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也没有。
他今日的初衷是“就食”，陆北顾把它改成“屯田”，虽然名目变了，但实际上是一回事。
禁军出京，不管叫“就食”还是叫“屯田”，本质都是把人往外挪，而只要能省下漕运之费，他不介意在名目上退一步。
而就在一切还算顺利地向前推进时，却发生了一件突发事件。
登州出现了一件谋杀案，本来是很简单的事情，杀人偿命，直接判死刑就行了，但登州知州许遵却为犯人开脱，以至于群情激奋，闹到了京东东路提点刑狱司。
京东东路提点刑狱司推诿不能断，上报到了大理寺，大理寺拟定判决后送刑部复核死刑，本来已经定了，负责终审的审刑院却又想要网开一面。
不得已，两制只能按照上意，插手干预。
翰林学士吕公著同意审刑院的判断，认为事出有因，虽然致人死亡，但可免于死刑，流放即可。
这就让大理寺和刑部不乐意了，齐恢、王师元、蔡冠卿等主官接连上疏抗辩。
事情一直闹到了两府。
两府为此事专门召开了合议。
“大宋乃是万里大国，四海之广，人口近亿，田舍一人有罪，闹至两府，不可笑吗？”
还没等宰相们开口，张方平先抱怨道：“相较于天下大事，此事之细，何啻秋毫之末？朝廷若断其狱，委一法吏足矣！这点小事纷纭至此，更可疑之大事何以决之？”
“好了。”富弼无奈道，“此事既然已经闹到这般地步，我们不处置谁又能处置呢？”
“百代之常典，悖三纲之大义，使良善无告，奸凶得志，岂非徇其枝叶而忘其本根之所致？”
赵概摇头叹气：“世风不古矣。”
也不知道他在阴阳怪气什么，搞的好像世风日下是新政导致的一样。
就在这时，韩琦却忽然说道。
“应当恢复肉刑。”
“《周礼》司刑掌五刑之法，墨、劓、剕、宫、大辟，此乃圣王之制。秦、汉承之，至文帝方除。”
“如今大案频仍，而朝廷慎判死刑，多用杖、徒、流，实难惩戒重犯，且即便流三千里，依旧有江洋大盗逃脱后再行罪案，今盗贼日滋，不若复肉刑以慑奸宄，断其趾则不能复盗，劓其鼻则无处可匿。”
列席的三司使王安石连连点头，同意道：“今之刑等，死罪之下便是流配，中间空悬数等。州县断案，上不能入死，下不足以惩奸，只得折杖了事......折杖二十，皮开肉绽，三月之后完好如初。复为盗者十之六七。”
富弼蹙着眉，说道：“这话不假，但肉刑之酷不在于刑，在于不可复......劓一鼻，断一趾，此人终身残毁，纵使他日后想改过，也无从改起了。”
张方平看着韩琦，意有所指地问道：“朝廷标榜以仁治国，先帝在日，大辟疑者皆令上谳，岁活千余人。如今新帝方践祚，太后垂帘，天下拭目以待新政，这时候推肉刑，让天下人怎么看？”
韩琦不以为意。
老年的富弼或许还有年轻时的心气，但老年的韩琦肯定没有了。
此时的韩琦，既偏保守，又行事酷烈。
曾公亮则稳道：“刑罚之道，有世轻世重之分，《周礼》大司寇有‘刑新国用轻典，刑平国用中典，刑乱国用重典’之说。今之天下，是乱国乎？”
这话问得极巧。
若答是乱国，便是自承治政无方；若答不是乱国，便无由推重典。
韩琦没有接这个话茬，只道。
“《周礼》大司寇又云‘凡害人者，置之圜土而施职事焉，以明刑耻之’，肉刑之要义，正在‘明刑耻之’四字......黥面刺字也是明刑耻之，断趾劓鼻也是明刑耻之，二者不过轻重之别。既然黥面已行何以断趾便不可行？”
陆北顾一直听着，这时候才开口。
“黥面刺字，是先帝在时便已行之的旧法，先帝为什么不往上再加一等？难道先帝不知累犯之多？是因为先帝知道肉刑的口子一开，往下便是无底洞。今日断趾，明日劓鼻，后日是不是还要复宫刑？”
“方才说，死罪之下便是流配，中间空悬数等，这话不差，但填补这空悬的数等，不是只有往重了填一条路，可以往上填，也可以往细了填......流配分远近，折杖分多寡，徒刑分长短，这些都是在‘不残人肢体’的前提下，可以做的文章。”
