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9日，远在新施特雷利茨的库诺·毛奇伯爵，通过自己的私人律师霍尔岑多夫，向柏林法院递交了一份禁止令申请，请求“法院禁止柏林警察局以调查哈登死亡案，不厌其烦的派人或是发邮件来骚扰自己的当事人”。
过了几天，法院批准了这一禁止令，但柏林的报纸不打算放过库诺·毛奇。
《柏林晚报》在头版写了一篇暗地里带节奏的短评，标题叫“毛奇家族的第二次退却”。正文里写道：“第一次是库诺·毛奇从卫戍司令部退却，第二次是库诺·毛奇从柏林退却。下一次退却的，会是谁？”
五月中旬的时候，小毛奇的第二份辞呈，由其副官送到夏洛特医院，递交给住在高级病房的施利芬伯爵。
这一次，小毛奇的辞职信里的措辞，比上次更加直接。
在信中，他毫不掩饰的写道：“因为家族不幸事务的持续发酵，在社会聚集了太多的负面情绪，已严重影响总参日常工作，本人请求辞去代理总参谋长及军需总监职务，以便集中精力处理家族事务。”
辞呈是5月14日上午递交的，施利芬伯爵在夏洛特医院的病床上收到了这份文件。于是，施利芬伯爵决定在三天后回到总参。
算起来，大总长已在夏洛特医院住了差不多半年。最初的时候，总参的很多人都认为这位年迈的总参谋长，很难再回到这栋红房子的办公室。
但事实上，施利芬老伯爵的身体比所有人预想的都要好。当然，身为医生的瓦尔特是知道实情的，但他没有义务告诉其他人。
5月16日，施利芬伯爵做了一次详细的身体检查，尽管心脏的毛病还在，但那已经没有大碍，医生同意他明日出院，但反复嘱咐“不能过度劳累”。
出院的施利芬伯爵没有选择回家，直接从医院去了总参。
他回到三楼，在那间关了半年的办公室里坐下来，命令副官们把积压了好几个月的文件全部搬来，一份一份地看。
5月17日的傍晚，施利芬伯爵把总参各处的处长叫上来，开了一个短会，只说了三句话：“我回来了，所以积压的事情，一周之内全部处理完。在这之前，不准有人再向我递交辞呈。”
尽管如此，小毛奇还是递了第三次。
第二天的中午，施利芬伯爵让副官把总军需长叫到自己的办公室。小毛奇到的时候，施利芬正坐在桌后看小毛奇的辞呈。
老伯爵抬起头来，看了小毛奇一眼，把对方的辞呈放在桌上，推到了一边。
“弗里茨，”施利芬伯爵说，“你这份辞呈，我不会批。至于陛下那边的态度，也是一样。”
依照流程，无论是战争部，还是总参，但凡少校及以上的中高级军职任免，都必须由军事内阁的哈泽勒将军，提交给德皇威廉二世御批。
小毛奇毕恭毕敬站在桌前，对着大总长耐心解释说：“伯爵，我们家族的事已经影响到总参的正常运作了。法尔肯海因上校在上周的军务会议上，公开提出重新考虑代理总长的人选，这只是一个强烈的信号。如果我继续坐在这个位置上，总参内部的分裂只会变得越来越严重。”
听到这里，施利芬把单片眼镜摘下来，并找来一张鹿茸布擦拭镜片。
“你记住，总参的分裂，从来不是从毛奇家族的事情开始的。而且，法尔肯海因那些人，就不是冲着你的家族去的，他们目的就是你坐得位置。哪怕是你最终成功辞职，他们照样会找别人的麻烦，除非是他们得了手。
我已经老了，还在医院躺了大半年，总参的事很长时间里都没人敢拍板，下面的人自然要争。再说了，你的代理总参谋长一职，在我回到总参后就已经自动消失了。所以，你现在担任的还是军需总长，我的副手。”
小毛奇仅是“嗯”了一声，没有继续说话。
