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对于以粮食税收为主的古代王朝而言，不到万不得已，肯定是不会举债的，因为其还债能力不足，且上至君王下至大臣，都知道这个口子一开，以后就收不住了......这也是人的本性，能借钱轻松度日，就不会想着节衣缩食，由此便会越借越多。
而韩琦现在问的其实是国债背后有没有“锚”。
泉府赊贷，锚的是实物货物，而朝廷发钞，锚的是库藏钱帛，可国债既非实物亦非现钱，不过是一纸承诺，三年五载之后，朝廷拿什么兑现这张纸？
“韩相公所问，正是国债之要害。”
陆北顾斟酌再斟酌，解释道：“国债之本，非锚于库藏，乃锚于未来之税入。今岁大旱，秋税必减，此是定局。然大旱不会连年不断，来年田赋复旧，商税如常，市舶之利亦逐年递增......这些未来的税入，便是国债的‘锚’。”
这里要说的是，陆北顾是开天眼了的。
陆北顾知道大旱并不会持续，所以才这么提议，但是这话没法说出来，因为在座的诸公谁都保证不了明年乃至后年是否会连续大旱。
所以，才会有这种“抗拒赈灾以确保存粮，避免国家接下来遭遇危机导致灭国”的心态。
“未来的税入？”赵概微微蹙眉，“陆枢副，未来的税入是虚的，今日募来的现钱却是实的，以虚保实，如何取信于民？”
“以朝廷之信取信于民。”
陆北顾说这话时，面上没有任何慷慨激昂之色，只是陈述一桩事实：“朝廷立国百年，虽屡经艰困，从未失信于天下。”
怎么说呢？
大宋确实还是有点气运在身的，虽然自己挺烂，但周围的国家也没好到哪去，所以即便这些年来天灾兵祸不断，可国运始终坚挺，再加上经历五代十国之后，主张以文治天下，故而百姓的日子虽然不说安居乐业，但这种流离失所的灾年确实也不多，天下人对朝廷还是有信心的。
当然了，百姓的信心这种东西也很虚，有的时候，说有就有，可没有也就是转眼间的事情罢了，全看下顿饭有没有着落。
而且对于真正有钱的商贾大户来讲，因为朝廷人事变动或其他原因导致的政策变动，以往可没少让他们亏钱，自庆历以来，盐钞之制朝令夕改，钞价一跌，持钞者往往血本无归。
已经被坑过了，故而对于朝廷，他们其实是不太信任的。
“陆枢副此议确非常格。”
富弼也是无奈，说道：“常格之内，朝廷筹钱无非四途。加税，则民不堪负；发钞，则现钱交子币值骤贬；借支内库，则陛下私藏亦已见底；裁省浮费，则远水不解近渴......四途皆不通，便只能在常格之外另寻出路。而这国债之法，虽前所未有，然非常之时，当有非常之策。”
“非常之时当有非常之策，此言不虚。”
出言者是赵概，他说道：“然非常之策有大害者，宁可不策，不可妄策。国债之法，募民之财以纾国用，看似高明，实则与摊派无异......且国债之偿，锚于未来之税入，然今岁大旱，明岁未必丰登；即便丰登，万一又有战事，税入仍是不足。届时旧债未偿、新债又发，债滚债、息加息，朝廷便如同陷进一片泥淖，愈挣扎愈下沉，终究不可自拔。”
第665章 未来之事，不可逆睹
“国债不是常法，是应急之法。”
陆北顾只说道：“朝廷若把国债当作常法，旧债偿新债、息上再加息，终究有一日会崩塌，这非是推演，乃是必然。”
“今岁大旱，赈灾无钱，万不得已，才发国债，来岁风调雨顺，税入复旧，国债便不再发新，待到期限届满，逐一偿清，此事便了......事了之后，若无大灾大兵，朝廷不宜再发国债。这一条当明告天下，朝廷非遇非常之变，不得再发国债。”
