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庆历新政的经验教训，富弼也是充分汲取了。
“此番派往各路考核的官员，皆需台谏出身或曾任提点刑狱，且考核官不得在本路有田产、有直系亲属任官、有债务往来，出发前皆需申报，若有违者，一经查实即行撤换，并以‘徇私枉法’论处......韩相公若以为还有漏洞，不妨直言。”
听了这话，韩琦没有再接话，而是端起茶盏抿了一口。
议事堂中安静了片刻。
枢相曾公亮见韩琦没有再开口，便轻咳一声，道：“裁官与考核皆是正办，然则这两桩事办下来，朝中人心不免浮动。”
富弼抬起眼，跟曾公亮对视了一眼。
曾公亮的意思很明显，那就是先缓一缓，心急吃不了热豆腐，不能操之过急。
因为裁官与考核动的是存量，而抑恩荫与限荐举动的是增量，前者得罪的是已经在位的人，后者得罪的是即将要上位的人及其背后盘根错节的利益网。
但富弼不这么认为，在他看来，正因为裁官与考核已经得罪了在位的既得利益者，更应该一鼓作气把后两桩事推下去，因为那些即将上位的人此刻还不在位，还没有足够的权力来阻挠，若是等他们缓过劲来，反倒更难对付。
“抑恩荫、限荐举两事与裁官、考核，本就是一体的。”
富弼诚恳以对：“裁官的根本目的是为了省下虚糜的俸禄，而抑恩荫与限荐举则是为了堵住虚糜的源头，若只堵出口而不堵源头，裁了一批又补进来一批，裁官岂不是成了竹篮打水？”
曾公亮拈须点头，不再多言。
随后，富弼宣布了接下来的政策。
凡恩荫补官且任职考核不合格者，皆停职，须赴国子监修业一年，考核及格方许注官；各路转运使、提点刑狱、提举常平每年所荐名额，一律减去三成，且被荐者须经审官院考核，考核不合格者，不但被荐者不予注官，连荐主亦要受罚。
赵概问道：“限荐举这一条，荐主连坐，是否过重？若被荐者到任后犯事，荐主自然难辞其。但若仅仅是考核不合格，便连坐荐主，恐令举主裹足，不敢荐人。”
富弼不以为然，只答道。
“荐主连坐，是让举主在荐人之前，先掂量掂量自己荐的是什么人，审官院考核本就不甚严苛，若举主自己都不敢为被荐者担当，那他凭什么推荐这个人？”
赵概又问道：“那国子监修业这一年，习什么？谁来教？怎么考？”
陆北顾回答道：“修经义、律令、吏治、钱谷，老师由国子监现有学官充任，另从三司、大理寺、审官院抽调干员兼任。”
“考校之法若过于严苛，恐令士子望而却步，转而另寻他途。”
“那便让他们另寻他途。”陆北顾说道，“朝廷要的是能做事的人，不是来混饭吃的人，若连一年修业都熬不过，这种人任了官也只会是被裁的冗官。”
赵概看了看韩琦，没有再说什么。
陆北顾反倒补充道：“凡荫补官者修业期满考校上等者，应注优缺，与同进士出身者同等待遇。”
嗯，他说的是“同进士出身”，而非“进士出身”。
而他的意思就是，朝廷既然堵了荫补的捷径，那也要给他们留一条正道，让他们知道只要肯学，照样能与“同进士出身”的人平起平坐。
而这其实不仅是为了平息荫补子弟的怨气，更是为了给国子监正名，毕竟，不能把国子监搞成无用之辈的收容所嘛。
随后，诸公又详细地议了议，才算是大体议定。
“以政事堂名义，呈太后御览。”
十月，苗太后正式批复了政事堂的奏疏。
随后，政事堂要求审官院和吏部，对京中对那些靠荫补入仕的官员，进行任职考核，首批被考核不合格的官员共三百余人。
其中，赫然包括前宰相晏殊的儿子晏几道。
要知道，富弼可是晏殊的女婿，连自己岳父的儿子都动，这是真下了决心了。
而那些原本还存着些许侥幸心理的人，也终于意识到，这次是真的“天子犯法与庶民同罪”了。
第680章 承前启后，除旧布新
十月，彗星孛于毕宿，形如月。
在首相富弼的亲自过问下，判司天监周琮以及司天监丞王栋、司天监主簿周应祥、周安世、马杰等官员经过认真商议，给出了解释，认为彗星是除旧布新之兆，正因为如今官员冗滥，士人虚伪，费用浩大，兵卒骄横，所以非大加变更不可止息灾异。
嗯，首相您放心，天象的解释权在我这。
政事堂借着这个由头，又对“冗官”问题连续开刀。
先是诏令流内铨，要求磨勘选人愿入职官的予以循资注拟官职，令其任满回还无赃私罪以及私罪杖以下情节轻微的，有旧举主三人或新举主二人，予以磨勘引见。
