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照当下的临床规范手册，医生们会给患者开出一两个月的铁质补充剂，看着血象恢复正常就停了药物。然后，过了半年不到，之前患者很多又回来，因为症状再次出现。需要说明的，这不是复发了，而是缺铁性贫血没有得到根治。”
哈塞医生说到这里，停顿了一下，他的目光扫过前排的记者们，然后继续说下去：“我在我的病例积累中反复验证过一个结论：缺铁性贫血的根治，需要饮食和药物两方面配合。单靠补铁剂是无法完成实质性的生理储备重建。
我和我的团队估算，这个过程至少需要两到三年的时间，才能让体内铁的储备达到正常水平。如果在这个周期内中断治疗，或者在体内铁储备尚未达标的情况下结婚怀孕，身体的铁会在短时间内被大幅消耗，不仅补不上，还会造成不可逆的损伤。严重的情况下，可能影响未来的生育能力。”
此刻，前排的七八位记者，一个个低着头，在本子上飞快记录着，笔尖在纸上发出沙沙的摩擦声。哈塞医生的讲演，持续了大约二十分钟。
结束前，他照例回答现场观众提出的6个问题。但这次有些不同寻常，那是哈塞医生出人意料的，将其中4个机会留给了前排的记者……
从第三天开始，在《福斯报》和《柏林日报》报纸的副刊，都出现了哈塞医生学术报告中的简要报道，整体篇幅不大，措词也算是中规中矩，只把“缺铁性贫血需要两到三年调养”，作为临床观察的权威结论，刊登了出来。
……
第61章：一桩小生意
即便是从21世纪的医学角度来说，哈塞在学术研讨会上所阐述的每一条，的确都属于科学道理。缺铁性贫血的恢复期，需要半年以上的时间调养，在女性身体没养好之前，贸然怀孕确实有相当大的风险。
作为权威的医生，哈塞给出这样的建议是专业的、负责任的。
当然，上述建议的背后，还有另一层意思，就是拿出一个“权威医生说过的”理由，把德皇威廉二世安排的，霍恩索伦家族的旁系，34岁的外交官古斯塔夫·冯·波伦-哈尔巴赫，同克虏伯家族的唯一继承人，18岁的伯莎·克虏伯的婚事，暂时往后推一推。
至于最终能推后多久，全柏林最权威的全科医生哈塞，给予的建议“至少是两年”，而且那种特殊的饮食习惯，也必须保留3到5年。
瓦尔特或许不知道一个真相，历史上的伯莎·克虏伯一直抵触这种联姻，时不时的会在公众场合上演“当场昏厥”的古老逃婚戏码，以至于古斯塔夫和伯莎的婚礼，一直延期到1906年10月。
等到伯莎年满20岁之际，这对新人就在埃森的克虏伯庄园，举行了一场盛大婚礼。婚宴之上，德皇威廉二世不仅亲自出席，甚至还以“伯莎的父亲”这一深情称呼，祝酒致辞。
……
整整48小时过去了，伯莎那边没有消息传来。
于是乎，瓦尔特秉持“没有坏消息，便是好消息”的豁达心态，索性将与伯莎·克虏伯的糟糕事情，彻底的抛诸脑后。毕竟，在为期三周的服役期到来之前，他手头还有一些需要处理的重要事务，实在无暇分心。
首先，是博士医药公司下属的医药及军需品工厂正在筹备，之前谈的几个项目还在有序的推进。由于接下来的几周自己都不在市区，而王家军校那边是不能随便与外界联络。所以生意上的事，也需要提前与合伙人沟通一下。
周三的晚上，瓦尔特去了一趟老卢策的家。
此刻，老卢策正在书房里算账，鼻梁上架着单片眼镜，面前的账本正摊开，上面列着几排数字。
