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法医的结论是：溺亡，时间大约在清晨5点到7点之间。至于是意外还是自杀，或是别的什么，法医没有说。
基于此，警长唯有在报告里写了几个字：“待进一步查。”
哈登死于溺亡的消息，传到柏林各大报社的时候，已经是4月28日的下午了，各个编辑部里一片哗然。
《柏林日报》的编辑在电话里，跟警察总局的人确认了三遍，才敢发稿。
《柏林晨邮报》的编辑在标题上犹豫了很久，最后写了一句“《未来》周刊主编哈登意外身亡”。
但《柏林晚报》的标题就没那么客气了：“哈登死了，不幸的是他赢了官司的时间，却是在四月十三日，星期五。”
需要说明的，在德国，13这个数字可不吉利，甚至可被视为凶兆。
北欧神话里，奥丁宴请 12位神明，诡计之神洛基作为第 13位不速之客到场，设计害死光明神巴德尔，带来黑暗与灾难。这是日耳曼地区 13不祥最早的民间源头。
另外，基督教“最后的晚餐”中，餐桌一共 13人，犹大就是第 13位出场的，最后向罗马军队出卖了耶稣。
如果4月13号又恰逢星期五，更是会被柏林人视作“大凶之日”。
瓦尔特“正式”得知哈登的死讯，也是在报纸上，上面写着“哈登死了，溺死在蒂尔加滕的湖里”。
哈登在这时候死了，不管是怎么死的。大部分人的第一个反应，就是哈登应该是被那两个道德败坏的无耻之徒害死的。
自从哈登在法庭上把奥伊伦堡和库诺·毛奇的丑事，扒了个底朝天，两个人在柏林的名声已经烂了，但烂掉了不等于没有报复能力了。
库诺·毛奇至今隐居在柏林市区，奥伊伦堡也只是去了瑞士，两个人都还有能力做点什么。
特别是库诺·毛奇，他丢的是卫戍司令的职务，但他手底下的人还在近卫军团里，他手里还有钱，还有军中的关系。
更别说，他的堂兄弟小毛奇还是总参代理总长，军权在握。所以私下里，小毛奇为自家兄弟，为整个毛奇家族，搞出一点小动静也是不足为奇的。
所以，等到哈登死了，大部分人的第一反应都是“库诺·毛奇，或是毛奇家族的人干的”。这是最合理的猜测，也是瓦尔特最喜欢的猜测。
哈登这个人，瓦尔特跟他没有正式见过面，更没有说过话，从头到尾都是在马车厢里，在法庭的旁听席上，静静的观察着他。
荷尔斯泰因生前曾说过，哈登有时候会失控，瓦尔特也做好了随时抛弃，甚至除掉他的准备。
好在哈登在写文章与打官司的过程中，大体没有失控。他写得精准，打得也漂亮，在法庭上把两个权贵拉下了马。
唯独不好的，哈登在赢得官司之后，不懂得见好就收，即便是他的律师再三劝告也没用。
事实上，输掉了官司的奥伊伦堡亲王和库诺·毛奇伯爵会不会报复，瓦尔特不知道，或许也不想知道。
作为医生，瓦尔特知道哈登这种“不听人劝的叛逆性格”，一定会追查到荷尔施泰因的这条线。尽管老男爵死了，但哈登大概率也不会放弃，那是发给柏林数十家报社的照片，是在荷尔施泰因死后才放出来的。
毫无疑问，如果放任哈登继续深挖，势必会对继承了老男爵政治遗产的瓦尔特·科勒，对作为私生子的埃伯施泰因伯爵非常不利。
相比之下，作为中间人的贝格尔就表现的非常明智。当哈登卷入诽谤案官司的时候，他就主动关掉自己的旧书店，还向瓦尔特询问未来的生计。
瓦尔特建议他去东普鲁士的柯尼斯堡，在那里可以重开一家书店，而且柯尼斯堡原本就是贝格尔的家乡。
不仅如此，瓦尔特还当着贝格尔的面，给第一军的代理参谋长霍夫曼，写了一份信，希望老朋友可适当的关照一下贝格尔。