施利芬重新戴上眼镜，他手指小毛奇递交的辞呈，说道：“这样，辞呈我还是不会批的，但可以给你三个月病假。
你把手头的工作交给副手，回家休息一段时间，或是处理好家族的事务。等到三个月之后，你回来，我们再谈。如果那时候你还是要辞，我绝对不拦你。”
小毛奇沉默了几秒，似乎是心有不甘说了一句。
“伯爵，三个月之后，总参的局面可能已经变了。”
施利芬看着他一眼，笑道：“变了就变了呗，总参从来就不是你们毛奇家族的，同样不属于我施利芬的。但请记住了，总参是普鲁士军队的总参。
谁坐在这个位置上，谁都得为它做事。你可以回去休息了，不是因为你做错了什么，是因为你太累了，也需要休息一段时间。而我，已经休息好了。”
施利芬和小毛奇说话的时候，有意无意的留了一句，总参是不是皇帝的总参。
听到大总长的命令，小毛奇也没有再做争辩。他把辞呈从施利芬手里收回来。然后向大总长敬了礼，转身走出了办公室。
他沿着走廊往楼下走，经过情报处的门口时，西克特正好从里面出来。两个人打了个照面，小毛奇点了点头，没有说话，继续往楼下走。
二十分钟之后，瓦尔特从西克特打来的电话里，听到了一个久违的好消息。
“施利芬伯爵回来之后，允许小毛奇请了三个月病假。”
小毛奇前后三次递交辞呈，但最终，施利芬伯爵仅是批了他三个月的病假。至于三个月之后，总参的局面会变成什么样，谁也说不准。
不过有两件事情，瓦尔特可以确定。首先，就是小毛奇将军距离大总长的位置，只会越来越远；其次，在瓦尔特的眼里，施利芬伯爵根本就是荷尔施泰因男爵的化身，一样的老狐狸。
就在小毛奇离开了总参，选择“回家病休”的第二天，盖尔就去找了施利芬伯爵。
盖尔推门进去的时候，施利芬依然坐在窗边的椅子上，看着桌面上的一张东线铁路网地图。见盖尔进来，大总长把手中铅笔放下，示意部下坐下说话。
盖尔坐下来，说道：“伯爵，情报处急需一位专业情报人员来协助西克特。之前，布罗泽走的时候把摊子搞得很乱，积压的档案还没整理完。所以，我想请瓦尔特·科勒少校来情报处里帮衬一段时间。”
如今，小毛奇已经请了三个月的病假，情报处就没有了军需总监的压制，加之施利芬伯爵的回归，意味着西克特可以放开手脚去做事。
“瓦尔特·科勒？”施利芬伯爵感觉这个名字很熟悉，很快他就想起来了。
“哦，就是那个将日本武官明石元二郎大佐写进俄国事态分析，并联合西克特写出了一份坦克研究报告，最近拿下诺贝尔医学奖提名的家伙？”
“伯爵，就是他。科勒在战争学院教军事情报学，对情报分析、审讯心理、来源甄别都有经验。而且他手里有外交部、战争部、政治科和警察总局的渠道，当下总参情报处现在缺的就是这些。”
施利芬没有立刻回答，沉默了几秒钟之后，他说：“科勒的编制在战争部医务司，你让他来情报处，准备是以什么名义？”
盖尔解释道：“特邀高级研究员，作为西克特中校的副手，不必占用总参的内部编制，每周可以来情报处工作两到三天。”
施利芬点了点头，说：“好吧，你让他来。但你和他说清楚，情报处的事，必须是西克特说了算。另外，情报处的事务，不得随意越过西克特直接来找你。”
盖尔站起来，回应道：“我明白。”
……
第217章： 稳住了，别浪
西克特的电话打过来的时候，瓦尔特正在后院的外廊给沃尔夫梳毛。狗静静的趴在木板上，四脚摊开，脑袋搁在前爪上，眼睛半眯着。瓦尔特手里拿着一把铜梳，从脖子往背脊的方向一下、一下的梳。
电话铃响的时候，沃尔夫耳朵动了一下，但身体没动。直到管家赶来，告知是西克特中校的电话，瓦尔特这才放下梳子，走到客厅接了电话。
