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后，陆北顾对苗太后好言劝慰，保证会盯紧曹家，同时处理赵宗实，苗太后这才稍稍安下心来。
他退出内东门小殿，殿门在身后轻轻合拢。
陆北顾站在廊下，望着暮色中的宫阙飞檐，沉默了片刻，然后整了整袍袖，向宫门外走去。
此后，赵宗实那份请求为先帝守陵的奏疏，果然在朝中激起了波澜。
率先站出来替赵宗实说话的，是右司谏司马光。
他上了一份奏疏，措辞恳切，言“宗实为先帝养子，自幼鞠于宫中，虽后出居外藩，然父子之情不可泯也。今先帝山陵已安，宗实请为先帝守陵，以尽人子之孝，此乃人伦之常，非有他意。望太后体念其情，允其暂归，以慰先帝在天之灵”。
奏疏递入通进银台司的当日下午，副本便传遍了朝堂。
陆北顾在枢密院值房里读罢誊本，将纸页搁在案上，面上看不出什么表情。
司马光这份奏疏，措辞不可谓不恳切，道理不可谓不正。
他不是在替赵宗实争什么名分，只是在替一个“先帝养子”争一个尽孝的机会，这正是司马光最令人头疼的地方......他从不觉得自己在参与政治站队，他只觉得自己在维护纲常伦理。
翌日，谏院左司谏龚鼎臣上了一份驳议。
龚鼎臣的奏疏写得极有分寸，开篇先肯定司马光“所言人伦之常，固非无理”，继而笔锋一转，引《春秋》之义，言“诸侯之子，出居外藩者，非有天子之召，不得擅离封地”，而赵宗实虽非诸侯，然其身份特殊，一举一动皆关乎国体，若今日允其以“尽孝”之名离开所任职之州，明日便有人效其故智，以“尽孝”之名行“觊觎”之实，防微杜渐，正在于此。
龚鼎臣这份驳议一上，朝中的议论顿时分作了两派。
支持司马光者，多是台谏中素以刚直著称的年轻言官，他们未必与赵宗实有旧，只是觉得“尽孝”二字乃是天理人情，不应以权术之心度人子之腹。
支持龚鼎臣者，则多是历经风波的老臣，他们深知赵宗实身份的敏感性，更清楚眼下主少国疑，一旦开了这道口子，后面会发生什么谁也说不准。
争论持续了几日。
这几日里，苗太后始终没有表态，只是每日照常垂帘听政，照常抱着皇帝出席经筵，照常在奏疏上批“付中书门下议之”六个字。
而她这份镇定，让不少原本心中忐忑的朝臣渐渐安下心来......太后不急，至少说明局面尚在掌控之中。
随后，御史中丞张伯玉上了一份札子。
这份札子不长，却正中要害。
张伯玉没有引经据典，没有谈论人伦，只说了一件事......先帝在日，曾亲口对两府相公说过“宗实宜安外藩”，此言有宰执共证，先帝既有此意，今日若允赵宗实离开所任职之州，是遵先帝之命，还是违先帝之命？
这份札子一上，支持司马光的声音顿时哑了大半。
因为无人敢公开说“先帝遗命不可遵”，便是司马光本人，也在看到这份札子后沉默了，没有再上第二份奏疏。
随后，富弼在政事堂召两府合议，专门议此事。
“先帝既有遗命，此事便不必再议。”
韩琦率先开口：“太后以先帝遗命婉拒宗实之请，赐帛五百匹、金百两，许其在所在州为先帝立祠遥祭。措辞宜温，赐物宜厚，不使他日后有怨言可发。”
嗯，韩相公还是很会站队的，如果历史线不变的话，濮议之中，他是支持英宗尊濮王为“皇考”的。
曾公亮微微颔首，补了一句：“另，宗实奏疏中有‘夜不能寐’之语，可见其思慕先帝之情深挚，朝廷可遣使慰问，以示优恤。如此，既不违先帝遗命，亦不伤宗实之心。”
