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学生当众顶嘴，和教授吵架，这在保守派眼中无异于大逆不道。
校长胡仁源第一时间让黄侃和那名学生停课，这看似各打五十大板，实则是对双方的一种保护。
《国民公报》发表《论尊师重道》一文，黄侃先生乃教授，在课堂上批评白话文乃是学术争鸣，学生理应虚心受教，而非当众顶撞，以下犯上。文章痛心疾首地表示：“今之学生，未得学问之皮毛，先染狂悖之习气，此乃学风败坏之明证。若任由如此狂徒横行，则师道尊严荡然无存，国粹文脉何以传承？”
《新社会日报》的文章《课堂之争与大学之规》指出，黄侃与学生之争，表面是新旧文学观念的冲突，实则是大学管理制度的缺失。文章认为，教授在课堂上发表个人学术观点无可厚非，但将个人好恶强加于学生，并以此作为评判学生品行的标准，则有失公允。
《群众报》从不缺席，头版文章的题目是《师道何在？》。文章指出，黄侃身为教授，本应以传道授业解惑为己任，却在课堂上公然将《大众周刊》等进步刊物斥为邪魔歪道，甚至没收学生读物，以权谋私，将神圣的课堂变成了宣泄个人偏见的私器。
文章中质问道：学生即使不同意教授的观念，也不至于受此对待。若连倾听学生声音的雅量都没有，何以为师？
文章呼吁教育界反思，大学之精神在于“兼容并包”，而非一家之言的独断。
老袁让京师警察厅和军政执法处管控报纸杂志，记者和编辑实在没什么内容可写，但凡是有什么和政治不沾边的就大书特书。
《北洋公报》更是唯恐天下不乱，翻出了学校之前师生共赴八大胡同的旧事，在头版头条大肆抨击，言辞激烈地批评北大“斯文扫地，已经烂到了根子里”。
教育部。
胡仁源毕恭毕敬地站在办公桌前，总长汤化龙则是慢悠悠地批阅文件。
他并没有大发脾气，只是抬起眼皮：“北大沿袭了京师大学堂的旧习，学生多为官宦子弟，入学不为求学，而为升官发财。校内盛行结党营私、钻营请托之风，学生上课敷衍，考试作弊成风，甚至流行争当干儿子，认权贵为干爹以求毕业后的前程。”
“你觉得这种学风，还有作为最高学府的资格吗？”
胡仁源擦了擦额头上的冷汗。
之前教育部动手都是直接一道命令，而北大的师生脾气向来是一碰就炸，几次三番把教育部的命令顶回去，要是教育部不收回成命，师生们甚至能干得出围堵教育部的烂事。
可汤化龙这番话，让他意识到一而再再而三的破事已经惹恼了教育部，这应该是教育部内部达成了统一的整顿意见。
原本教育部的部分旧官僚对北大内部的某些人事安排和学术倾向极为不满。尤其是前教育总长蔡元培和北大前校长何燏时喜欢重用浙省的留日派，太炎门下才能够在文科站稳脚跟。
若是别人，胡仁源还能糊弄一番，可汤化龙曾短暂担任过北大校长，他对北大的内部情况、派系斗争以及败坏的学风可以说是了如指掌。教育部对北大的不爽和整顿意图，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他个人的意志。
“与其维持一个半死不活、风气败坏的北大，不如将其停办或并入其他学校，以节省开支。”汤化龙冷冷道。
胡仁源深吸了一口气，知道此时绝不能退，幸好他和汤化龙私谊不错。
两人都是黄冈人，九头鸟在政界和教育界势力很大，许多事情基于同乡之谊是可以商量的。汤化龙就读于日本法政大学，而胡仁源则在东京帝国大学学习土木工程。
在当时的留日学生圈子里，两人不仅同属鄂省籍，且都是思想进步、主张实业救国和教育救国的精英，自然在留学生会馆和各种同乡会中结识并深交。
也正是有深厚的情谊，所以汤执掌北大的时候，急需一位懂业务、有留洋背景且绝对信任的副手来打理日常校务。他顺理成章地提拔了同乡兼老同学胡仁源，任命其为预科主任。
“济武兄，北大虽有沉疴，但绝非不可救药！”