王安石对此不以为然，还想说什么，但还没开口就被张方平截断了。
“诸公。”
张方平声音洪亮：“真庙时议过，仁庙时也议过，每次都吵得不可开交，每次都不了了之。为何？因为肉刑说到底不是刑律之争，是德政之争。”
“不错。”
王拱辰也同意，反问道：“庆历以来，百姓望断案如望甘霖，这时候不想着怎么让断案更公，反倒去议什么断趾劓鼻，难道不是本末倒置吗？”
双方各执一词吵了半天，最后不了了之。
陆北顾回到枢密院值房，也没去吃饭，阖上门就坐回案前。
他思忖了片刻，才提起笔写奏疏，准备等韩琦正式上疏后再上。
“臣闻肉刑之议，沸于朝堂。主之者谓盗贼日滋，非重典不足以慑奸；驳之者谓残人肢体，非仁政所宜出。二者各有其据，臣不敢以一家之言遽断其是非。然臣窃以为，此议之起，非止刑律之疏，实乃条令之敝。”
“今《宋刑统》颁行七十余年，所增编敕不下百卷。然条令愈繁，行法愈滞。一盗案之断，自县而州，自州而路，自路而大理寺，辗转审转，动辄经年。其间胥吏舞文、豪强请托、有司推诿，积弊丛生。”
“故百姓之苦不在刑之轻重，在断之迟速，迟则冤抑不得伸，速则奸宄无所遁。若能使断案如期、执法如一，则虽用中典，亦足以慑奸；若不能，纵复肉刑，亦不过为酷吏增一虐民之具耳。”
“臣请以三事为先。一曰清案牍，限审转之期，违者有罚；二曰明法条，去重复抵牾之文，使州县有司可据而行；三曰严考课，以断案之公、速、允为有司殿最。三事行，则刑律之威自立，不必复肉刑而奸宄自戢。”
而随着韩琦《复肉刑疏》一上，陆北顾便上疏反对恢复肉刑，王安石则上疏支持恢复肉刑，事情又很快演变成了党争。
大宋的事，坏就坏在“党争”这两个字上面。
可说实话，身处漩涡之中，无论是何等人物，都逃脱不了。
侍御史知杂事刘述兼判刑部，与同判刑部的丁讽都坚持死刑，此二人之前皆上疏弹劾过王安石，王安石因此指使开封府推官王克臣弹劾刘述之罪。
跟刘述关系好的殿中侍御史刘琦、钱凯一同上疏。
但御史台并不是一条心，孙昌龄跟彭思永都是王安石推荐的，所以御史台内部意见分歧严重。
随后，就传出了刘琦、钱凯即将被贬的消息，而孙昌龄还假惺惺地安慰。
钱凯脾气爆，可不惯着这些表面同僚，在御史台里当众怒骂孙昌龄。
“平日士大夫未尝知君名正，以王安石昔居忧金陵，君为幕府官，奴事安石，乃荐君及彭思永得举为御史，今日亦当念报国，奈何专欲附安石求美官，自谓得策耶？我视君犬彘之不如也！”
而后钱凯拂衣上马，径自离去。
没几日，朝廷便贬刘琦、钱凯分别去监处、衢两州的酒税。
因为影响比较恶劣，所以殿中侍御史孙昌龄也被贬出京了，贬为蕲州通判。
处理完言路上的事情，朝廷又把涉案的三法司官员不分对错也都给贬了。
支持死刑的官员，兼判刑部的侍御史知杂事刘述外放知州，同判刑部的丁讽贬为复州通判。
反对死刑的官员，审刑详议官王师元贬监安州酒税。
总而言之，朝廷的态度就是，既然你们判不明白，把案子闹到了两府这里，那就是你们推诿无能没有担当，统统都得惩戒。
否则，以后什么鸡毛蒜皮的事情都往上推，两府什么都不用干了，天天代替知县断案吧。
正在工地上打灰的司马光听闻此事，百忙之中抽空上了《论责降刘述等劄子》。
“臣窃闻知杂御史刘述、集贤校理丁讽皆执守谋杀刑名被劾，臣闻孔子曰‘守道不如守官’，孟子曰‘有言责者，不得其言则去’，此古今之通义，人臣之大节也。”
“彼谋杀已伤自首刑名，天下皆知其非。今朝廷既违众议而行之，又罪守官之臣，恐重失天下之心。夫绁食鹰鹯者，求其鸷也，鸷而烹之，将何用哉！”
“臣窃恐天下侧目箝口，以言为讳，威福移于臣下，聪明有所壅敝，非国家之福也，乞赦刘述等勿劾，还于本官。”
司马光的奏疏没有得到回复。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谏院这边同知谏院范纯仁上疏弹劾王安石，反对均输法规模的继续扩大，被富弼贬为江州知州。