富弼环视在座诸公，见无人异议，便一锤定音。
“便依此议。”
诏书当日便拟就，用玺后由閤门司发往赵宗实所在的州。
诏书措辞温煦如春风，开篇先嘉许其“孝思可悯”，继而以先帝遗命为由婉拒其请，末了赐帛、赐金、许立祠遥祭，恩礼备至。
赵宗实接到诏书后，上了一份谢恩表，表文写得极为恭顺，先是叩谢太后与皇帝天恩，继而自责“臣愚钝，不能体先帝深意，妄有陈请”，末了表示“谨当恪遵遗命，安于外州，遥为先帝守陵，以终余年”。
措辞之卑屈，语气之诚挚，让不少原本对他抱有同情的人都不由得心生怜悯。
实际上，这世上最可怕的，不是那些张牙舞爪的人，反而隐鳞戢翼的人。
而赵宗实这份谢恩表，表面上是在叩谢天恩，却是知道自己没机会了，但他心里不肯认，这里面压抑着的可以说全是隐忍。
为此，陆北顾约见了邓保吉，吩咐其着皇城司仔细留意赵宗实及其子嗣的交游往来。
虽然安慰苗太后的时候他表现得很轻松，但其实内心中也是有压力的。
这种压力不来自于赵宗实，赵宗实已经没什么威胁了，可大幅度改变历史线这件事情本身就会带来心理压力。
而后，朝堂又陷入了一系列争论。
不过倒不是因为赵宗实了，而是关于陪葬物的问题。
仁宗固然遗诏里说要节俭，可节俭不等于寒酸，堂堂大宋官家，不能下葬的时候什么陪葬物都没有吧？
但具体要放些什么，就很有争议了，毕竟这事仁宗也没吩咐。
翰林学士范镇上言，说听说大行皇帝受命宝与平生衣冠器用都想一并下葬，恐怕不符合大行皇帝恭俭的本意，衣冠器玩，请陈列于陵寝及神御殿，每年按时展视，以慰思慕之情。
但这么下葬，显然是有些寒酸了，苗太后不太乐意，于是诏令检讨官探讨查考典故，并命两制、礼官详议。
政事堂的宰执们也觉得如果皇陵什么都没有，实在是太过寒酸，于是有意将仁宗的平生衣冠器用一起下葬，衣冠倒还好，但宫中器用大多都是金玉珍宝，跟着一起下葬，导致台谏的反对声音很大。
王陶上言称民力正困，其后京西转运使吴充，济州知州田棐相继上言，请遵先帝遗诏，山陵务必俭约，除了明器之外，金玉珍宝一律去除。
礼院编纂苏洵也写信给富弼恳切劝谏，甚至引用“华元不臣”之事来责备，称“汉文葬于霸陵，木不改列，藏无金玉，天下以为圣明”，信足以称作雄文，写的很好，影响力很广，士林争相传抄，竟是一时间颇有“洛阳纸贵”之势。
随后，直集贤院、同修起居注郑獬上言称“先帝节俭爱民，出于天性，衣冠洗了又穿，器物极尽简朴，这是天下所共知的事情，宰执们这般做乃是伤害先帝名声”。
因为朝野舆论压力实在太大，最后苗太后和宰执们都没能如愿，只得退让，仅以受命宝与衣冠陪葬。
但苗太后也不想让仁宗的身后事太寒酸，所以以私人身份赐给了灵驾会经过的郑州等州公使钱各五百贯，让地方官员尽量组织缙绅百姓迎送灵驾，把事情办得风光一些。
而朝堂则开始继续商议嘉祐十年最后的两件事情，即虞主从山陵迎回后祔于太庙之事，以及新帝明年正式开始使用的年号之事。
第673章 于铄王师，遵养时晦
所谓“迎回虞主、祔于太庙”，指的是仁宗驾崩之后，身后事的最后两个环节。
此前进行的是新帝率群臣按礼制行小敛、大敛，以日易月服丧，然后选定巩县的陵址，定名永昭陵，再后是撰写哀册文、谥册文，刻于石上准备随梓宫入陵。