犯错就要认，挨打要立正。
胡仁源道：“我承诺严抓纪律，颁布严格的校规，同时清理冗员，裁撤一批不学无术、靠关系混日子的旧教员，尤其是无真才实学、思想陈旧的人员。改革考试，实行严格的升留级和退学制度。给我时间，我定能重塑北大！”
Make Peking University Great Again，简称MPGA。
汤化龙的神色缓和了许多，他已经听出胡仁源在思想陈旧四个字上的重音。
什么叫真才实学？什么叫思想陈旧？这还不是校方说了算？
汤化龙保住了胡仁源，那就是他在学校说了算呀。
汤化龙叹了口气，语气缓和了些许：“次珊，你这样让我很难办啊！不关了学校，教育部内部意见很大；可要是关了学校，我又觉得对不起你。”
胡仁源咬了咬牙，直接下了军令状：“我愿立下限期整改的军令，用‘以观后效’换取‘暂缓关停’。若是风气依旧没有变化，我也就没脸再受济武兄的关照了！”
汤化龙面色变幻，进步党就是他和梁启超发起的，而二次革命之后，眼看着老袁想要独裁的步伐越走越快，进步党却没办法形成合力，对总统几乎没有限制的能力。
尊孔读经就是老袁捣鼓出来的手段，这恰好与北大内部原本充斥着大量旧官僚和保皇派的臭味相投，已经有不少教授学生在报纸上发声音支持把孔教作为国教。
北大作为各方势力抢占的政治高地和人才储备库，若是沦为了尊孔的大本营，那就真的是天塌了。
他需要的是胡仁源听话，能够贯彻他的政治意志。如果学校依旧死气沉沉、不堪使用，那真的就可以关了拉倒。
“手段激烈些，短时间就要看到成效，以此堵住别人的嘴。”汤化龙终于下定了决心。
胡仁源一脸欣喜：“绝对不辜负信任！”
“我们就是一条船上的人了，不过我能够顶得住的时间有限，你要尽快。”
胡仁源一回学校，雷厉风行地展开了整顿。
第一个倒霉的就是教员，不少混日子的直接被解聘，他们还想要去教育部告状，汤化龙直接闭门不见。
紧接着，胡仁源颁布了升留级和退学制度，要求文法科学生进行专题研究，理科注重实验，工科加强实习。这种真刀真枪的学术要求，让习惯了官僚养成所轻松生活的学生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
而进步学生早就对这些纨绔子弟忍无可忍，直接拥抱了新规。
两拨人积怨已久，直接在校园里爆发了冲突。
胡仁源本就头疼，这下又得被记者报道了。
他干脆一不做二不休勒令所有人必须参加期末测验，通不过的直接留级，罢考的学生则是一律开除。
-----------------
林砚之是在洛阳的时候，才从报纸上知道了这件事情。
此行的目的地在渑池县，隶属于河洛道。
整个区域动荡不安，特别是白朗起义军在这一带活动频繁，严重破坏了农业生产和社会秩序。城镇规模极小，渑池县城仅有不到三千人。
而他们这四十多人的学者、记者团队，加上沿路收留的流民和一支负责保护的部队，上百号人对小县城的压力极大。他们必须在洛阳把物资准备好，还得准备趁手的工具。
考古总不能用手扒吧。
林砚之没想到才离开北平一个月，居然能折腾出这么多事情。他不爽北大已经许久，当初他写个白话文小说就被桐城派和江浙考据派联合抽陀螺。
如今考据派的领袖章太炎就在他身边，这叫挟天子以令诸侯，没了这个门面，黄侃在报纸上再怎么骂也是枉然。
不过桐城派已是垂垂老矣，骂得居然那么难听。他们不仅仅是把吵架的学生说成是“刺头”，还要求北大开除他，否则不足以平民愤。脸皮是真厚，看文风倒是有些像黄侃批的马甲。
林砚之拿起笔，直接写道：“人在吃鱼的时候，会把鱼的骨头叫做刺。但只有鱼知道，这些骨头对它们来说有多重要。换句话说，当有人想要吃掉你的时候，他一定会先把你最硬的那根骨头称之为刺……”
文章直接通过电报发给北平，次日《群众报》便刊登了林砚之的《小论刺头》。
