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刻，埃伯施泰因伯爵还远在千里之外，西班牙的南方小镇阿尔赫西拉斯，等着列强们集体在为摩洛哥问题做最后的投票。
伯爵当然不知道荷尔斯泰因男爵就是他的生父，也不知道老男爵临终前在病床上交代了什么遗言。
此刻，瓦尔特就在荷尔斯泰因的床前，看了老男爵的最后一眼，然后默默的退出了病房。
伯爵府的管家跟在后面，低声问了一句：“要不要现在就通知埃伯施泰因伯爵？”
瓦尔特摇了摇头，说：“伯爵在西班牙那里，还有非常重要的外交事务要做。等他忙完之后，外交部那边自然会告诉他的。”
霍尔斯泰因的葬礼在三月三十日举行，场面很是安静。老男爵没有多少家属，所以参加的人不多，只有几个外交部政治司的老部下，还有伯爵府的老管家和几个仆人。
至于瓦尔特，他作为荷尔施泰因的医生，以及政治遗产的继承人，同样也参加了这场葬礼。
当日，威廉二世发了一封唁电，措辞合情合理，说，“帝国失去了一位忠诚的仆人”。
比洛亲王首相也发了一封，说“荷尔施泰因男爵的贡献将永远被铭记”。
埃伯施泰因伯爵是一周之后，从马德里发回了一封电报，说他“因公务在身，无法回柏林送别，深感悲痛”。
电报是直接发给外交部的，不是发到伯爵府的。那是埃伯施泰因不知道荷尔斯泰因是他的生父，只是知道自己永远失去了一位曾经关照过他的老前辈。
瓦尔特就静静的站在葬礼的人群后面，看着棺材被抬进墓穴。
他没有穿军装，只穿了一件黑色大衣。荷尔斯泰因留给他的东西，他已经全部接手了，照片、底片、渠道，以及外交部的人脉。
瓦尔特在墓前站了一会儿，献上了一束花，然后转身离开。荷尔斯泰因的棋局已经结束了，瓦尔特的棋局才刚刚开始。
四月一日，柏林地方法院。
开庭的时间是定在了上午九点，可八点刚过，法院门口那条街就被围得水泄不通。蜂拥而来的记者们一个个扛着照相机，或是抱着速记本挤在台阶下面；报童们就在人群里面钻来钻去，兜售当天的《柏林日报》、《柏林晨邮报》、《新普鲁士报》和《福斯报》。
这其中，《柏林日报》、《柏林晨邮报》，都是销量很大的报纸，政治立场是面向自由派与市民大众，批判宫廷圈子，支持法治，对奥伊伦堡丑闻做深度政论。
《新普鲁士报》，听名字就知道那是容克贵族和军官团的报纸。
其主旨是在捍卫君主、军队、旧贵族的荣誉。等到奥伊伦堡亲王丑闻发生后，他们改变了文风，痛斥“宫廷败坏风气”，坚决的站在普鲁士军人荣誉角度，严厉批判“利本贝格圈子”。
《福斯报》属于左翼自由派，文风克制且理性，报道相对审慎，不喜欢煽情，政治立场偏向于宪政自由主义。
至于向来说话声大的极左翼喉舌，社民党的机关报《前进报》，似乎对于眼下的热点大八卦不太感兴趣，以至于近期的销量不怎么好，追捧热度也不足。
法院的铁栅栏门外停着十几辆马车，有贵族的私人马车，有使馆的公务马车，还有几辆是外国记者雇来的出租马车。
法警在门口拉了一条绳子，把人群挡在外面，只留出一条窄道供人通行。
一个戴圆顶礼帽的英国记者试图从侧门溜进去，立刻被法警拦住，两人在门口争执了一会儿，直到那名英国人掏出一张外交部签发的记者证，法警才放行。
瓦尔特是上午9点准时抵达的，没有走正门，而是坐马车到法院后街，从侧门进去，出示了西克特给他提前办理好的旁听证。
旁听证是总参情报局的名义申请到的，法院的人简单看了一下证件，也没有多问，把他领到二楼旁听席的最后一排。