以前瓦尔特还不明白，现在是清楚了。这个时候的德国精英阶层，之所以酷爱单片眼镜，与其说它是一个视力矫正工具，不如说是一件“权力与品味的配饰”。军人可用它去彰显威严与实用，而生意人和贵族用它标榜阶层与气场。与此对应的，在众多德国人的审美观点中，那些佩戴双框眼镜的家伙，往往与“衰老”、“社会底层”、“书呆子气”或是“身体缺陷”挂钩……
瓦尔特在进到书房前，向身后的女仆点了咖啡，便随意找了个位置坐下，下一刻，他把军校的公函事情说了一遍。
老卢策摘下眼镜，捏了捏鼻梁，说道：“嗯，只有3周，时间不算长。去就去吧，公司这边我们都能应付。对了，费利克斯这些天待在西里西亚，正与厂家商谈一批生产设备，估计要等半月后才能回柏林。哦，对了，我能不能先去趟埃森，与克虏伯那边聊聊医院采购的事情。”
现在的克虏伯集团，不仅拥有五六万名高收入员工，以及以“克虏伯医院”为核心的医疗体系，专门为其庞大的员工及家属，提供高质量的医疗服务。如此的优质客户，自然是老卢策与博士医药公司疯狂追逐的。
“这件事先放一放，等我服役结束再说吧。”瓦尔特随即转移了话题，谈及前几天老卢策专门向自己询问过的另外一件事。
“那批酒精棉球的采购合同，我看着没什么问题，而且，我已在警局的档案室查过供货商的底细，比较干净。嗯，可以就这样定了。”
“行，那我就放心了。”
老卢策把眼镜重新戴上，低头看了几行账目，忽然又抬头，补充说道：“正好你来了，还有件事需要跟你商量一下。”
“你说。”
此时女仆送来了热咖啡，而老卢策也将账本收拾好。糖罐子与牛奶就摆在桌上，只是瓦尔特已经很少触碰这玩意，尤其是在夜里。
“上次你提的那个医疗应急包，我依照你提供的名单，先行联络了两个分局。第六分局那边回了信，说有意向，但要先看实物；第二分局那边也表示愿意试试看，说前段时间街头的武装冲突比较多，警员受伤以后现场处理不及时，换药都要跑诊所和药店，很耽误时间，因此对急救包很感兴趣。”
这事瓦尔特记得，之前他和卢策闲聊时提过一嘴，说巡警在街上挨了刀或是摔伤，止血包扎都靠手边的破布条，导致伤口感染的事故不少。
如果博士医药公司能把绷带、止血带、碘酒棉球和一小瓶消毒液打包成一个小布包，让外勤的警察们随身挂着，真出了事，当场就能处理好。
更为关键一点，瓦尔特在柏林警察局这边的资源还非常多。从柏林警察总局，到下属的20多个分局，以及庞大的政治科（秘密警察），还有柏林普勒岑湖监狱等。自然是有权不用，过期作废！
当时老卢策觉得这个想法不错，而且可行，随即就记在了本子上。没过几天，他就将瓦尔特的“创意”，迅速转化成商业上的行动力。
“你算过成本没有？”瓦尔特问。
老卢策从抽屉里抽出一张纸，上面列着粗略的清单：一卷纱布绷带，两条止血带，六颗碘酒棉球，一小罐止血粉，一把小剪刀，一卷胶布，外加一个防水帆布袋。他把每种材料的进价和加工费加了一遍，最后写了个总数。
“批量做的话，每包成本大约一马克八十芬尼。如果一次订五百包以上，材料还能再压一点，大概一马克四十芬尼。”
瓦尔特接过那张纸，看了几遍，问道：“那售价呢？”
“我打算报3.5马克一包，柏林警察局走集中采购的账，这个价钱不算太高，也不能太低，你明白的，必须保证采购专员的好处。
各个分局那边如果直接下单，毛利就在两马克左右。五百包的话，可以保证一千马克的毛利。但如果能谈成全市的统一采购，整个大柏林地区的警察，算上狱警，少说也有5千人，如果是每人配一包，那就是5千包……当然这些都是在试水，我们真正的大客户是在帝国军队那边。”