永昭陵正在修建，这座皇陵整体依“南高北低”的堪舆地势修建，规划由鹊台、乳台、神道、宫城、下宫等部分组成，神道两侧对称排布完整的石像生群，陵台为覆斗形，预计到明年开春就能彻底完工了。
眼下已经在准备灵驾从京城赴山陵的事情了，即灵柩从宫中殡宫启迁前先行启奠，临行前再行祖奠礼，然后梓宫搭载灵驾，在卤簿仪仗、文武百官、宗室皇亲的护送下从开封出发，沿指定路线前往巩县永昭陵。
因此，必须提早把最后两个环节给议定好，不能掉链子。
而“迎回虞主”，就是说将梓宫安葬入永昭陵之后，随行的礼官将提前制作好的仁宗木制神位奉迎，沿原路护送返回京城，沿途行初虞、再虞、三虞等系列虞祭礼，安奉于宫中临时祭所。
“祔于太庙”则是选定吉日，将虞主正式奉迎至太庙，举行祔庙大典，把仁宗的神位按昭穆顺序安放入太庙的对应室次，完成先帝神主正式入祀太庙的全部流程，整个皇家丧葬礼制至此方才算闭环。
那么为什么还要议呢？
关键就在于，大行皇帝神主祔庙，而太庙七室都已满了，解决方案要么是把前面的迁出去，要么是对后面的进行增加。
这件事情很快引起了大臣们的激烈讨论。
欧阳修认为按《礼记》说的“三昭三穆，与太祖之庙而七”，以及《尚书》说的“七世之庙，可以观德”，那么“世”与“昭穆”，是按父子的正序而言，若是兄弟，则昭穆相同，不可用世数来计算。
这里面的逻辑倒也不复杂。
按此前朝代来举例，商代祖丁之子有阳甲、盘庚、小辛、小乙，四个儿子都有天下，而商的宗庙有始祖、太祖、太宗、中宗，若以一君为一世，则小乙的祭祀不能上及父亲祖丁，这说明古代兄弟相继为帝，昭穆相同而不以世数计算。
因此，晋的宗庙十一室而六世，唐的宗庙十一室而九世，也就是中宗、睿宗对于高宗，恭宗、文宗对于穆宗，同居穆位。
如此来讲，本朝太祖为受命之祖，太宗为功德之宗，这是万世不迁的。
所以太祖之室，太宗称孝弟，真宗称孝子，大行皇帝称孝孙，而在禘祫图中，太祖、太宗同居昭位，南向，真宗居穆位，北向。
也就是说，大行皇帝神主祔庙，只需要增加一室为八室，以备天子事奉七世的礼制就可以了。
而以龙图阁直学士卢士宗、右司谏司马光为首的另一派的观点则是，根据先王典礼“天子七庙，三昭三穆，与太祖之庙而为七，而太祖之庙，万世不毁，其余昭穆，亲尽则毁，表示有终了”，以及近世制度，太庙不须另添一室。
也就是说，不增加为八室，而是把前面的迁出去一位。
这种说法听起来很胡闹，但实际上，却是有大量史料作为参考的，汉元帝时，太上皇庙主埋于寝园，魏明帝时，处士庙主迁于园邑，晋武帝祔庙，迁征西府君，惠帝祔庙，迁豫州府君。
也就是从汉晋以后，大抵都是超过六世则迁其神主。
到了唐朝，唐高祖初立时祭四世，太宗增祭六世，到太宗祔庙，则迁弘农府君神主于夹室，高宗祔庙，又迁宣皇帝神主于夹室，都祭六世。
因此，卢士宗和司马光等人认为，如今若以宋太祖、太宗为一世，则大行皇帝祔庙之日，僖祖亲尽，当迁于西夹室，如此祭三昭三穆即可。
但苗太后对此非常不满。
这倒也没有什么复杂的政治考量，就是单纯地觉得对不住先帝，认为发生“把祖宗迁出去一位”这种事情不好。
而两府相公们的意见也出奇地统一，那就是支持苗太后，增太庙为八室，而非迁出僖祖。
