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午的时候，瓦尔特是从后院，靠近运河那边，出了别墅的门。
他坐马车去了柏林医学院，门策尔教授正在那里等他。
一见面，两个人握了手，瓦尔特对着老师，说“祝贺您”，门策尔也回了一句“阁下，也祝贺您”。
门策尔接着说：“我老了，诺贝尔奖对我来说是个句号。但你不一样，你才28岁，这个奖对你来说是个开始。”
瓦尔特笑了笑，没有再说什么。
那是他知道门策尔教授已经满足于眼下的荣誉，不想继续奋斗了，尤其是整个柏林医学界寄予厚望的胰岛素提纯。
下午两点，柏林医学界在柏林大学医学院的大礼堂里，举办了一次会议。
会议的主题是“百浪多息的研究与临床应用”，但明眼人都知道，这次会议真正的内容是庆祝门策尔和科勒拿了诺贝尔奖。
大礼堂呈现扇形的阶梯看台，逐级抬升，最大容纳3百人。
前排留给柏林各大医院的院长，医学院的教授，各家药企的代表，还有皇家医学委员会的官员。
另外，中层是高年级的医学生；后排和顶层廊座是旁听医师，还有外地赶来的同行。
门策尔和瓦尔特坐在前排，轮流有人上台发言，从百浪多息的抗菌机理讲到临床应用，从临床试验讲到量产工艺。
每个人讲完之后，都要加一句：“祝贺门策尔教授和科勒博士”。
会议中途的时候，倍感无聊的瓦尔特从前排位置上遛了下来，跑去大礼堂附近的小树林，点了一根烟。
刚一抬头，瓦尔特发现哈塞医生居然也在这里抽烟。
哈塞走了过来，问说了一句：“瓦尔特，你最近有没有想过胰岛素的事？”
瓦尔特说：“这两年都是门策尔教授负责研究，我基本上不怎么过问了。”
哈塞直接说道：“现在的糖尿病，在欧洲逐渐成为一个问题。
我在夏洛特医院已经干了二十多年，见过的糖尿病人数不清。
年轻的重症病人，有时候几个月就没了。治愈中老年的轻症病人，倒是可以撑上好几年，但最后也是死于各种并发症。
你也非常清楚，百浪多息根本治不了糖尿病，抗菌药物对糖尿病没用。”
瓦尔特回应说：“是的，老师，胰岛素可以治，但不是所有的糖尿病人都能用胰岛素。”
哈塞看着他，问：“什么意思？”
瓦尔特想了想，决定抛出自己的理论。
他说：“在我看来，糖尿病分为两类：
一种是年轻的重症病人，发病快，身体消瘦，必须用胰岛素才能活命。
借助之前的病理解剖，我们已经发现这种病人的胰腺里，分泌胰岛素的细胞被破坏了，身体里几乎没有胰岛素。
另一种，就是中老年的轻症病人，发病慢，身体肥胖，不一定需要胰岛素。
解剖之后，我们发现这种病人的胰腺还能分泌胰岛素，但身体对胰岛素不敏感，胰岛素不够用。这一状况，我称之为“胰岛素抵抗”。
所以，两种糖尿病的机理不一样，治疗方法也不一样。”
哈塞心头一震，立刻追问起来，“你怎么知道这些？”
......