范纯仁的观点当然有些迂腐，说什么“人主不当言利，但务农桑节用而已”，又说“不以舜之所以事尧事君，不敬其君者也；不以尧之所以治民治民，贼其民者也”，还说“安石舍尧、舜知人安民之道，讲五霸富国彊兵之术，尚法令则称商鞅，言财利则背孟轲，致陛下无从谏之美，时政有揠苗之忧”云云。
但这事却又成了新一轮党争的引子。
王安石深感做事受到台谏系统的掣肘，打算想办法提拔更多的自己人控制台谏。
同时，他也深感自身权柄不足，因此盯上了参知政事的位置。
很快就有谏官上疏，弹劾赵概“年高不退，廉节已亏”。
第697章 邠门上殿，讥世卿者
赵概在朝堂混迹了一辈子，怎么可能看不出是谁在指使呢？
于是赵概上疏自辩。
“清时备位，难逃窃位之讥；白首佐朝，遂起蔽奸之谤。如安石者，学给辨胜，年壮气豪。议论方鄙于古人，措置肯谐于僚党，至使山林末学、草泽后生，皆附之异说。”
“拖绅朝序，非安石之党，则指为俗吏；圜冠校字，非安石之学，则指为迂儒。安石平居之间，笔舌丘旦，有为之际，身心管、商，待圣主为可欺，视同僚为不物。为臣如此事主，若何？伏乞申睿断，大决群疑，正安石过举之谬，以幸邦家。白臣等后言之罪，俾还田里。”
经过了三年的新政，现在的富弼作为首相权势极大，远超仁宗朝时期。
而他为了确保新政向深水区继续推进，最近几乎是无理由地袒护着王安石这个新政急先锋，已经激起了官员们的普遍愤怒。
因此，富弼对此并未言语。
韩琦则是跟着赵概一起斥责王安石。
于是就形成了这种奇怪的局面，明明韩琦和王安石在政见上都是支持恢复肉刑的，但两人却为了争权夺利互相弹劾，明明富弼和王安石在新政上是合作关系，而且富弼始终庇护着王安石，两人却针对是否恢复肉刑一事接连大吵。
至此，激进新政派与温和新政派乃至保守派之间，算是彻底乱战成了一团。
嗯，即便是保守派，其实内部也不统一，比如司马光等人，虽然反对新政，但完全不听次相韩琦这个保守派大佬的。
但在此次台谏风波中，司马光的行动倒是在实际上站到了韩琦这边。
司马光在河北工地里写下奏疏。
“求谏尚恐不及，何暇深责诤臣？盖以宰执诸公之心将欲于兴事，所以深恶言者，惩戒后来，此人之常情也。”
“然则，殊不知成汤罪己而兴，禹拜昌言曰圣。周道既衰，则有防川之蔽；秦法虽暴，而有敢怒之民。”
“富弼不可久在中书，王安石亦必任性生事，宜速解其机务，或且置之经筵，足以答中外之心，弭未然之患。”
虽然司马光建议让富弼和王安石都下台，令韩琦心里舒服了不少。
但韩琦也没逃得过去。
多名御史弹劾他，指责台官本为天子耳目，以防权幸之非，而如今因韩琦复肉刑之议致使御史台多位御史被贬，乃是令忠臣孝子不忿，使天子自摧耳目。
程颢则在这段时间表现得异常活跃。
作为温和新政派的他，先是上疏说“刘琦、钱凯等一言，便蒙降黜，在廷之臣，方大半趋附。道远者理当驯致，事大者不可速成，人才不可急求，积弊不可顿革。傥欲事成急就，必为恁佞所乘，宜速还言者而退安石，以答中外之望。”
随后又上了一道札子，请求给予台谏官员“直申邠门上殿”的待遇。
所谓“直申邠门上殿”，便是台谏官可不经閤门司排班、不待内侍通报，直接至邠门请求召对。
此制若行，台谏便不再是“耳目”，而是直接伸到了御前。
而他给出的理由也非常实诚。
“人主虽当仰成执政，而督察之任委之台官，俟有过愆，则使弹击，下以使大臣知惧，上以全君臣之恩，此是从古以来驭臣之要道也。”
很多人猜测，程颢是在替陆北顾表态，因为陆北顾似乎对近期宰相们的举动颇为不满。
而此举若成，将极大地限制宰相们膨胀的权势，增加苗太后的权威。
苗太后对此也似乎颇有意动。
她已渐渐习惯了垂帘听政的节奏，不再像景熙元年那般事事都要先问过宰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