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他尚不清楚自己将以何种身份，与克斯滕街的政治科警察共事，但他依然毫不迟疑地接下了这项任务。那是从亚历山大广场到克斯滕街，步行也不过七八分钟的路程，根本不费劲。
至于与政治警察的合作，他倒觉得是无所谓了。眼下的政治科虽然行事乖张，但终究不是三十多年后那个令人闻风丧胆，草菅人命的盖世太保。更何况，自己大部分时间都会隐藏在暗处行事，只要不头脑发热，主动去抢风头，就不会惹上太多麻烦。
更重要的是，这是直管领导第一次亲自向他交代任务，必须办得漂亮，绝不能搞砸。曾作为东大“体制内”一员的他，对这条生存法则深谙于心。
当所有问题敲定，瓦尔特已考虑在是不是要主动起身告辞之际，伯爵忽然放下手中的咖啡杯，天马行空的谈及了另外一个话题。
……
第37章：日俄战争的影响
“前几天，驻东京使领馆那边递上来一份情报，是关于远东的。上面说，日本人在朝鲜半岛调了不少船，而俄国的谈判代表也还在满洲，双方在旅顺和大连的驻军都没有撤。外交上谈着，军事上僵着。你怎么看？”
这段时间，柏林各大报纸几乎天天刊登日俄谈判的消息，头版标题隔两日就换一个花样。那是从俾斯麦时代开始，德国人习惯于向外看，对国际上的事尤其上心，咖啡馆和酒馆里最常见的就是几个人围坐一桌，摊开报纸争得面红耳赤。有人说俄国在满洲修了铁路不会轻易退让，有人反驳日本的海军会把旅顺口堵死，谈判桌上绝无让步余地……
听到上司的询问，瓦尔特没有立刻回答。他低头看着手中捧着的咖啡，看着热气在杯口上面慢慢散开，脑海里快速“回顾着”即将开启的日俄战争的过程及后果。
“一定会打，而且是日本率先偷袭！”瓦尔特笃定的说。对于这类“即将发生的历史”，他自然是信手拈来。而且伯爵之前就供职圣彼得堡使领馆，对于俄国人的傲慢与愚蠢，比起其他欧洲人都要熟悉三分。
伯爵笑着问道：“现在日俄双方还在谈判桌上，虽说谈得不怎么愉快，但你怎么知道会打，而且是日本人率先偷袭。”
瓦尔特猛地抬起头，此刻的他已决定不再低调了，必须在这个时候，显露出常人难以匹及的情报分析能力。
“日本的偷袭战术选择，源自其岛国的固有传统。这种‘先发制人、不宣而战”’的模式，早已成为其对外扩张的固定剧本。对于国土狭小、资源贫瘠的日本而言，‘主动偷袭’不仅是一种传统战术，更是一种路径依赖。”
他顿了顿，继续说道：“当一个体量弱小的国家在尝到这种‘低成本、高收益’的甜头后，便会形成致命的惯性。面对如今远东错综复杂的局势，日本高层绝不会选择堂堂正正的阵地消耗战。他们一定会故技重施，在外交斡旋的掩护下，寻找一个意想不到的时间节点，给予对手致命一击。
此刻，日本需要时间来完成最后的战争动员。同样的，俄国的谈判代表也只是在拖时间，等待来自俄罗斯本土的增援。
毫无疑问，俄国的最大问题是距离。从欧洲往远东运兵，西伯利亚大铁路单程需要一个月，全线还是单轨，运力有限。俄国目前在满洲的兵力满打满算不到十万，欧洲部分的部队要调过来至少两个月。
与此同时，日本的海军已经完成了集结，陆军动员也基本到位。如果现在不打，等俄国人把铁路全部修完，海陆两边的增援都到了，旅顺要塞加固完毕，那么实力弱小的日本，就再没有任何获胜的机会了。”
伯爵没有说话，安静的看着他。
瓦尔特继续说道：“而且俄国人自视太高，他们觉得日本是黄种人，国力、工业、军力都不足为虑。这种轻敌会影响他们的判断。我可以大胆预言，日本一旦开打，目标很明确：
依然是海军先动手，偷袭旅顺港的俄舰队，夺取制海权，然后陆军在朝鲜和辽东登陆，把旅顺围起来……与十年前的日清战争如出一辙。
制海权一旦落到日本手里，俄国的远东舰队就被困在港里出不来，陆军的海上补给线也就断了。剩下的只有西伯利亚大铁路这一条单线，弹药、粮食、增援全靠它往里送，只要沿线的桥梁和隧道被破坏，前线的供应随时会出问题。至于圣彼得堡折腾的太平洋第二舰队，伯爵您应该比我更清楚。”