第240章：册封男爵
“我当然懂，因为这个浅显的医学常识。一百年后，大部分成年人都知道，更别说在医学院读过几年书的医生。”
当然，这不过是瓦尔特脑海浮现的一段话，是不可能说出来的。
而最终说出口的，就变成了另外一段话。
“老师，最近两三年来，我虽然离开了夏洛特医院，但一直关注各地病情。比如说这半年里，我经常在柏林的几家慈善医院里面做过义诊。
前几年，我去过柯尼斯堡、圣彼得堡、华沙，维也纳，还有巴黎。
基本上，我每去一个地方，都会留意当地的公共医院，与不同国家，不同医院的医生相互交流。
这一期间，糖尿病是我持续关注的重点之一。”
瓦尔特的这一段描述，自然是半真半假。
他继续说道：“事实上，早在夏洛特医院当住院医师的时候，我就翻过一些旧病例。
年轻的重症病人与中老年的轻症病人，虽然都叫糖尿病，但病程和症状，以及对治疗的反应都不一样。
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心里一直就在想，这可能是两种不同的病。只是当时的我人微言轻，说话也没多少人会听。”
听到这里，哈塞医生忍不住笑道：“的确，今时不同往日。
现在的你可以大胆提出自己的想法，没有人会嘲讽一名权威专家，一个诺贝尔医学奖的获得者。
不过我认为你这个想法，应该是对的，会改变整个糖尿病的研究方向。”
听到这里，瓦尔特接下话题，说：“所以我想与老师合写一篇文章，把这两种糖尿病区分开来。
给它们分别取个名字，一种叫胰岛素依赖型，一种叫非胰岛素依赖型。”
哈塞眉头一皱，那是他忽然想到在某年的某月，自己就是与面前的学生，合作写过一篇毫无职业道德的文章。
当然，哈塞医生也没吃亏，夏洛特医院获得了一大笔现金的捐赠。
而且，他那护士情妇的家人，也搬到了一套大平层公寓，这几年的租金也都是博士医药公司在暗中支付。
再说，一直寂寞无名的门策尔，自从与瓦尔特合作后，不仅在去年拥有了医学院正教授的席位，还在今年顺利拿到了诺贝尔医学奖。
所以，瓦尔特懂得权衡分寸，善于与人协作，绝不会亏待合作人。
想到这里，哈塞微微点了头。“胰岛素还没出来呢，你就给它取名字了？”
需要说明的是，1906年的德国医学界尚且没有“胰岛素”的正式名称，普遍叫做“胰腺的内部分泌物”。
但这没关系，已经作为德国，乃至欧洲医学权威之一的瓦尔特?科勒博士，习惯于创作各种各样的新的医学名词。
瓦尔特一见老师松了口，说：“名字无所谓了，可以先取。等到胰岛素出来了，医生们自然就知道该给哪种病人用胰岛素。”
听到这里，哈塞没有再多问，同意瓦尔特把那篇有关“糖尿病分类”的论文发给自己。
两天之后，瓦尔特把文章写完了。
这篇文章的标题是《糖尿病的两种类型：胰岛素依赖型与非胰岛素依赖型》。
和以往一样，瓦尔特在文章里写得相对节制，他没有用太多推测性的语言，只把临床观察和病理分析摆了出来。
他写道：糖尿病的临床表现有两种截然不同的类型。
第一种多见于青少年，发病很急，症状重，消瘦明显，容易发生糖尿病性酸中毒，必须依赖外源性胰岛素，才能维持生命。
第二种多见于中老年人，发病缓，症状轻，体型多为肥胖，不易发生糖尿病性酸中毒，基本不需要依赖外源性胰岛素。
两种类型的病理机制不同，第一种是胰岛分泌胰岛素的功能被破坏，第二种是身体对胰岛素的敏感性下降。
所谓的糖尿病性酸中毒，就是后世的酮症酸中毒。
他建议将第一种命名为“胰岛素依赖型糖尿病”，第二种命名为“非胰岛素依赖型糖尿病”，以便于临床诊断和治疗。
文章写完之后，瓦尔特把它交给了哈塞医生，两人就医学论文的内容讨论一周，初稿也是反反复复修改了至少5遍。
最后这篇论文寄给了《柏林医学周刊》。不过，瓦尔特却将哈塞医生列为第一作者，自己依然是挂在二作。
编辑收到稿子之后，看了三遍，他给哈塞医生写了一封信，询问“文章观点新颖，但缺乏足够的实验数据支撑，能够补充足够的病例”。