……
第62章：磺胺类抗生素（上）
20世纪初，整个德意志帝国人口约6千多万，与此同时，德国的死敌法国也不过3900万人口。即便是和平时代，德意志帝国的军队也保持在50万人左右。如果算上瓦尔特在内的预备役人员，轻轻松松就能上百万。
……
“5千包，备料要多久？”瓦尔特问。
“纱布和绷带我现有的存货能撑800包，碘酒棉球和止血粉需要从供应商那里调，最快一周到货。帆布袋要找裁缝赶工，500个起做，三天能交。如果5千包分批交货，第一批五百包可以在7天之内发出去。费利克斯回来后可以负责跟供应商对接，我在家盯着缝纫与包装。这样一来，效率会大大提升，我估计满打满算，五到六周的时间也就差不多了。”
老卢策一边说着，再度摘下眼镜，用鹿茸布擦拭了一下，又戴了回去。
瓦尔特想了想：“可以，必须先做好样品，送给第二和第六分局，让他们先试用，最好是几个巡警试试，反馈试用结果，回来再调整。比如止血粉的量够不够，剪刀的尺寸合不合适，布包挂腰带上会不会碍事。这些问题让用的人说了算，咱们坐屋里想没用。
另外，红堡A科的甘纳特警官也需要多塞几包，他的父亲奥古斯特·甘纳特，是柏林普勒岑湖监狱的典狱长，其叔父也在普鲁士内政部里任职。哦，对了。每次与甘纳特见面的时候，记得要带上一盒法式甜点。”
老卢策点点头，拿笔把“甘纳特”、“样品”和“甜点”三个字圈了起来。“那我明天就让裁缝打样，先定做小批试试看。还有，我们药店隔壁的蛋糕店质量就不错。对了，你什么时候走？公司的马车可以送你去。”
“不必了，你们还是忙生意吧，我已经预定了周六一早的马车。”
“嗯，那还有时间，周六之前你再来一趟，我会让裁缝把样包送到工厂，咱们当面装好，你也可以带走两包，或许在军校里也用得上。”
老卢策的确是老生意人了，居然提前想到让面前的军医官在军校里面，推广这种应急医药包。对于这种股东的分内之事，瓦尔特自然欣然接受了。
“哦，还有一点，如果意见反馈不错，生产第二批中拿出200包，送到政治科，那边会有会计负责结算。嗯，好处费和警局那边一样。”
老卢策把这条记在了专用笔记本的空白处，说道：“行，按照你说的去做。”
谈完了事情，从卢策家出来已经过了九点，街上的店铺大部分关了门，路灯把影子拉得老长。瓦尔特沿着人行道走回去，脑子里盘算着样品包里的每样东西，尺寸、重量、成本，还要考虑布包上的系带是缝死，还是打活结。
这个“小项目”要是最终在柏林警队中落地，博士工厂那边至少小半年的订单就有了保障。当然，更加关键的，是那六十万的德国现役军人。
到家后，瓦尔特他把行李箱摊在床上。两件衬衣，三条内裤，两双袜子，一套换洗的外衣，另外把冬季制服叠好放进了箱子底层，虽然眼下已经三月中旬，但军校那边早晚还是凉，备着总没错。
军校医务室应该有全套器械，但瓦尔特还是把自己的医生包带上了。那只皮质包用了五六年了，尽管边角磨得发白，依然舍不得换新。打开查看，里面有听诊器、血压计、压舌板和几只常用药瓶，还有一只小型医用药盒。
药盒里塞了几支备用注射器、一卷纱布、两只小镊子、一小瓶碘酒和一盒止血钳，盒盖扣带松了半截，用力拧了一下，勉强锁住了。