“这一条肯定要加。”富弼缓缓颔首，“应急与常法，须有分明界限，界限不明，则权宜之策极易沦为积弊之制。”
“嗯。”
欧阳修也赞同，说道：“此番发债是为救荒，非为开例。所以救荒毕，债偿清，此事即了。”
政事堂中又安静了片刻。
因为诸公都晓得，话是这么说的，可这个口子只要一开，以后遇到难处就会想到还有这般手段，难保不会滥用......毕竟，谁也定义不了什么叫“应急”不是？大宋只要存在下去，朝廷总会遇到各种天灾兵祸，哪件事情又不急呢？
“陆枢副，我也问一事。”
张昪问道：“刚才说要朝廷凭借信誉来发国债，募民间之财，以解燃眉之急，这是可行的......但这国债，谁来买？寻常百姓连明日的粥都喝不上，拿什么来买国债？能买国债的，唯有京中富商、州郡豪绅、寺院长老，这些人，凭什么信朝廷三年五载之后能还本付息？”
张昪这话说得极实在。
因为不管是盐钞法还是茶引，亦或是其他诸如和籴、折支之类的经济政策，朝廷总是更改，所以至少在这些人那里，是没什么信誉可言的。
而刚才陆北顾并没有深入去分析这个问题，就难免引人疑虑，毕竟诸公都是聪明人，这种关键问题是不可能含糊过去的。
“张参政所虑，正是国债最要害之处。”
陆北顾坐直了身子，双手按在膝上，恳切道：“国债能不能发出去，确实不在利息高低，而在‘信’字，这个是要朝廷拿出个态度的......如何取信？肯定不是靠刻石立碑，那些没用，而是靠在条约中写明，若到期不能偿付本息，持券人可执券赴衙告官，以券抵税。”
“以券抵税”的意思再明白不过，朝廷若还不上钱，百姓可以直接拿国债当税钱使，这等于把国债的信用锚在了赋税征收权本身上。
因为百姓每年都要交税，所以国债能抵税，便是实打实的硬通货。
“这倒是个法子。”张昪缓缓点头，“以券抵税，百姓便不必担心朝廷赖账，只是若朝廷当真不能偿债，百姓大批以券抵税，则未来几年税入锐减，朝廷又将何以自处？”
陆北顾说道：“以券抵税者仅限于当年到期的国债本息，且抵税总额不得超过当年应纳税额的一半......此乃以防万一之底线，非正常偿付之法。朝廷当做的，是在到期之前便筹足偿债之资，不让百姓走到以券抵税这一步。”
“陆枢副，如今朝廷连赈灾之资都筹不足，三五年后，凭什么便能筹足偿债之资？”
“海贸。”
陆北顾说出这两个字时，在座诸公倒是没人出声驳斥。
因为过去的这几年，海贸带来的各种经济收入的增长势头，实在是过于惊人了，在这种真金白银面前，没人能去否定其光明的未来。
“高丽正式复贡、耽罗驻军、倭国通商，皆在今年陆续落地，再加上泉州、广州等市舶司即将试行新的市舶条例，对南洋诸国的海贸路线也将打通，三五年后，市舶税入百万贯肯定不是虚数，这笔新增的税入，便是偿债之资。”
“海贸之利，确有增长。”
韩琦微微颔首，语气里听不出是认同还是姑且一听，道：“然则海贸之利，终究是未知之数，若是这三、五年间海路受阻，以至于番商裹足，市舶税入不增反减，又当如何？”
“韩相公此问，确实无法以确数相答。”
陆北顾坦然承认，随后又说道。