听到这里，伯爵的目光凝住了，过了好一会儿才开口：“我明白你的意思是，日俄谈判会破裂，两国战争会爆发，这是外交部认定事实。但我很好奇，你为什么如此肯定俄国会输？
毕竟，两国的体量相差太大了，俄罗斯在欧洲也属于列强，并非愚昧不堪的清国。一旦将战争拖延两三年，国小势弱的日本首先会撑不住。”
似乎是感觉自己泄露天机太多，瓦尔特不再正面回答，随即抛出自己的杀手锏，一个令德国外交官无法反驳的理由。
他说：“让俄国在远东和中亚的扩张行为受挫，这是英国期待的结果！如今的英国，虽说打赢了第二次布尔战争，但实力已严重受损，无法独自应对俄国在远东的扩张。所以它一定会在‘光荣孤立’和‘严守中立’的外衣下，行全力支持日本，遏制俄国之实。
一旦日本重创了沙俄在远东的势力，俄日双方承认英国在华的特殊权益。然而最麻烦的，是战败之后的俄国，其战略重心势必会转回东南欧和近东，继而对我们传统盟友，奥匈帝国在巴尔干地区的蚕食，还有奥斯曼帝国在黑海地区的统治，造成巨大的威胁。关键的是，英法两国将会明里暗地，支持俄国在上述地区的扩张，作为圣彼得堡在远东地区的损失补偿。”
……
第二天，瓦尔特那番关于日俄战争的判断，便以简报形式，由冯·埃伯施泰因伯爵亲自送到帝国首相，伯恩哈德·冯·比洛亲王的书桌上。
简报篇幅不长，行文干练，只列了三条结论：
一、日俄谈判将在入夏前破裂；
二、日本将采取先发制人的海陆攻势，夺取制海权后封锁旅顺；
三、俄国未来极有可能战败，并丢掉满洲南部，以至于俄国会将战略重心转向欧洲方向，并在巴尔干和黑海方向，加大对德国的传统盟友，奥匈帝国和奥斯曼帝国的压力。
至于瓦尔特在临走前，以极其笃定的语气提出的那几项应对远东局势的方略，身为情报主管的冯·埃伯施泰因伯爵在斟酌再三后，并没有将其列入呈递给高层的正式简报中。
这并非一种轻视，而是老派官僚在谨慎从事。在伯爵看来，瓦尔特的推演虽然令自己叹服，但在这份即将送达帝国首相府和总参谋部的绝密文件中，存在未经验证的“激进预判”，可能引发不必要的政治麻烦。
更何况，过于轻率的就将一名年轻幕僚的建言，堂而皇之写进承送内阁首相的官方报告中，势必触怒那些思想保守的建制派官员，导致瓦尔特提前暴露在各方势力之下。
……
第38章：拒绝树大招风
等到瓦尔特离开后，弗里德里希·冯·埃伯施泰因伯爵所做的一件事，就是回到书房，在写字台坐下，将之前自己与瓦尔特的对话，几乎是一字不差的全部记录下来。
只是在形成最终报告的时候，这位外交官修改了好几遍，瓦尔特说的那些话，还一句、一句的反复在他脑子里过，却迟迟没有落笔，最终定稿。
比起前面那三条，关于日俄战争走向的判断。瓦尔特说得笃定又具体，条理清晰，逻辑环环相扣，身为情报主管的他几乎找不到可以反驳的地方。尤其是伯爵亲眼见识过俄国人身上那种傲慢自大的坏毛病，的确会毁坏这场战争。
瓦尔特曾反复强调：由于英国拉上法国在背后做推手，日俄两国的战争不会达成持久战，而他们中的任何一个也不会倒向德国，反而会成为帝国的敌人。
办公室里，伯爵把自己记录下来的这些话反复过了几遍。瓦尔特说“不指望未来的东大站到德国一边”，这个判断倒是清醒。东大面积太大，人口众多，但当下的内部分裂过于严重，短期内不可能成为德意志的可靠盟友。
瓦尔特强调要扶持东大的民族主义者，目的是鼓励他们在争取民族独立，以及国家统一的过程中，不断的消耗俄国和日本的实力。
俄国在远东多花一分精力，在欧洲就少一分力气。日本在华多投一分兵力，在太平洋方向就少一艘军舰。至于英国，它在长江流域的商业利益最多，东大一旦乱起来，最先受损的是英国商人。
道理对，逻辑也通，只是现阶段的操作层面存在有很大的漏洞。
首先，俄国皇室和德国皇室之间毕竟还有一层姻亲关系，威廉二世与他的表兄弟，尼古拉二世关系一直不错。包括这一次的日俄冲突，柏林就一直站在圣彼得堡的立场。万一走漏了风声，外交上没法交代。
就在前几天，政治科总监，冯·克莱斯特向自己通报了一件事，那是皇帝威廉二世直接要求秘密警察们，严查东普鲁士首府，柯尼斯堡的反俄秘密结社。那是多名社会民主党人（包括波兰人弗朗齐谢克·特拉巴尔斯基等9人），长期非法向沙皇俄国运送各类政治宣传品……