第三天上午，瓦尔特拿到了警察总局的初步验尸报告。
报告里写得非常清楚，没有发现明显外伤和哈登的搏斗痕迹，至于现场的目击者，以及遗留下的任何可疑的痕迹，同样没有发现。
法医的最终结论依然是“溺亡”，不过在死因一栏里继续空着，没有填“意外”，或是“自杀”。
带队的刑侦警长也在备注里写了一句话：“死者生前没有自杀倾向，近期无重大情绪波动，案件存在他杀可能，只是缺乏直接的证据。”
接下来的几天，整个柏林的舆论彻底炸了锅。哈登的死讯让他再度登上了所有报纸的头版头条，标题写的一家比一家炸裂。
《柏林日报》的标题是“哈登之死，一个记者的最后时刻”。
《柏林晨邮报》在头版又是加了一个黑框，里面写着“纪念伟大的主编，马克西米利安·哈登，1861—1906”。
《柏林晚报》的标题最直接：“谁杀了哈登？”
《福斯报》的社论标题是“柏林容不下真相”。
正文里写道：“虽说哈登赢得了官司，然而他终究没能活着走出这场较量。是的，他在法庭上以正义之名，打败了两个道德败坏的权贵。但最终，哈登的尸体就在湖里被人找到了。所以，柏林的体面，再一次用鲜血书写。”
因为死的是编辑，是文人，毫无疑问的，柏林各大报社的舆论，几乎是一边倒的，指向了奥伊伦堡和库诺·毛奇。
虽说没人可以拿出证据，却一点不妨碍所有人相信这种判断。
哈登在之前的法庭上，把两个贵族的丑闻扒了个底朝天，两个人在柏林的名声已经烂了，因此他们是最有动机杀害哈登。
特别是库诺·毛奇，他丢了柏林卫戍司令的职务，只是他在近卫军团里还有不少关系。不仅如此，他和毛奇家族还比较有钱，花钱雇凶的事又不是做不出来。
等到哈登死了，所有的怀疑不可避免的都会落在他的身上。
库诺·毛奇没有公开回应，他的律师霍尔岑多夫在四月三十日发了一份简短的公开声明，说“库诺·毛奇中将对于哈登先生的去世表示哀悼，但此事绝对与中将无关”。
只是这份声明发出去之后，基本就没有人相信。
柏林的报纸在转载声明的时候，几乎都在标题里加了“否认”两个字。
库诺·毛奇尽管没有离开柏林，但是他已经不再任何的公开场合出现了。四月份的时候，他就搬出了卫戍司令部的官邸，回到自己在夏洛滕堡的私人寓所，
不过这没关系，寓所门口每天都有大批记者在此蹲守，然而库诺·毛奇从不露面，而且屋子里的窗帘终日都是拉着的。他的私人律师霍尔岑多夫替他处理一切对外事务，包括应付警察总局的调查。
依照惯例，警察总局的刑侦科的警官找他问过两次话，库诺·毛奇和他的律师都给出了不在场的完美证明。
那是四月二十九日的早上，库诺·毛奇一直就待在家里，身边有管家和一名女仆愿意作证。警察总局的人验证了不在场证明，没有发现破绽。
然而，舆论不相信这一份不在场证明。柏林的市民在街头巷尾议论，说“不在场的证明完全是可以收买的”。
咖啡馆里的常客在争论，说“库诺·毛奇手底下那么多军人，随便找一个，给足了钱，就能替他办事就行了”。
报纸上的评论更直接，说“表面上看库诺·毛奇本人似乎没有亲自动手，他也有能力，有动机，有金钱指使别人动手”。
没有人有证据，但所有人都有判断。在柏林人的心里，哈登的死已经跟库诺·毛奇绑在了一起，还把毛奇家族最后的遮羞布也扯掉了。
毫无疑问，小毛奇在总参的日子，也不会太长了。
不得已，库诺·毛奇在五月份就彻底从柏林消失了。有记者报道，说他秘密前往自己的出生地，梅克伦堡-施特雷利茨大公国的首府，新施特雷利茨。