电话那头，西克特很是兴奋的告诉瓦尔特：“施利芬伯爵已经批了，从下周开始，你就是情报处的一员了，正式的名义是特邀高级研究员。
当然，鉴于你正在申请诺贝尔医学奖的事实。所以在今年12月之前，我可以让助手将处里的非绝密资料，送到你的别墅书房。
是的，盖尔将军帮你争取的，编制还是在战争部，薪水由总参负责，尽管你不在乎。另外，情报处的所有档案你都有权查阅，一切研判会你都可以出席。实际上，你就是总参情报处的二把手。”
瓦尔特拿着听筒，脸上表情似乎凝固了，他没有立刻说话。
西克特在电话那头等了几秒，追问了一句：“你听到了吗？”
“听到了，谢谢！”
“哦，那你怎么没反应？”
“不好意思，我刚才有些太激动了。”瓦尔特搪塞了一句。
“嘿嘿，下周找个时间，先来总参报个道吧。”
挂了电话之后，瓦尔特在书桌前坐了一会儿。不得不承认，总参情报处二把手的位置，瓦尔特已经想了很久。
事实上，从去年冬天西克特调回总参的那一天起，他就知道迟早会有这一天。随着法尔肯海因上校在军务会议上公开发难，施利芬伯爵结束病休，从医院回到总参，以及小毛奇拿到三个月病假之后，总参内部的格局已经在松动。
的确，西克特需要一个人帮他撑住情报处，盖尔需要瓦尔特在总参里扎根，施利芬需要一个懂情报分析的人来理顺布罗泽留下的烂摊子。
按理说，瓦尔特是应该高兴的。
三年前的他，还是一个躺在病床上的废物，失去了外科大夫的资格。
如今的他，住在价值数十万马克的运河别墅里，拥有战争学院的教职，情报处的特邀高级研究员，以及战争部医务司少校军衔，可以与总参和战争部的将军们，还有外交部的司长坐在同一张桌子上，讨论国家大事。
按照这个时代的标准，一个二十七岁，私生子出身，“右手有残疾”的军医官，能走到这一步，已经是祖坟冒烟了，人生的巅峰了。
但瓦尔特没有觉得兴奋，他想起自己的前世，在医学院读书的时候，导师曾经说过的一句话：“人这辈子最难的，不一定是往上爬，而是你爬到一定高度之后，知道自己为什么要继续往上爬。”
他为什么要继续往上爬？这个问题他想过很多遍。
最初的答案，当然是为了“死去的瓦尔特”报仇。所以他要蓄积力量，向利珀亲王国的那位亲王，代特莫尔德的那群亲戚报复。
等到了瓦尔特逐渐在柏林站稳脚跟，而且还爬到一个足够高的位置上，让那些人不敢再来碰他。事实上，他的这个目标已经基本做到了。
去年秋天的时候，利奥波德伯爵那边托人送来的庄园，霍尔斯泰因替他转达的那份休战协议，说明代特莫尔德那边已经暂时认栽了。
所以在明面上，瓦尔特之前的旧账已经结束了。至于今后的事情，今后再说。
第二个答案，就是赚钱。
瓦尔特拥有博士医药公司的股份，百浪多息的专利授权，犬舍的股权，资产管理公司里的上百万的证券账户，专利池里的多项专利，以及各种前瞻性的投资。
这些东西林林总总的加在一起，如今的保守估计，大约价值五百万帝国马克，或许更多。
如果能够及时的兑换成黄金，那么瓦尔特和他的子孙三代，就算什么都不用做，也能在德国舒舒服服的过完一辈子了。
当然，瓦尔特如果想要远走高飞，随时可以把手里的资产变现，换个名字去美国或者瑞士，开一家药铺或者酒吧，再养几条狗，看几本书，安安稳稳地活到老。
然而，从夏洛特医院重新活过来的另一个瓦尔特，却不甘心自己的平凡。
很早的时候，瓦尔特就明白了一件事，他穿越来的这个时间点，是1903年。距离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还有11年。