不仅如此，一旦这份建议以书面的形式，直接出现在内阁首相的简报中，就再也不是外交部的两名情报官员，关起门来自说自话这么简单了。尤其是对一个靠低调和谨慎，在夏洛特医院、柏林警察局和安全科之间游走的瓦尔特来说，不一定是件好事。
所以，瓦尔特临走前，反复恳求伯爵上司，第四点建议要等到日俄战争最终结束之后，再单独向首相汇报。
想到这里，伯爵把笔拿起来，蘸了墨水，然后在简报的末尾签了字。当然，他最终也删掉了最后一段，就是关于扶植东大民族主义者的那部分建议，没有出现在送往首相府的正式文件中。
“有些陈述，还是点到为止即可。”伯爵决定将瓦尔特的那番石破惊天的见解，暂时压在心底，作为自己应对突发危机的备用底牌。有时候地位不高的人知道得太多，反而是一种致命的危险。
最终，简报刊登的三条结论，只限于日俄战争的走向预判：谈判入夏前破裂，日本先发制人，俄国战败后重心西移。措辞克制，语气保留，没有署名具体提出者。上述文件，是他亲自送到帝国首相府。
比洛亲王把简报看了两遍，搁在桌面上，没有做任何的批注。
次日上午的幕僚例会上，有关日俄战争的分析报告被提出来。讨论了一圈。与会者一致认为日俄开战不可避免，因为伦敦那边在背后不断给日本撑腰打气，俄国在远东又迟迟不肯让步，两边谁都没给自己留台阶，仗迟早要打。
但对于俄国战败并将战略重点转回欧洲的推论，幕僚们普遍不买账。有人当场反驳说，俄国在远东投入了十几年的心血，旅顺港和东清铁路都是真金白银堆出来的，丢了这些沙皇尼古拉二世没法向国内交代。
历史上的俄国，从上至下都能接受一位血腥残暴的沙皇，但绝不会容忍一个失败受辱的君主。
于是就有人指出，即便日本的偷袭可以在初期占到便宜，可是俄国人只要撑过了第一波，靠其体量和纵深就能把战争拖成一场消耗战，到时候实力弱小的日本就会率先撑不住。
更有幕僚当场裁定，这份简报的作者对俄国的战争潜力有着严重误判，情报部门应该重新核对数据来源。
身为首相的比洛亲王从头到尾没表态，等到在讨论结束前，他转过头，对着一旁的机要秘书说道“先归档吧”。随即，简报被夹进了文件夹，和其他的材料一起锁进了保密柜里。
……
第39章：告别夏洛特医院
数日后，瓦尔特听完伯爵转述的内阁讨论结果，脸上没什么变化。
他微微一笑，说：“三派意见各说各的，最后等仗打完了才知道谁对。我只是提个参考，不指望现在就有结论。”
伯爵看了下属一眼，没多说什么。瓦尔特随即站起来告辞，走到门口的时候停了一步，回头说了一句：“等俄国人丢了旅顺，他们自然就想起来了。”
说完推门出去。
从某种程度上说，在威廉大街77号那边，首相幕僚们的集体反对意见，其实正中瓦尔特的下怀。他早在说出那些判断的时候就知道，在日俄正式开打之前，没有人会真的把他的预测当成定论。
德国官僚系统的运转方式他很清楚，一份没有署名来源的简报最多只能引起注意，不可能改变决策。他要的就是这个，先让伯爵上司和帝国首相记住自己曾经的情报分析，或是大胆预言。
等到旅顺港真得被日本偷袭了，等到俄国舰队真得被困住了，等到满洲南部的战线真的开始往后退了，等到沙皇尼古拉二世和他的俄国将军们主动求和了……那些今天在会上争论不休的内阁幕僚们，自然会重新翻出自己的这份简报来读。
到那个时候，瓦尔特的话就不再是一个普通军医官的个人看法，而是被战局验证过的预判。这个权威一旦立住了，后续那些关于远东民族主义者的建议就有了落地的土壤。
等俄国在远东吃了大亏，内阁的那群人就会开始认真考虑“东大方向”这个选项。等他们开始考虑的时候，瓦尔特再开口，份量就完全不同了。
如果他那时提议德国逐步减轻在华的租界负担，把这些地方的政治包袱甩掉，转而以商业合同的形式从中国换取钨、锰、镍这些战略金属，还有大豆、猪鬃、桐油等工业原料。在战争的背景下，这一建议就不再是“异想天开”，而是可行的战略转向了。
……
周二上午，瓦尔特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白大褂，重新出现在夏洛特医院二楼的走廊里，很是顺利的找到了刚刚结束巡房的哈塞医生。