此时的旁听席已经坐满了人，有军官，有贵族，不少是来自外交与内政部门的中层文官。
边缘位置还有几个穿便服的家伙，但瓦尔特一看，就认出他们来自警察总局，是协助维持法庭治安的密探。这个时候，也有一名便衣认出了总局里的科勒法医，只是微微的点了点头。
很快，瓦尔特就在角落里找了位置坐下来，他的目光扫了整个法庭。
法庭很大，审判席居中，法官坐在高台的后面，头顶挂着代表德意志帝国的黑、红、白三色旗，还有普鲁士的黑白旗。
原告席位于法官的右手边，被告席在左手边。
哈登就坐于被告席上，他脸颊瘦削，但有一个引人注目的大鹰钩鼻。哈登的旁边坐着他的辩护律师，一个叫科恩的中年人。
奥伊伦堡和库诺·毛奇，坐在对面的原告席上。
奥伊伦堡穿了一件黑色礼服，和他在宫廷里的装束差不多，只是脸上看不出什么表情；库诺·毛奇依然是一套笔挺的军装，但他的脸色却比起奥伊伦堡还要难看几分。
九点整，庭审的法官敲响了法槌，上午的庭审也正式开始。
原告方律师贝特曼率先起身，代表原告进行陈述。
他的诉讼策略十分清晰明确，不去纠结《未来》周刊描述事实的真伪，转而集中攻击哈登背后的不良动机。律师当然清楚，很多事情并非是捕风捉影，而且也不能在法庭上反复纠缠。
“毫无疑问，哈登先生写下这些文章，并不是要揭露所谓的真相。他不过是为了博取公众关注，抬高《未来》周刊的销量，借机攻击帝国的宫廷，并玷污普鲁士军队的荣誉罢了。
我可以在此断言，哈登先生出示的那些所谓证据，大多属于匿名的杜撰，绝对不是可靠的事实。
奥伊伦堡亲王与库诺?毛奇中将，身为帝国宫廷与军方的精英代表，他们的神圣名誉，绝不容许一份卑劣的刊物加以肆意践踏。我代表我的当事人，请求法庭……”
紧随其后，哈登的辩护律师科恩起身发言。
“法官阁下，我的当事人马克西米利安·哈登在此郑重申明，刊载于《未来》周刊的系列调查报道，绝不是凭空杜撰的诽谤言论。
该系列报道，是哈登先生耗时了整整一年半，通过实地走访，多方问询相关的证人，搜集整理所得的一手书面材料，还有真实佐证，每一处内容有据可依。
自今日起，我的当事人将向法庭逐一呈递全部实证，并请求传唤多位关键证人出庭作证，还原全部的事实真相。”
当庭法官面色平静，没有显露任何倾向性表态，当庭裁定双方即刻进入举证质证环节。
哈登这边的第一个证人名叫弗里茨·舒尔茨，曾是“橡树叶”俱乐部的侍者，离职近半年。出庭作证的舒尔茨站在证人席上，表情有点紧张。
一开始，科恩问舒尔茨在俱乐部工作了多久，舒尔茨回答是三年零六个月。
科恩又问他在俱乐部里，是否见过奥伊伦堡亲王和库诺·毛奇中将。
舒尔茨点头，说他见过。他接着说奥伊伦堡亲王每周三和周六晚上来，通常九点左右到场，凌晨一点离开。至于库诺·毛奇中将，他来的次数比较多，基本就是每周四到五次。
原告律师贝特曼立刻站起来抗议，宣称证人无法证明他所看到的人，就是奥伊伦堡亲王和库诺·毛奇中将。
法官先是制止了原告律师的抗议，他随后转向舒尔茨，问他怎么确定这两人的真实身份。
舒尔茨对此解释说，“橡树叶”俱乐部属于会员制，有详细的会员登记簿，每次客人来都要进行登记。
虽然登记簿上写的都是代号，但库诺·毛奇中将喝多后，在与奥伊伦堡亲王说话的时候，就会称呼对方“亲爱的菲利普”或是“我的亲王殿下”。
奥伊伦堡亲王倒是非常的谨慎小心，只有一次，对方的手套落在房间里，还是舒尔茨捡起来送了回去，他看到手套里面绣着奥伊伦堡亲王的名字。
法庭里响起一阵议论声，法官急忙敲打法槌，让庭审现场保持安静。