周四的下午，瓦尔特去了一趟北郊的工厂，此刻裁缝已经把样品布包送来了，两只帆布袋，军绿色，比巴掌大一圈，正面缝了一条横向系带，配两个金属扣，可以挂在腰带上。老卢策把绷带、止血带、碘酒棉球和止血粉按清单装了进去，口收紧，扎了两道。
瓦尔特拿起一包掂了掂重量，不重，大约三四百克，挂在腰上不坠。他打开摸了摸纱布，厚薄适中，剪刀是钝头的，不会扎破口袋。
他点头说：“很好，就是这样了，我先把这两包带走。”
老卢策在出货单上签了字，把另一批收进柜子里备着。
瓦尔特把样包放回桌上，又拿起来捏了捏缝合线。老卢策把出货单收进抽屉，倒了杯水递给他。
瓦尔特接过杯子，喝了一口，他忽然停住，嘴里还嘀咕了一句，说：“嗯，我们好像还缺一点东西，对的，这个很重要的。”
老卢策抬头，不解的看着他。
瓦尔特把杯子搁在桌上，提醒道：“止血包扎的有了，消毒的也有了，但如果伤口感染怎么办？警员在街上挨一刀，当场处理完了，回去第二天发烧，伤口化脓，还得跑医院。这个急救包只解决了一半问题。”
老卢策把眼镜摘下来擦了擦，说：“你说得对，你打算加什么药物？”
“是一种可以有效抑制细菌生长的药物……嗯，怎么说了，叫做磺胺类的抗生素，口服几片，平时就密封在小纸袋里。是的，柏林医学院有人在研制出这类新药，据说对链球菌和葡萄球菌效果明确。没错，它还有一个好听的名字，叫百浪多息。”
老卢策想了半天后，忍不住问道：“百浪多息？这药我怎么没有听说过，至少柏林药房这边还没怎么见到成品，而且我也没看到哪个医生的处方单里开过这种抗生素。好吧，你打算从哪儿弄？”
瓦尔特略显尴尬的呵呵一笑，说道：“放心，我会找人去做。而且还要抢在拜耳公司拿出成品之前，率先研制并注册百浪多息。”
老卢策看了他一眼：“哦，你找谁做？”
“当然是我的老师，医学院病理学副教授，阿尔布雷希特·门策尔。他那边有个实验室，做化学合成和微生物培养的底子都有。我明天去找他谈。”
“他会接？”
“我之前和教授提及过这类方案，他也表达了浓厚的兴趣。关键是验证抗菌活性和制定标准流程，这些事情，他的团队和他的实验室才能做。不仅如此，这也有利于未来大规模工业化生产。”
……
第63章：磺胺类抗生素（中）
老卢策把单片镜向后推了推，然后掏出笔记本，再度记了一笔。
“4片磺胺药，每片100毫克的百浪多息。嗯，我应该没拼写错吧……密封纸袋，贴标签。对了，你估计成本大概有多少？”
“放心，百浪多息的原料都是成熟的化工基础品，硝基苯胺和乙酰氨基苯酚，东区的化工厂那边，都是按照100公斤一桶在卖，不贵。核心的关键，是要在动物身上做一系列的验证实验，还有初期的工艺流程开发。我跟门策尔副教授沟通一下，前期的研发费用我们来出，后面如果量产了再从订单里摊。”
“打算出多少？”
“我准备向老师允诺一笔项目奖金，先定三千马克吧，给实验室分出三档。如果第一批样品出来，活性数据达标，制造工艺稳定，当场兑现一批。”
老卢策停了笔，抬头看他：“三千马克不算多，但也不少了。舍不得孩子打不着狼，必要的研发开销还是需要的。如果三千不够，可以再追加两千，总预算不要超过五千马克，但是在专利方面，博士公司的占比，不得低于60%。至于设备、原料及耗材的采购等，公司负责实报实销。”
老卢策本人就是一位从业数十年的老药剂师，当然知道知识与专利的价值。而且，一旦拿下这种特效药的大部分专利权，作为公司重要股东的瓦尔特，同样也是受益匪浅。