此刻的哈塞医生，正站在台前翻阅一份病历，看见是瓦尔特，脸上立刻浮出笑意。
“科勒医生，你怎么来了？今天好像不是你轮班的日子。”他把病历合上，搁在台面上，顺手把钢笔帽旋紧。
瓦尔特站在护士台前，在沉默了一小会儿，这才开口说：“老师，我今天来，是想跟您说一件重要的事。”
哈塞医生注意到他话里的停顿，脸上的笑意收了一些，但表情仍然温和：“可以在这里说。”
瓦尔特深吸了一口气，尽量让自己的语气平稳。他说：“我可能要辞去夏洛特医院的工作了，最近有另外一个工作机会，嗯，是替政府做一些事情，具体情况目前还不好细说，但时间上会占用得比较多，恐怕不能再像现在这样定期来医院值班了。”
他没有说“外交部”，没有说“情报”，只说了“替政府做一些事情”。这个措辞是他提前想好的，也算足够模糊，又不至于让哈塞医生觉得他有意隐瞒什么不光彩的事。
在1904年的柏林，一个受过良好教育的年轻医生离开临床岗位去“替政府做事”，并不是什么稀罕事。那些医学背景的人出现在行政、军事甚至外交部门里，这在当时的德国并不少见。
事实上，德国的文官制度源于其本土深厚的历史传统，最早可以追溯到普鲁士时期（17至18世纪），由腓特烈·威廉一世和腓特烈大帝等人建立。
普鲁士文官制度的核心特点，是强调专业化、考试选拔、绝对服从，以及终身制。这套制度是德国自身行政现代化的产物，甚至在某些方面比英国更早实现了专业化和制度化……
哈塞医生听完后，表情似乎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
“哦，这样啊。”哈塞医生慢慢点了点头，然后笑了一下，是那种带着点无可奈何的笑，
“说实话，我感觉有点惋惜。你在这里虽然时间不长，但是做事仔细，病历写得清楚，大家都说你医术高、脾气好。这样的好医生可不好找。”
瓦尔特没有接话，他的内心是非常感谢哈塞医生，在自己最落魄的时候，是眼前的老师帮助了自己。不仅如此，哈塞医生还顶着来自柏林医学院高层的压力，坚持聘用右手残疾的瓦尔特，成为夏洛特医院的实际住院医师。
哈塞医生继续说，语气里多了一分理解。
“既然是为政府做事，那肯定是正途了。你还年轻，趁着现在多试试不同的路，也不是什么坏事。”
说着，他把护士台上那本病历重新拿起来，随手翻开了一页，又匆匆的合上。然后哈塞抬眼望着瓦尔特，说了一句让瓦尔特感动的话。
“你以后要是哪天想回来了，夏洛特医院这边随时给你留着位子。助理医师办公室的钥匙我暂时不收回，你什么时候有空，想过来看看都行。”
瓦尔特呆呆地站在原地，他原本预备好了一大段感谢之词，但哈塞医生的最后那句话，却让他把那几句词咽了回去，唯有重重的点了点头。
“谢谢您，老师！”
哈塞医生摆了摆手，低头重新翻开病历，“去吧，忙你的事去吧，记得有时间也回来转转。”
两分钟后，瓦尔特默默的回到助理医师办公室，他把白大褂脱下来叠好，放进一旁的衣柜里，换上了来时穿的那件深灰色大衣。
踏出夏洛特医院，瓦尔特在门前台阶上停住了脚。他转过身，仰头望向那方熟悉的门廊，灰白砂岩上，“夏洛特医院”几个字静静嵌在那里。
返回宿舍的路上，腹中饥饿的瓦尔特在街角一家面包铺前停下了脚步。
柜台上摆着新烤好的碱水扭结面包，表面撒着粗盐粒，泛着一层油润的褐光。他推门进去，花了5芬尼买了一个温热的扭结面包。
面包的表面酥脆，瓦尔特轻轻咬了一口，慢慢嚼着，盐粒在齿间散开，带着一股朴素的麦香。他真是饿极了，随后的三两口便将整磅的面包吞下。
这味道，的确好极了。
……
第40章：一次医疗意外？
事实上，就在面包房的隔壁，还开着一家法式蛋糕店。
尽管法德两国在政治上互为世仇，但德国有产阶层对法式甜点的钟爱却从未因此打折扣。
橱窗里，香甜诱人的奶油蛋糕、闪电泡芙和焦糖布丁错落有致地摆放着，价格也算公道，一块通常在20到120芬尼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