除此之外，每年举荐选人充任京官的，自今以后以三分之一举荐令、录、判、司、簿、尉充任职官；举主满三人，历任无赃私罪或私罪杖以下情节轻微的，判、司、簿、尉有出身的三考，无出身的四考，予以注拟合入的职官；充任知县须到任一考才能举荐。
这些限制举荐的措施都是通过分减举主人数，从而减少京官的人数。
权判流内铨钱公辅、同判流内铨蔡抗对此很是头疼。
因为抛开其他的，目前光是待磨勘奏举、等候依次引对的选人官就有数百人，而一年引见不过百人，算计须要数年才能引完。
至于在排队候官的人数那就更多了，足足有一千九百多人。
于是钱公辅、蔡抗联名上疏，称眼下被举荐的人既多，所以磨勘的人更多，朝廷虽在引对时限定班次，然而内外举官的人数未曾略有裁减，本源未加堵塞，徒然抑制其流，所以选人的日月更日益增多。
况且如今天下吏员有限，每一官职空缺，初次授职、已替职和现任的人大概有三人，所以使除授更加困难，贤能与平庸一并停滞，若不稍加更改，恐怕久而承受不了此弊。
因此，乞请暂时停罢在朝文臣知杂御史以上、武臣观察使以上每年所举京官，在外安抚使以下至通判逐年所举京官县令，各量本处现任吏员多少，在旧数十分内酌量裁减三五分，等员数少时就依旧例。
政事堂回复批准，并且直接出台了一刀切的政策，诏在京文臣知杂御史以上、武臣观察使以上每岁举幕职、州县官充京朝官二人的原政策今后一并停罢。
而后，吏部流内铨进呈新编修的《铨曹格敕》十四卷，下令施行。
苗太后随后下诏，自今以后，郑、兖、曹、蔡、相、邢、同、晋、寿、湖、明、宣、河中府等地的知州、知府，在接受任命以及卸任时，都需要赴京上殿，由其亲自接见。
因为这些地方都是关键位置，必须要让他们知道恩出于上，而非宰执私授。
呃，其实也就是形式上这么做，实际上基本都是宰执推荐的。
而因着秋雨连绵，今岁的秋收不可避免地受到了影响，好在朝廷通过海贸，从占城等国进口了不少稻米以做储备，并未出现去年那般粮荒。
同时，苏颂上呈了一份奏疏，请求编修一本包含大宋及所有朝贡国之舆图、风土、物产、航路等讯息的书籍。
政事堂议后准其奏，赐名《大宋海宇通志》，由苏颂主持编纂。
苗太后按照宰执们的建议，为了体现体恤民情之意，亦下旨停止宫中大宴，并赐真定府僧人怀丙紫衣。
嗯，这是一个很有名的小故事。
就是一开始的时候，河中府浮桥用八只铁牛牵系，一只铁牛将近数万斤，本来是稳如泰山的，但是呢，今年因为下大雨，所以洪水暴涨冲断了浮桥，铁牛也随之沉没河中。
河中府发榜招募能捞出铁牛的人，怀丙献策，用两只大船装满土再夹住铁牛系住，用大木做成秤杆形状，钩住铁牛，慢慢去掉船中的土，船浮起铁牛就能出来了。
因为怀丙和尚此前在真定府本地，就献策扶正了倾斜的十三层宝塔，并且献策解决了赵州洨河石桥欲倒的难题，所以河中府知府很信任他，按照他的方法进行了尝试，果然捞出了数万斤之重的铁牛。
为此，转运使张焘替他上奏，得到了赏赐。
说回朝廷这边。
在干净利落地解决了恩荫京官以及部分冗官的问题后，宰执们与台谏官之间的矛盾，也到了该解决的时候。
原因无他，台谏官的声音，太过阻挠新政。
为此，宰执们采取了“明升暗降”的策略，先是将天章阁待制吕公著、司马光，一起升任龙图阁直学士兼侍读，随后又将龙图阁直学士兼侍讲卢士宗外放去知青州。
如此，司马光、卢士宗，一个被明升，一个被暗降，就都调离了台谏系统。
司马光对于这种通过升官来堵嘴的事情极为不满，他上疏称自己任职谏官已经有四年多了，只知竭尽忠心报效国家，因为过去的直言，与人树敌颇多，常常恐惧自身以及子孙以后在朝堂上没有容身立足的地方，然而不敢无故请求外任出朝。
但如今正是国朝危急存亡之时，他却被调离谏院，独自承受宠荣禄位，而他认为，按照眼下的情形翌日灾祸败亡或获罪被诛必定不能避免，所以请朝廷哀怜，收回对他的新任命，然后允许他以待制的官职知河中府，或襄、虢、晋、绛中的一州。
政事堂没有讨论后，没有允许司马光外放。
台谏系统当然不满。
权御史中丞张伯玉上疏，称台谏官是官家的耳目，中外之事皆可风闻奏报，用来补益聪明、防止壅蔽，而天圣年间，三院御史常有二十员，此后渐渐衰减，就是因为宰执不想让官家听到中外的过失，但仍然不下十几员，如今御史台只有五名御史，其中三名还去出差了，谏院也是只剩下了四名谏官，还有两名被派去出使，台谏几乎等同于废置了。