第二个证人，是柏林卫戍司令部的戈尔茨上尉，今年二十八岁。两个月前，戈尔茨上尉以莫须有的罪名，遭遇卫戍司令部的强制退役。
科恩问他在卫戍司令部服役期间，是否见过库诺·毛奇中将对一些下属军官做过某种不恰当的行为。戈尔茨先是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说他的确见过。
科恩让他大致描述一下那是什么样的行为。
戈尔茨说，司令官经常在他的办公室或是私人寓所，单独召见一些年轻军官。通常，司令官会给他们送礼物，请他们吃饭，还会带着他们去郊外骑马。这些事在卫戍司令部根本不算什么秘密，只是没人敢公开说出来。
由于戈尔茨上尉曾经连续三次，断然拒绝了司令官令其前往私人寓所的邀请。所以在今年二月下旬，戈尔茨上尉就接到了一份强制退役的通知。
此刻的法庭，一下子变得安静下来，旁听席上的人们交换着眼神，但没有人说话。
法官也没有追问，只是嘱咐书记官把证词记录下来。
奥伊伦堡的目光，始终落在自己的面前。而库诺·毛奇则死死盯着戈尔茨，气得浑身发抖……
第213章： 更换法官
瓦尔特可以肯定，第一名证人弗里茨·舒尔茨，也就是“橡树叶”俱乐部的侍者，以及他的相关证词，来自荷尔施泰因的授意，那是老男爵花了大价钱挖来的卧底。
事实上，荷尔施泰因在“橡树叶”俱乐部收买的证人，也绝不止舒尔茨一个。而且舒尔茨根本就不知道照片的事情。
很多时候，瓦尔特已经在怀疑“橡树叶”俱乐部的幕后老板，应该就是死去的荷尔施泰因。老男爵交给自己手中的第一手资料相当的齐全，简直是图文并茂，可以死死捏住进出“橡树叶”俱乐部的每一个会员。
也难怪，老阴险的荷尔施泰因能在生前时，就被外交部的人暗地里称呼为“灰衣主教”，他也是首相哈比亲王最为忌惮的政治对手之一。
至于第二名证人，柏林卫戍司令部的戈尔茨上尉，瓦尔特基本确定是比洛亲王提供的线索。当然，具体事情是首相的侄儿，伯恩哈德上尉向哈登透露的。
否则，区区一个杂志的主编，是不可能知晓普鲁士军队内部的这类性丑闻，而且还能在第一时间里，找到愿意上庭作证的关键证人。
不过，第三个证人是库诺·毛奇的前妻，曾经的伊尔莎·冯·毛奇，的确是哈登自己找出来的证人。
伊尔莎走进法庭时穿了一件深色的长裙，头发盘得很整齐，脸上没有太多表情。
库诺·毛奇在她进门的时候故意没有看她，只是将目光钉在面前的桌面上。伊尔莎站到证人席上，两只手扶着栏杆。
一开始，被告律师科恩问了她跟库诺·毛奇的婚姻持续了多久，她说是四年。
科恩又问两人的婚姻生活是否正常，伊尔莎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说不正常。
科恩追问怎么不正常，伊尔莎很不客气的说他们之间根本就没有夫妻生活。是从结婚第一天起就没有，准确地说，库诺·毛奇从来没有碰过她。
全场一片哗然，直到法官拼命的敲打那个小木槌。
很快，原告律师贝特曼站起来，表示反对，说这份证词涉及个人隐私，且与本案无关。然而法官想了想，驳回了反对。
伊尔莎接着说，在离婚的时候，库诺·毛奇曾经让她签了一份协议，如果她对外提起这件事，就把她从家族财产继承名单里除名。
她当时的确是签了，但今天她站在这里，是因为她认为这件令人羞耻，让上帝唾弃的事情，不能继续再隐瞒下去了。
显然，伊尔莎的证词跟哈登文章里，关于库诺·毛奇“对女性不感兴趣”的描述完全吻合。这可不是哈登编的，库诺·毛奇的前妻自己主动站到法庭上说的。