周作人看完，忍不住夸赞道：“你不是来被消费的，你是来让某些人吃不下饭的。这一句话写得好。开头也是，和你的《狂人日记》一样，都谈到了吃人。砚之的文字依旧是举重若轻，嬉笑之间把守旧派给骂了个够呛。”
迅哥儿抖了抖报纸，点头附和：“确实写得极好。这刺头论，看似是在说鱼，实则是在骂那些满嘴仁义道德、倚老卖老的学究。痛快！”
聊完文章之后，迅哥儿问道：“夏学长找你了没？”
周作人点点头：“我去找他聊了聊，过两天等他们考完试，他安排几个教授听我讲一堂课。若是没问题的话，下学期就让我先从预科国文教员做起。”
迅哥儿在教育部听到不少小道消息，严肃道：“我知道你有才能，也当过几年英文老师，中外古今的史学和文学都了解，当个教员绰绰有余。但学校正是风雨飘摇，贸然前往容易被人当枪使。”
周作人解释道：“教员月工资一百二十元，未来评上了教授顶格能够拿两百八十元。你也知道信子开销颇大，总不能靠大哥一个人养家？”
迅哥儿在教育部拿一份工作，有漫画的分成，给《大众周刊》写文章也能拿稿酬，手头宽裕不少，却是没想到让弟弟心里别扭。
“去也就去了，多做事少站队。你拿捏不住的事情务必回来和我商议，我在教育部这两年也算是摸清楚了他们的手段。”迅哥儿拍了拍报纸。
周作人凑近一看，那一大段写着：
大家都想要圆滑一点，识时务一点，你偏要当那根卡在喉咙里的刺，咽不下，吐不出，却能让所有装睡的人，咳出声来。
“你得反过来，知道了吧？”迅哥儿叮嘱道。
迅哥儿的嗅觉是非常灵敏的，哪怕是警察厅和执法处的新闻杂志检查如此严格，他也能极其精准地揣摩审查官的底线，使用复杂的春秋笔法、隐喻、反讽和文言文掩护，他的文章几乎篇篇能过审。
审查的人知道迅哥儿的底细，明知道他在骂人，却抓不到把柄，因为字面意思挑不出毛病。而且迅哥儿取笔名很有天赋，像街头批发似的，几天就换一个，实在防不胜防，让审查官很是破防。
这就源于他在教育部的历练，见识了太多官僚的虚伪、倾轧和两面三刀。他太清楚这些里头的人是怎么思考、怎么打小报告、怎么罗织罪名的了。他深知“祸从口出”的道理，平时在单位沉默寡言，绝不参与无谓的站队，但私下里却极其活跃。
作为大哥，他自然是希望弟弟能够平安无事，别蹚浑水，可他也不能明知道兄弟想要出来做事，反而耽误了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
如果不是胡仁源在北大内部清理了一些教授和教员，哪里轮得到周作人入职呢？太炎先生的学生许多，此时的周作人并不是最出色的那个，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了。
好在迅哥儿还在教育部混着，实在是情况不对，也能够提前通知兄弟跑路。
《小论刺头》实在是太符合北大进步学生的胃口了，就是有一种众人皆醉我独醒的傲气和年轻人特有的叛逆。你是老师你了不起？你说得不对我照样怼。规章制度不合理？那就别怪大家闹事，就得尊重师生的意见，而不是校方一言决断。
沈尹默作为《大众周刊》的编辑，身边因此多了不少进步学生。
他原本凡事退让一步，少言寡语不主动争名夺利，不然也不会因为话少被友人调侃，从“君默”少了一个口，改名为“尹默”。
但从他小诗《月夜》也能看得出，“我和一株顶高的树并排立着”，他更多的其实是人格独立与不依附。虽然不爱出风头，可依旧是毫中藏锋，外圆内方。
林砚之和钱夏不在北平，他便担起了白话文的重担，以此来和胡校长交涉。
沈尹默在文科当中算是跳出了桐城派和考据派而自成一派，应和的教授不多，但在学生当中广受推崇。
胡仁源对于他的意见非常重视，觉得能够为己所用，便答应了减少行政干预和教授治学的要求，废除了旧式学堂那种“什么都教一点，什么都不精”的杂货铺模式，开始向现代大学的系科制和学术专业转型，这些都一并写入了《北大计划书》。