等到他在柏林站稳脚跟后，已经是1906年，距离一战爆发不过8年了。
8年听起来很长，但对于一个国家来说，8年的时间不过是两个五年计划的跨度。
此时此刻，普鲁士的战争机器已经在加速运转了，总参的作战计划一年比一年详细，而且海军的造舰计划一年比一年激进，另外民族主义的声浪同样是一年比一年高。
这些，都不是瓦尔特能够阻止的事，他甚至不是能影响这件事走向的人。
终究而言，他只是一个少校军医官，一个情报处的研究员，一个在战争学院里给几十个年轻军官讲课的讲师。
但另一方面，瓦尔特在外交部，在总参，在战争部，在战争学院等，这些核心部门里，掌握着大量人脉、资源，以及情报渠道。
甚至在普鲁士王家军校，还有一群仰慕自己的“十兄弟会”，他们中很多人都是德国未来的元帅和将军，而他们的成长时间，同样也只需要5到8年。
基于此，瓦尔特需要在这场战争到来之前，尽可能的爬升到一个高位。至于那些被历史证明的不合时宜的家伙，比如说小毛奇什么的，就必须统统扫地出门。
那么他或许，不，是必须要改变一战的过程，包括整个欧洲战争的结局。
所以，稳住，别浪！未来日子可能更加艰难，但也会更加精彩。
忽然，瓦尔特想起两个月前，埃伯施泰因伯爵从马德里发给自己的那封密函。
伯爵写道，阿尔赫西拉斯会议如瓦尔特当初预料的那样，德国大概率会输。
为此，伯爵依照瓦尔特的建议，已经给德皇威廉二世写了一封密函，建议在摩洛哥失败之后，寻找一个合适的机会，解散帝国议会，重新大选。
其最终目的，就是借助这种民族主义思想的泛滥，成功把外交上的挫败，转化为内政上的转机，让帝国的议会，变成右派的议会，皇帝的议会。
伯爵和瓦尔特的算盘打得很精，就是想用民族主义情绪来冲掉外交失败的阴影，把反对战争，反对集权的社民党和中央党挤出帝国议会，好让新的议会去推动殖民地军费和新的舰队法案。
与历史的一样，摩洛哥会议的最终结果在五月上旬正式出炉，列强们几乎是一边倒的支持了法国。
英国人在会上直接表态，说法国在摩洛哥的“特殊利益”应当得到承认。
俄国代表没有反对谁支持谁，在进行表决时，默默的站到大金主法国那边。
表面上，意大利依然是德国的盟友，然而在会议期间一直跟法国人私下接触，最终投了弃权票，理由是“意大利在摩洛哥没有直接利益”。
西班牙人本来被德皇寄予厚望，然而西班牙外交大臣在会议的最后阶段，不出意外的忽然转向，最终站在了法国一边，理由是“维护西属摩洛哥的稳定需要与法国合作”。
荷兰和比利时随大流，美国代表从头到尾没有表态。
只有奥匈帝国始终站在德国这边，维也纳甚至给柏林发了一封电报，说“奥匈帝国将坚定支持德意志帝国的立场”，但是这根本改变不了什么。
会议最终的决议，是承认了法国在摩洛哥的“特殊地位”，与此同时德国在摩洛哥的商业利益被压缩到最小范围。至于德皇在丹吉尔演说中，承诺的“摩洛哥独立”随即成了一句大话空话，一个国际笑柄。
消息传回柏林的那天，这座帝国首都便立刻炸开了锅。
极右翼的民族主义联盟开始聚集，在菩提树下大街的啤酒馆里组织各种活动，一个留着小胡子的退伍军士站在桌子上，大喊嚷嚷着“德国被英国人出卖了”。
退伍军人协会也在威廉大街游行，队伍里有不少缺胳膊少腿的老兵，他们举着黑、红、白三色旗和一条横幅，上面写着“为了德意志的荣誉”。
大学里的教授同样在报纸上写出公开信，说“德国被英国和法国联手羞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