这一段证词的分量，比“橡树叶”侍者的描述，更加重要十倍。那名侍者可以被原告律师攻击为“记不清楚”，或是“认错了人”，但前妻的证词没法反驳。
贝特曼也明白这个道理，所以他站起来反对的时候，声音比之前高，只是法官没有给他面子。
瓦尔特看见奥伊伦堡在旁边轻轻碰了一下库诺·毛奇的手臂，但库诺·毛奇没有任何的反应。
第四个证人是柏林大学性学研究所的所长，马格努斯·赫希菲尔德医生。
需要说明的，这家伙不是哈登找来的，而且与荷尔施泰因和比洛亲王都没有关系，属于主动加入这次庭审的一位专家证人。
赫希菲尔德医生走进法庭的时候，瓦尔特注意到了旁听席上的骚动。几个穿军装的旁听者在交头接耳，一名老贵族也摘下他的单片眼镜擦了擦又戴上。
赫希菲尔德五十岁上下，留着一撮修剪整齐的小胡子。他是柏林最有名的性学专家，写过好几本关于人类性行为的专著，在医学界和法学界都有声望。
瓦尔特在柏林医学院读书的时候，拜读过他的一篇文章，是关于性倒错的分类研究。就事论事，此人写得比当时大多数德国医生都要严谨。
进入今日最后一位证人的证词询问环节，科恩问赫希菲尔德是否研究过某些特定人群的性行为特征。
赫希菲尔德回应说研究过，过去十年里接触过几百个案例，其中有一部分属于是男性TXL倾向者。
科恩问，医生所说的某些行为模式、穿着习惯和举止特征，是否可以用来判断性取向。对此，赫希菲尔德想了想，说可以作参考，只是不能作为唯一依据，不过在他的研究案例中确实有一些共性特征。
贝特曼当即站起来反对，说证词带有主观判断不能作为法庭证据。随即，法官看向赫希菲尔德，问他的证词是基于科学研究，还是个人的推测。
赫希菲尔德说基于科学研究，并已将研究报告摘要提交法庭。法官点了点头，示意他继续。
赫希菲尔德接着说，库诺·毛奇中将的行为特征在他的研究案例中有一定的相似性。
不过他也再次声明，自己的证词不是对库诺·毛奇个人性取向的判断，而是对一种行为模式的分析，这种分析可以帮助法庭理解证人们所描述的现象。
赫希菲尔德没有说“库诺·毛奇是TXL”，他说的是“行为特征相似”。这个措辞很聪明，成功绕开了“诽谤”的指控，也让法庭上所有人都明白他的意思。
对此，贝特曼没法起身反驳，因为赫希菲尔德说的是“行为模式分析”，是学术研究，不是针对个人的指控。
但赫希菲尔德的研究报告摘要已经提交到法庭，法官可以继续阅读。那些摘要里记录了几百个案例的共性特征，库诺·毛奇的行为模式在那些特征里能找到多少对应，法官会自己判断。
庭审进行到下午，旁听席上的人越来越多，走廊里也站满了人，法警不得不开始限制进出。
瓦尔特始终坐在角落里，没有移动过。
他注意到奥伊伦堡在整个庭审过程中很少说话，只是偶尔与自己的律师小声交谈了几句。显然，奥伊伦堡的情绪控制不错，在脸上看不出什么表情。
至于库诺·毛奇，则表现的越来越烦躁，中途还与自己的律师霍尔岑多夫吵了几句，以至于被法官敲了法槌制止。
庭审即将结束的时候，瓦尔特看见霍尔岑多夫凑到库诺·毛奇耳边，说了很长一段话，库诺·毛奇听完之后点了点头，然后不再说话。
瓦尔特的唇语还算可以，成功辨别出三个单词：法官，我们，不友好。
庭审结束的时候，法官宣布休庭，下次开庭定在四月三日。
瓦尔特是从法院的后巷出去，上了等在那里的自家马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