“朝廷筹钱，从来便是在诸般不确定中择一最可确定之途，而国债之法，是将未来三、五年之新增税入，提前挪至今岁来用，挪的是未来之数，而未来之事，无人能逆睹，现在能做的，是将朝廷现有之新增税源如实列出，供诸公权衡......海贸有风险，然则田赋亦有水旱之忧，盐铁亦有私贩之患，难道不是吗？至于韩相公担心的海路受阻，正因如此，朝廷才更须在耽罗驻军、在高丽开港、在占城缔约，因为军事存在与邦交盟约，才是保障海路畅通的最可靠手段。”
“那若是此事能定下来，占城米何时能运抵开封？”
富弼问道。
陆北顾估算了一下，答道：“若海路顺风，往返约五十日，从明州沿大运河北上，又需二十日，总计七十日，最早六月下旬，第一批占城米可抵开封。”
“能不能再快些？”
“难。”
陆北顾摇了摇头，说道：“也就是有风向转换之利，眼下这个时间才能做到五十日往返，每年就这么一次窗口期，这已经是极限了。”
“六月下旬。”
富弼默念着这个日期，然后抬起眼，望向张方平。
“若动用开封的常平仓，让粥厂维持眼下米汤之制，撑得到吗？中原其他地方的常平仓、惠民仓呢？都能继续维持多久？”
常平仓、惠民仓的存粮本是备荒之用，但实际情况就跟陆北顾在泸州所见一样，很多地方州县的粮仓都被搬空了，如今遇到灾年，自然没多少粮食可用，所以这次旱灾刚蔓延起来没多久，各州县的存粮便大半已经告罄。
“不行。”
张方平摇了摇头，说道：“各地惠民仓的存粮在旱灾刚开始就用光了，常平仓的粮食也都不够了，发运使司的转般仓可以考虑放一些，用来救济淮南路的灾民。”
中原百姓逃荒，一共就两个方向，要么朝着开封来，要么南下淮南路，至于向北渡过黄河去河北路，亦或是向西经潼关进入陕西路，虽然也有，但比例非常低。
原因再简单不过，那就是灾民也知道河北路和陕西路是前线，本身粮食就不足。
而淮南路，基本上事实上承担了最多的灾民。
转般仓虽然有着战略储备粮的作用，但这时候灾情如火，该放也得放了。
至于真正不能放的粮仓，是“在京诸仓”，共有四十多座，分为船般仓、税仓、折中仓三类......船般仓共十五所，专门收纳经大运河运来的江淮漕粮，其实就相当于发运使司转般仓的在京部分；税仓负责存储京畿地区的税粮；折中仓则用来收纳商贾“入中”的粮米。
这些“在京诸仓”与侧重救灾平抑粮价的常平仓定位完全不同，是保障京师周围十余万禁军以及百万城市人口粮食供给的，乃是大宋最重要的战略储备粮，绝对不可轻动。
不然的话，京城禁军吃不上饭，大宋是真有旦夕倾覆之虞的。
这话不是吓唬人，毕竟随便翻翻五代史，就能知道到底有多少先例摆在前面了。
“那就让发运使司开转般仓，赈济南下逃荒的灾民，京城这边在发行国债之后，用国债募集的现钱，向商贾购粮后赈济灾民，撑到七月再说......若是往占城国购粮不顺，再考虑是否动用在京诸仓。”
富弼终究是仁念了。
其实最后一句话，作为首相，他是不能说的，因为要承担巨大的政治风险。
但富弼就是这样的人，当年庆历七年河北水灾，大量河北百姓逃荒到了京东东、西两路，富弼作为一路长官，规劝所部官民拿出粮食，加以官粮，用来赈济河北灾民，共救活了五十余万人。
“剩下的便是算账了。”
陆北顾比较务实，直接冲着解决问题去。
“这笔国债究竟要发多少？利息几何？期限几年？”
众人的目光移向了三司使张方平。
张方平刚才只是默默听着各方辩论，没叫他的时候他就不说话，此刻见众人望来，他端起面前的茶，抿了一口，然后搁下。
“三司管的是朝廷的钱袋子，只说现在能算清的账。”