五月的柏林，天气已经暖起来了，菩提树下大街两旁的椴树长满了新叶。
五月六日的上午，总参在二楼大会议室召开一场军务会议。
会议的正式议程，是讨论摩洛哥危机之后的军费预算调整。那是阿尔赫西拉斯会议的结果已经非常明朗，德意志帝国已经在外交上输了一局，失去了对摩洛哥的保护。基于此，普鲁士军方在预算上不打算输掉下一局。
几天前，总参各个处室都递交了报告，纷纷要求追加东线要塞，还有西线铁路运力的经费。
事实上，这种军事会议在总参内部很是常见，每隔一两个月就要召开一次，各部门一如往常的相互争夺预算，然后是军需总监小毛奇负责拍板，最后提交给总长施利芬伯爵签字。
会议是从上午9点开始的，长条桌两边坐满了人，代理总长小毛奇就坐在主位上，他的面前摊着一份预算汇总表。
此时的小毛奇，看起来比两个月前更清瘦一些。
会议开到一半的时候，预算处的处长正在汇报铁路运力扩建的方案，一个坐在长桌末端的上校忽然举起了手。
此人叫埃里希·冯·法尔肯海因，今年四十三岁，在总参作战处担当处长，属于少壮派军官里最有分量的人物之一。
法尔肯海因出身西普鲁士的容克家庭，父亲当过步兵团长，他自己从少年军校一路升上来，在总参里干了快二十年，写过好几本关于要塞攻防的专著。
法尔肯海因站起来后，没有理会预算处处长和代理总长小毛奇，那是他的眼睛看着长桌对面的墙壁上，挂着的一幅腓特烈大帝的画像。
他说：“诸位，在正式讨论预算前，我想先说一件事。最近总参内部出了很多不该发生的事情。毛奇家族的丑闻，记者哈登的意外死亡，这些事加在一起，已经影响到了我们总参的威信。
现在，柏林所有的报纸都在议论我们，说总参的高级军官‘白天谈战略，晚上搞丑闻’。同样的，部队里的军官也纷纷写信回来询问，‘总参到底在搞什么？’这些信我已经看过了几封，措辞很不好听。”
会议室里安静了几秒，法尔肯海因继续说：“施利芬伯爵在夏洛特医院养病，已经住了快半年。代理总长的人选，从去年冬天定下来之后，一直由小毛奇将军担任。但现在的不好情况，大家已经看到了，我建议重新考虑代理总长的人选。”
他说完，坐下了。
会议室里没有人说话，再度陷入了沉寂。长条桌两边的人直勾勾的看着小毛奇，小毛奇则继续坐在主位上。
这位代理总参谋长的脸色很是难看，他忍住心中的怒火，说道：“法尔肯海因上校，你说的此事不在今日的会议议程之内，下次再说。”
对此，法尔肯海因没有继续说什么。他很是配合的点了点头，把面前的文件翻到下一页，感觉刚才什么都没有发生过。
会议继续往下开，预算处的处长重新开始念他那冗长的报告。只是会议室里的气氛慢慢变了，所有人的目光都有意无意的回避主位上，那个叫小毛奇的将军。
……
第216章： 如愿以偿进总参
会议是在十一点半结束的。小毛奇宣布散会之后，第一个站起来走出了会议室。他的副官跟在后面，手里抱着一大叠的文件，快步追上去。
其他人陆续离场，法尔肯海因上校故意落在了后面，跟那位预算处的处长有说有笑的聊了几句话，然后也走了。
西克特在走廊里碰见了盖尔将军，盖尔一把将他拉到窗边，低声问了一句：“法尔肯海因今天说的话，事先跟你通过气吗？”
西克特摇了摇头，说到：“将军，我和法尔肯海因的关系很是一般，如果实在是要通气的话，那也属于皇储的人。当然，后面这句话是格勒纳告诉我的。”
盖尔看了他一眼，没有再问。