瓦尔特听后点了点头，说道：“没错，公司多给钱，专利权就可以占大头，实验室那边没有什么问题。这药一旦做出来，可以跟随应急包打开市场。不止柏林，其他城市的分局也会有需求。成本摊到每一包上，前期投入不算什么。”
下一秒，老卢策已经把“百浪多息片”和“五千马克研发预算”，统统写进了笔记本里，还在旁边画了一个重点符号。
“行，你依照需要，自己安排。只是在核算成本的时候，一定要分摊那五千马克。”
作为拥有后世医学记忆的医生，瓦尔特太清楚近现代抗生素研发的两条路径，那就是青霉素与磺胺。
但在第一时间里，瓦尔特就毅然放弃了针对青霉素的研发之路。那是因为青霉素属于天然提取物，不仅依赖青霉菌发酵，提纯工艺极其复杂，性质更是极不稳定。以20世纪初的工业条件，想要在短时间内攻克它，无异于痴人说梦。至于小日子在二战时期的“土法炼制”，根本就不靠谱。
相比之下，磺胺类抗生素的研发路线，在瓦尔特的眼中，清晰得就像一张可以按图索骥的建筑蓝图。他非常清楚，此此刻就在巴斯夫公司的工厂里面，已经堆满了各种合成染料，而相关的化学试剂和基础成分，同样非常成熟。
另外，从化学合成的角度来看，磺胺类药物的研发门槛非常低。理论上来谈，只需要在试管里，进行各种配方的混合与测试，找到一个最优配方。
不仅如此，瓦尔特的手中还握着一张只有他自己才能把控的特殊王牌，而这张王牌对于其他研发者来说，属于一类非常致命的“陷阱”。同样是这个原因，导致磺胺类药物在真实历史上，被整整埋没了三、四十年。
如果仅仅按照传统的思路，门策尔副教授带着学生在培养皿和试管里做体外抑菌实验，而不考虑在动物体内进行实验，那么他们注定会一次次失败，最终得出“此物无效”的结论，将这项伟大的发现束之高阁。
“所以，我必须找一个适当的时机，去改变他们的实验范式。当然，前提是整个实验室必须严格遵循我的路线，不得背叛。”瓦尔特暗自下定决心。
两世为人的他，有过十几年的医学院学习经历，自然比这个时代的任何人都清楚，磺胺类药物本质上是一种“前体药物”。它只有在进入动物或人体复杂的代谢环境后，才会裂解出真正的有效成分。
基于这个原则，瓦尔特只要把实验对象，从冰冷的试管换成鲜活的动物，这层困扰过后世医学界几十年的窗户纸，很快就会被捅破。
毫无疑问，这决定胜负的“临门一脚”，或者说是未来的“点睛一笔”，必须由伟大、光荣的瓦尔特·科勒博士来完成。或许还能效仿前辈贝林，问鼎一下生物医学的诺贝尔奖。
服役期的前一天，瓦尔特再度来到柏林医学院。
此时，二楼走廊尽头的实验室门半开着，门策尔副教授一如往常，站在工作台前浏览一份实验报告，桌上摆着几只锥形瓶和一叠翻旧了的期刊。
瓦尔特敲了敲门框，门策尔抬起头，认出是他，搁下报告，向他招了招手。
“你之前在电话中提及，说有一个研发项目需要合作，正好我今天下午没课，你可以详细说说看。”门策尔拉了一把椅子过来。
瓦尔特坐下来，没说太多寒暄，直接把研制磺胺类抗生素，百浪多息的合成路线摊开了。他在讲述的时候，并没有太多的隐瞒，选择原料、反应条件、两步偶合的关键控制点，每一点都说得很具体。至于最后的动物体内实验一环，他只字未提。
整个过程中，门策尔都没有打断，只是静静地听到最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