张方平开口道：“今岁赈灾，京畿流民十数万，淮南、京西饥民更不可胜计。各州县所需赈粮，每日便需粮数千石，这还是只算粥厂施赈，是不算灾后复种所需种子农具的......今岁赈灾之费，少说需现钱二百万贯，这是最低之数，再省不能省了。”
“利息具体是多少，还得回去根据现在市面上的贷息来算算，但期限的话应该设计为三年、五年，共两档；偿债之资，则以明州市舶司新增税入为主，泉州、广州市舶司新增税入为辅，不足之数由三司从盐铁茶酒诸课中调剂。”
“不过在呈之前，还有一桩事须与两府共定......此番发债，由谁主之？国债非寻常赋税，亦非寻常度支，其事权归属若不明，日后执行必生龃龉。”
“当由三司主之。”韩琦不假思索，“税入归三司所掌，发债偿债之责便当由三司承担，两府不宜越俎代庖。”
陆北顾没有接话。
韩琦这话明面上是论事权归属，实则是在划界限。
因为明州市舶司的海贸是陆北顾这边一手经营起来的，即便不在其位，仍然凭借着耽罗驻军一事拥有极强的影响力，而若再管到国债头上，军政与财政的边界便彻底模糊了，韩琦不能容忍这一点。
“国债之事，由三司主之，政事堂总之，枢密院不参与。”
富弼一锤定音。
曾公亮微微垂下眼睑，也没言语。
“既如此。”富弼环视众人，“便由张计相主持，拟出条贯来。”
张方平拱手应下。
欧阳修问道：“那国债发出去，这笔钱的去向，如何监督？”
“国债募来的钱，须专款专用，只能用于购粮赈灾，不能挪作他用。”
张方平干脆道：“这笔钱应当单立一账，每月账目誊抄张榜，许朝野士庶查阅，若有挪用，以贪墨论。”
“倒是好过无人监督。”
富弼随后又根据他的救灾经验，对接下来的救灾工作进行了具体的部署......包括但不限于，派出台谏官分赴各路，检查各路及下属州县的赈灾工作，弹劾赈灾不利的官员；以政事堂的名义行文各地致仕官员，要求其作为地方士绅代表，带头捐出粮食赈灾，凭此可事后获得朝廷恩荫子孙的名额和相应的荣誉奖励；建议官家下诏，暂时解开受灾诸路的山泽之禁，各类物产都听任流民自行获取；强制要求将死人用大坑合葬，称作“丛冢”，由此避免夏季瘟疫的大爆发。
两府合议的决议呈入福宁殿，官家拖着病体批准了相公们的全部请求。
但政策从被批准到实施，再到起效，是需要时间的。
在这段时间里，开封府外的灾民越聚越多，很快就超过了二十万人。
人数一多，开封府的常平仓存粮更是支撑不住，不得已，粥厂的粥只能越来越稀了，起初还算是稀粥，后来便只剩米汤，再后来，连米汤里也浮不起几粒米了。
而粥厂外排着的长队却一日长过一日，有人排了一整日，轮到自己时粥桶已经见底，很快，开封城外的灾民中便已有饿毙者，每日清晨粥厂开门时，总有几具蜷缩的尸首被差役抬走，裹上草席，运到远处掩埋。
沈遘每日亲自巡视粥厂，亲眼看着那些尸首被抬走，他连着上奏疏，措辞已近于哀求，乞请朝廷无论如何再拨些粮来，哪怕只是多撑三、五日。
奏疏递入政事堂便石沉大海。
不是政事堂不理，是政事堂眼下也无粮可拨，哪怕城外饿死人，城内的“在京诸仓”也是不能开的。
好在，大宋国债很快便开始正式发行。
而朝廷也秉着“从速从快”的原则，派出了前往占城国的使团，随船同行的还有礼部的人，携了国书一道前往占城国，国书中嘉许占城国王律陀罗跋摩三世“慕义向化”，并许以市舶优惠，以酬其卖粮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