格勒纳说的当然没错，法尔肯海因就是皇储威廉最重要的靠山。他不仅是皇储威廉的军事老师，而且二人私交极好，属于皇储最坚定的支持者。
此时的皇储威廉已经 24岁，开始有了自己的政治想法，对宫廷丑闻和军队声誉问题十分敏感。这也是他将《未来》周刊，故意放在皇帝面前的缘故。
至于格勒纳为什么知道这些，这是他在战争学院授课时，从博克中尉那里听来的。
事实上，盖尔、西克特与格勒纳他们，还有施利芬伯爵，以及大部分的总参军官，都属于典型的正统派，就是谁坐在皇帝的位置上，我就向谁效忠。
皇储威廉是谁，你的军衔不过是少校，必须先向高阶军官行军礼。
尤其是小毛奇本身性格内向、敏感、神经衰弱，不爱热闹社交，经常拒绝前往皇储的私人沙龙聚会，两人关系也不太好。
当天下午，西克特提前下班，转身就去了运河别墅。
瓦尔特在书房里听他把会议的过程复述了一遍，中间没有打断。
“法尔肯海因这个人，你了解多少？”瓦尔特问。
“作战处处长，容克贵族出身，因为他是皇储威廉的军事教官，也是主要的军事幕僚，所以平日他跟小毛奇的关系不怎么好。
他今天说的那些话，看起来是临时起意，但措辞很准。‘施利芬伯爵康复之前，重新考虑代理总长的人选’，这句话把施利芬伯爵抬出来，想着要把小毛奇架空。不得不承认，他说得很聪明。”
瓦尔特问：“他背后除了皇储威廉，还有其他同盟者吗？”
西克特想了想，说：“这不太好说。事实上，法尔肯海因在总参里的朋友也不算很多，倒是有几个少壮派的校尉军官和他走的比较近。
这其中就包括作战处的几个处长，训练处的两个科长，还有我们情报处的一个老资历的科长，都跟他关系不错。这些人平时不怎么抱团，但今天这件事之后，我怀疑他们可能会凑到一起了。”
一名总参里的上校军官，当众向代理总参谋长公开发难，这是极不寻常的信号。过去几十年里，这种场面几乎闻所未闻。因为总参谋部体系层级严格，权责分明，上下级之间有着极重的规矩约束。
然而，胆大妄为的法尔肯海因就敢在会议上，硬刚小毛奇一把，这至少说明了小毛奇在总参的根基，比瓦尔特预想的要浅得多。
施利芬伯爵至今还“躺在病床上”，所以小毛奇名义上是代理总长，但是总参内部的少壮派已经等不及了。
因为哈登的丑闻，已经把毛奇家族的名声拖进了泥里，小毛奇本人虽然没有被直接牵连，但他居然还能坐在代理总长的位置上，就是最大的靶子。
不过，瓦尔特却是知道一些内幕的。
施利芬伯爵在好几周前，就已经完全康复了。表面上看，这位大总长依然住在夏洛特医院的高级病房里，可事实上，他每天都是工作到夜里10点。
由此，瓦尔特的脑海里闪出一个非常大胆的想法，是施利芬伯爵暗中指示法尔肯海因这样去做的。
说是“指示”，或许不妥。总参里面大把的校级军官愿意为大总长效力，当众声讨名誉严重受损的小毛奇。所以，这种好事根本轮不到法尔肯海因。
但另一方面，法尔肯海因是皇储威廉的老师和主要军事幕僚。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法尔肯海因就代表着皇储威廉的态度。
所以，让法尔肯海因去挑衅小毛奇，就不会引发威廉二世和施利芬伯爵的君臣矛盾，最多是皇帝与皇储之间的父子问题。
想到这里时，瓦尔特明显感觉施利芬伯爵也是一个老狐狸，与死去的荷尔施泰因男爵别无二致。
接下来的几天，柏林的气氛继续往坏的方向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