某种程度而言，只要是沈尹默愿意，在他庇护下学生便可以自由研究和使用白话文，而不至于被守旧教授针对。
其实胡仁源的教授治学已经有一点后来“教授治校”的味道，不过通过行政强制执行自然也谈不上“师生共治”。
他的改革相当于暴力拆迁，这种不讲情面的扫清障碍的方式把北大从一个散发着霉味的旧衙门，变成了一个干净、严谨、有规矩的现代大学。
没有胡仁源的“破”，就没有蔡元培的“立”。
第195章 做掉
盗墓专武洛阳铲为什么出现在洛阳呢？
完全是靠山吃山，靠水吃水，靠着陵墓就盗墓的极致体现。
这里是十三朝古都，尤其是邙山地区，有“生在苏杭，死葬北邙”的说法，地下古墓密度极高，且多为土坑墓或砖室墓，土层深厚。
十几年前盗墓者还在用传统的铁钎或铁棍往下扎，不仅费力，而且提上来只能带出一点散土，很难判断地下到底有没有墓、墓坑有多大。
据说，李鸭子在观察了当地村民用来打井或建墙的工具后，受到启发，将铁钎改良成了半圆筒形的铁铲。这种铲子打下去，能深入地下取样，且能判断是生土还是夯土、墓道土，即探方。
作为经历过盗墓小说热潮的林砚之，路过洛阳的时候自然不会错过这种极具创新性的工具。
仰韶文化是在渑池县仰韶村发现的，故按照考古惯例，将此文化称之为仰韶文化。但实际上，其分布范围非常广。以现代的考古而言，是以渭、汾、洛诸黄河支流汇集的关中、豫西、晋南为中心，北到长城沿线，南达鄂西北，东至豫东一带，西到甘、青。
在民国时期，进行如此大规模的考古显然是不现实的。因此，林砚之的策略是以仰韶为中心，对大致的土层进行取样分析。通过记录每一铲带出来的土质变化，大致摸清地下的情况。这样就能决定哪里是重点区域需要精细发掘，哪里只是普通地层可以跳过，从而节省大量的人力物力。
毕竟，断定大致年代才是目的，只要能证明中华早有文明，让国人无需因短暂落后而丧气就够了。至于仔细的挖掘，还是交给和平时代的学者吧。
大批量采购洛阳铲和挖掘工具的消息传出，一众土夫子都以为发现了什么超级大墓，洛阳来了什么了不起的过江龙。多方打探一番，这帮没文化的家伙才明白，这不过是一群学者教授想要寻找距今五千年的上古遗址。
有年轻小弟就问了：“老大，都说物件越古老越值钱，这地方足足五千年历史，咱们何不跟着这群人，趁机干一票？”
小头目一巴掌拍在小弟后脑勺上：“狗屁道理！越古老越值钱，说的是有铭文、有文字记载的。五千年那时候，连成熟文字都还没有！值钱个屁啊。”
民国初年，无论民间盗墓还是新式考古，都秉持着金石学的那一套。只有带文字铭文的器物，才算得上正经文物。
这倒不能单纯说他们眼界狭隘，完全是哈耶克的“看不见的手”在操纵。没有文字佐证的古物，很难精准判定年代、归属，而缺少了文字记载自然也就讲不出什么故事，在市面上难以卖出高价。
盗墓贼没了兴趣，但文物贩子和文化商人却闻风而动。他们是做正经生意的，自然可以平白编故事出来，只要真的是五千年，那足以糊弄一些权贵和洋人。
安特生无事可做，带着两个士兵就去逛洛阳的鬼市。
这里盗墓泛滥，文物流失猖獗，当地根本没有人来管。除了安特生，还有不少闻名而来的洋人。鬼市上都是能说会道的，有的还懂点外语。
对面上来就问安特生是哪国人。
安特生道：“瑞典。”
对方摇摇头：“什么地方？”
“就是在欧洲。”安特生解释道。
鬼市的人都知道洋人的喜好，美利坚人爱买青铜器、钧窑瓷器，法兰西人爱买漆器、景泰蓝；东洋人爱买古玉、龙泉瓷器;英吉利人、德意志人要考古价值高的东西……要是这点都摸不清楚，也没办法在鬼市上摆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