同时，密奏十次上达，答复作罢的只有八九件，这种情况下，下情凭什么能够上通？圣听从哪里能远及各处？
因此张伯玉认为，自古以来言路壅塞，没有像今日这般严重的，故而请求太后明鉴，并增加台谏官员。
苗太后已读不回。
司马光的好友，翰林学士、给事中、知制诰范镇彻底看不下去了，他跟司马光乃是莫逆之交，平素他虽然谨言慎行，但在政治立场上确实是反对新政的。
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消亡，范镇最终选择了前者。
范镇以实际上的“两制系统第一人”的身份，上疏把政事堂的所有宰相都弹劾了一遍。
范镇的奏疏是这么写的。
“富弼身为首相，居于政事堂，不能以古先哲王致治的方法，开扩启迪上意，发号施令，举措合乎人心，使得亿兆百姓鼓舞于神化之中，反而更易祖宗制度，以致国家走向祸乱的边缘。
次相韩琦希求迎合心意，博取恩宠，故而庇护恶行、顺遂过失，阻遏公议，将要陷太后、陛下于有过失的境地，而韩琦却扬扬自得，自以为忠。
参知政事欧阳修倡邪僻之说，违礼乱法，不顾大义，牵合前代衰替之世所行的谬误旧迹，来文饰奸言，拒绝堵塞正论，挟邪罔上，其心实为不忠。
枢相曾公亮及参知政事赵概等人依违于其间，竟不加以辨正，非是大臣辅弼的体统。
伏望圣慈奋然独加明断，将臣前后所上章疏，交付外廷施行，以分明邪正，使天下信服。”
范镇地位太高，翰林学士、给事中、知制诰这一串头衔加起来，分量可不比参知政事或枢密副使差多少，故而他的上疏迅速在朝野间引起了轩然大波。
很多反对新政的官员，跟着范镇一起上疏，一时之间，声势极为惊人。
宰执们压力极大，但由不得不迅速处置，以压制物议。
于是，贬范镇为翰林侍读学士、集贤殿修撰、知陈州，获罪外放。
随后富弼又将刚刚母丧除服的王安石召回京中，任命其为工部郎中、知制诰，因为王安石是旗帜鲜明地支持新政的，富弼急需这种敢打敢冲的新政急先锋。
而后在朝野议论中，富弼将自己的女婿冯京，从权发遣开封府的任上提拔为翰林学士，任命为南郊礼仪使并负责修撰《仁宗实录》。
同时，欧阳修兼任同判太常寺，负责提举编纂礼书，欧阳修点名了项城县令姚辟、文安县主簿苏洵一同参与编纂，很快修成一百卷，下诏赐名为《太常因革礼》。
此举自然是有深意的，那就是从礼法角度，来为新政的合理性奠定基础。
而后，四名支持新政的官员被充实到了台谏系统，在这次庙堂站队中获益。
屯田员外郎、签书江宁节度判官事孙昌龄被提拔为殿中侍御史，都官员外郎黄照被提拔为殿中侍御史，提举明州市舶司蒋之奇被提拔为监察御史里行，太常博士、监永丰仓郭源明被提拔为殿中侍御史里行。
后两位都来自淮南江浙荆湖制置发运使司系统，是陆北顾推荐的人选。
陆北顾随后又推荐了殿中丞苏轼任职直史馆。
并且，经过陆北顾的推荐，陆诜得以由鄜延路经略安抚使兼知延州。
呃，这是因为原本的宣徽南院使、武安节度使、延州知州程戡离世了，而程戡跟文彦博交往过密，且屈节结交宦官阎士良，在朝野中风评并不好，故而追赠的官职和谥号均不算上好。
而后朝廷又有一系列的人事变动。
譬如河东转运使、集贤校理、工部郎中吴充升任盐铁副使；刑部郎中张师颜被任命为同提举在京诸司库务；沈遘由翰林学士回任知开封府，并且按照他的请求增置判官一员，由祠部员外郎、秘阁校理孙坦担任，专门管勾使院诸案公事。
而刚刚升官的苏轼，还没来得及大展拳脚，就又要回家守丧了。
因为苏洵在京离世了。
朝廷追赠其为光禄寺丞，赐其家银百两、绢百匹，又特敕有司备船载其灵柩归蜀。
在京的士大夫多来吊唁，陆北顾亦亲赴灵堂，唯独王安石没有来。
因为在嘉祐初年的时候，王安石名声极盛，欧阳修也与他交好，还劝苏洵与王安石交游，而王安石也愿意与苏洵结交，但彼时尚未入仕的苏洵却拒绝与王安石结交。
后来王安石之母离世，士大夫都去吊唁，苏洵独独不去，还作《辨奸论》一篇，里面写“误天下苍生者，必此人也”、“此人得志，吾子孙无遗类矣”就算了，还特意写了“衣臣虏之衣，食犬彘之食，囚首丧面，而谈诗书”。
说实话，就差指着王安石的鼻子骂了，可以说是把王安石给彻底得罪了。
如今苏洵离世，王安石虽然没写文章讽刺，但也没说什么好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