很快，哈塞很快就回信说：“病例数据都在夏洛特医院的档案里，可以随时调阅”。
第三天，编辑前往夏洛特医院实地考察了一遍之后，决定把文章发在了下一期的《柏林医学周刊》上。
文章登出来之后，柏林医学界有一些议论。
有人觉得哈塞和瓦尔特的说法有道理，把糖尿病分成两种类型，对临床治疗有指导意义。如果将来被证实这种分离是对的，将会救下很多人的命。
有人觉得这种的说法显得太过超前了，毕竟胰岛素提取还没成功，就谈“胰岛素依赖型”，有点属于空中楼阁。
当然，没有人公开反驳夏洛特医院的一名主任医生，以及有一位诺贝尔医学界的获得者。
至于下一期的《柏林医学周刊》，瓦尔特也为哈塞医生准备好了下一篇论文。
那就是如何借助科学的健康饮食，再配合适当的运动，来缓解“非胰岛素依赖型糖尿病”，也就是二型糖尿病。
之所以要完成这两篇有关糖尿病的论文，一方面是感谢哈塞医生长久以来对自己的支持和帮助。
另一方面，也是瓦尔特想着借助诺贝尔医学奖的“东风”，顺便树立一下自己在内分泌领域的权威。
当然还有一种的深层次涵义，一旦门策尔教授不打算死磕胰岛素领域的萃取提纯，那么瓦尔特就准备要改换门庭，另外找人合作了。
毕竟，“胰岛素的萃取提纯”，就是下一个毫无争议的诺贝尔奖生物及医学奖，绝不能让加拿大人，或是英国人抢走了。
德皇威廉二世作为国家元首，有一个非常好的习惯。
那就是推崇科学技术，而且喜欢看到德国科学家不停在欧洲，乃至全世界，一直赢下去。
当然，即便如此也不妨碍威廉二世对灵媒、预言、超自然与神秘主义保留有着浓厚的兴趣。
十月五日，来自斯德哥尔摩的一份正式公告，以电报的方式传遍了整个欧洲。
卡罗林斯卡皇家医学院的评选委员会，在上午十点公布了“1906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的最终获奖名单：
德国科学家阿尔布雷希特·门策尔和瓦尔特·科勒，共同分享了这一荣誉。
公告上说，两位获奖者“成功研发了药物百浪多息，开创了化学治疗的新纪元，为人类对抗细菌感染，提供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强大武器”。
当天下午，瓦尔特收到了一份来自柏林城市宫的请柬。
请柬是宫廷内侍处发来的，上面写道：“皇帝陛下邀请门策尔教授和科勒博士，于十月六日下午三点前往柏林城市宫，出席授衔仪式”。
请柬上没有注明授什么衔，不过瓦尔特一看就明白了。诺贝尔医学奖外加一个利奥波德勋章，皇帝是要对自己册封贵族了。
第二天的下午，瓦尔特乘车来到了城市宫。
此刻，门策尔教授比他先到，已经坐在了门厅的椅子上等候。
门策尔穿了一身黑色的礼服，头发梳得整整齐齐。
见瓦尔特进来，门策尔站了起来，他上下打量了合伙人一眼。
瓦尔特同样是一身黑色的礼服，领口打有白色的领结，右手戴着一副白手套，把那只“还不太灵活的手指”遮住。
一名侍从走了过去，向门策尔和瓦尔特交代了几句简单的宫廷礼仪。
“待会儿进去，陛下说什么，就应什么。别多话，也不要推辞。该谢恩的时候谢恩，该鞠躬的时候鞠躬……”
三点整，宫廷侍从官把他们引进了皇帝的书房。
威廉二世坐在大桌案的后面，此刻的皇帝换了一身海军上将常服，没有佩戴任何勋章，只是挂上了一条绶带。
书房的墙上有两幅画像，一幅是腓特烈大帝，另一幅是威廉一世。毫无疑问，他们属于威廉二世最崇拜的两位先祖。
书桌上放着一份文件，封面上盖有帝国的大印。
瓦尔特视力不错，偷偷扫了一眼，看见了“贵族册封令”几个字。
威廉二世站起来，他走到书桌前，先跟门策尔教授握了手。
他说：“门策尔教授，您在柏林医学院研究了三十多年，培养了一代又一代的医生和学者，您是柏林的骄傲，帝国的骄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