原因也很简单，那就是此前面对台谏舆论，他们在陪葬问题上已经退让过了，一退再退，有损威严。
宰相们不好公然表态，便由参知政事和枢密副使下场跟台谏官员辩论。
而在商议之后，他们拿出的对策，就是强调“溯古”。
张昪认为，先王之礼，自王以下依次降低二等，所以有天下的祭七世，有一国的祭五世，而自汉以来，诸儒传礼者，始有夏朝五庙、商朝六庙的说法，这种说法其实没有可以考据的源头，属于是谬传。
欧阳修则认为，如今司马光等人认为僖祖既不是太祖，又在三昭三穆之外，以为依礼当迁，如此则是以有天下之尊，而所祭止于六世，不符合先王制礼依次降低二等之意。
陆北顾就纯粹是借题发挥，铺垫自己的变法理念了。
他觉得问题在于，其实三代的礼制，也没有说有把所立之庙置于太祖之上的，后世的礼制既然与三代不同，则庙制也不得不随时代而变，即“与时俱进”。
而且，从周以上，所谓太祖，也不是始受天命之君，而是始封之君而已，如今僖祖虽不是始封之君，但毕竟是立庙的始祖，当庙数未超过七世之时，就毁其庙、迁其主，考察三代的礼制，是没有先例的。
所以说，汉、魏及唐的史料，其实不符合三代的先王礼制，呃，换种说法，可能叫“原教旨礼制”更合适一些。
因此，陆北顾认为应当保存僖祖之室以备七世之数，合于经传中事七世的明文，也不失先王礼意。
经过激烈辩论，最终苗太后下旨，任命枢密副使陆北顾任修奉太庙使，以八室图上奏，同时扩建庙室连同夹室共十八间。
至于大宋有没有那么长的国祚来放下这么多位，那就再说了，反正扩建太庙的工程量非常小，并不花什么钱。
随后，礼官们又对“祔庙”环节进行了讨论。
同知礼院、祠部员外郎、直秘阁吕夏卿上奏，称“请大行皇帝山陵复土之后，百官列班迎接灵驾回京，山陵使先入见，中午行初虞之祭，虞主不题谥号，九次虞祭完毕，然后行卒哭之祭，次日祔庙。”
这个流程倒是没什么太大争议，故而便顺利通过了。
至此，关于大行皇帝身后事的礼制议定，才算是彻底完事。
而后就是关于新帝的事情了，其中最重要的当然是年号，两制官员商议后，经过多轮筛选，最终给出了五个备选方案。
——大成、美成、丰亨、纯熙、景熙。
而两府相公们，则是对其进行最终的挑选。
首先就是“大成”，因字形似“一人负戈”，被认为寓意不祥而否决，随后则是“美成”，原理差不多，被拆解为“羊犬负戈”，而“丰亨”的“亨”被认为“为子不成”或“无子”，也被排除了。
最后剩下的是“纯熙”和“景熙”。
富弼比较钟意前者，因为出自《诗经·周颂·闵予小子之什·酌》的“于铄王师，遵养时晦；时纯熙矣，是用大介；我龙受之，蹻蹻王之造；载用有嗣，实维尔公允师”，很有典故。
而韩琦认为，就《酌》诗的内容而言，这首诗是歌颂周武王伐纣武功的乐章，有北伐意味，恐刺激辽国，故而被否。
最终只剩下一个四平八稳的“景熙”了。
正所谓“景行光明，熙和兴盛”，其寓意君主如日之升，以光明宏大的德行引领国家走向繁荣，使得国家在仁德之治下，呈现出太平景象。
这个年号寓意不错，也实在是怎么挑都挑不出什么毛病，故而最终被选中。
这也就意味着，明年改元，就是景熙元年了。
而针对很多大臣非常关心的“进奉表”问题，富弼则是亲自定了调，进行了制度革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