一记强心针：目标瓜达拉哈拉城就在东方五十公里处！
快速行军的话，也就两天时间，最多不超过三天。
全军于此休整一日后，继续向东进发。
这最后一段路况明显改善许多，道路宽阔平坦，不少路面甚至还经过人工修整，铺着碎石与沙土，虽不及新华国内官道那般齐整坚实，却足以让大队人马和辎重顺畅通行。
道旁时而可见排水沟渠的痕迹，显示出西班牙人曾在此地投入过些许基础经营。
而且，越往东行，人类活动的迹象就越发密集，荒凉寂寥的高原景象逐渐被阡陌纵横的农田和牧场取代。
仅前行了约二十多公里，特遣支队便陆续碰到了三座规模不小的庄园、一处拥有成百上千头牛羊的大牧场，以及两个炊烟袅袅的土著村落。
这些据点星罗棋布地散落在缓坡与河谷间，显然得益于愈发肥沃的土地和便利的灌溉条件。
毫不意外，这些村落据点皆遭到新华军的扫荡，庄园里零星的白人守卫和监工们往往只来得及发出几声惊骇的叫喊，便被迅速缴械制服。
仓库被依次打开，里面堆积如山的玉米、小麦、豆类、成桶的腌肉、奶酪和酒水让负责清点的军需官喜上眉梢。
牧场中肥壮的牛、羊、马匹被迅速驱赶出来，编入队伍。
随着这些缴获的驮马和车辆不断增加，军队的行进速度和载运能力显著提升，整体士气愈发高昂。
不过，这片逐渐繁华起来的土地也意味着他们正在逼近西班牙人的统治核心区域。
很快，道路远方的丘陵和树林边缘，开始出现零星的骑马身影。
那是西班牙民兵，他们头戴宽檐帽，身背老旧的火绳枪，穿着杂乱的服装，警惕地眺望着这支规模庞大、装备精良且旗帜陌生的军队。
他们的脸上混杂着惊疑与恐惧，只敢远远徘徊观察，一旦发现新华军派出骑兵小队上前驱赶，便立刻调转马头，仓皇扬鞭，遁入远方。
但仍有不少倒霉蛋在稍稍靠近时，被散兵以超远射程的狙击枪（米尼枪）击杀于当场，成为这场不甚激烈的接触战中微不足道的注脚，也让更多的西班牙民兵惊恐之下，不敢再轻易抵近大军。
4月28日，正午的阳光炽烈地照耀着瓜达拉哈拉谷地。三千余新华特遣支队官兵缓缓逼近了此行的终极目标——瓜达拉哈拉城。
这座城市静卧在广阔的河谷平原之上，东边的圣地亚哥大河蜿蜒流淌，周围是绵延的农田与牧场。
根据沿途抓获的西班牙俘虏供述，此城常住居民约有五千至六千人，其中白人约占五分之一，其余多为混血的克里奥人、梅斯蒂索人，以及相当数量已被西班牙文化同化、为其服务的归化印第安人。
然而，这座被称为省府重镇的城市，其防御姿态却松懈得让新华官兵们感到惊讶。
与其说它是一座设防坚固的殖民首府，不如说它是一个超大型的、毫无军事准备的定居点。
从远处望去，城市的轮廓低矮而松散，根本看不到大明或新华国内常见的高大坚固的砖石（木石）城墙。
它的所谓“城防”，仅仅是一圈简陋的夯土矮墙，其中混杂着木材和草秸，高度和厚度均十分有限，看上去更多是象征性地划分出城镇边界，或者用以防范周边未曾完全臣服的印第安部落的袭扰，对于一支拥有三千精锐、携带着数门轻型野战炮的新华军而言，这样的防御工事几乎形同虚设。
城内房屋多以土坯砌成，间或有少数几栋装饰着白色灰浆的教堂或公共建筑显得略微醒目一些。
此刻，这座沉睡在正午暖阳下的城市，显然被这支突然杀至的新华军彻底惊醒。
凄厉而仓皇的警钟声急促而持续地回荡在河谷上空，打破了原有的慵懒宁静。
城内隐约可见人影慌乱奔跑，城门口试图关闭那简陋木栅栏的守卫动作显得混乱而绝望。
一片恐慌的气氛，已然笼罩了这座毫无准备的“明珠”之城。
新华人打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