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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80章：瓦尔特的反击（上）
柏林社民党第三选区党部，设在克洛伊茨贝格一条叫鸽子街的巷子里。门面是一间旧印刷所改的，门口挂着褪色的红旗，窗台上摆着几盆半死不活的天竺葵。
瓦尔特到的时候是下午两点，党部里没什么人，只有两个年轻人在角落里油印传单，印刷机咔嗒、咔嗒的响着，每转一圈就吐出一张墨迹未干的传单，有人接过来，码齐，放到一旁晾着。墙上贴着一张手写的值班表，用大头针钉着，日期栏里挤着密密麻麻的人名和时段。
这个地方，瓦尔特来过两三次，里面的办事员大都知道此人是支部负责人的朋友。所以当瓦尔特从他们身边走过时，大家只是看了一眼，没人阻拦。
上到二楼，哈特曼的办公室在走廊尽头，门经常是关着的。瓦尔特敲了两下，里面传来一声“进来”，他推门进去的时候，看到哈特曼正趴在桌上改一篇稿子，左手夹着一根快烧到手指的烟头。
“哦，是科勒先生。”哈特曼抬起头，把烟头摁灭在桌角的铁皮烟灰缸里。整个烟灰缸已经满了，烟头堆得像座小山。
他把稿子往旁边一推，站起来跟瓦尔特握了手。瓦尔特顺手将自己的外套搭在椅背上，坐了下来。
哈特曼的办公室很小，一张桌子，两把椅子，一个铁皮文件柜，墙上挂着一幅革命导师的画像，画像下面钉着一排剪报。剪报全是哈特曼自己写的，《前进报》上的社论、短评，还有给读者来信的回复。
瓦尔特扫了一眼，最近的一篇标题是《柏林东区的孩子为什么上不起学》，日期是上周。
旁边还有一篇被剪下来的短文，标题叫《警察局法医的良心》，署名是“鲁道夫”。这是瓦尔特去年写的第一篇稿子，目的是吹捧一下柏林的首席法医阿多诺。顺便也恶心一下正在柏林访问的巴伐利亚王子，后者属于阿多诺的仇人。
事实证明，也只有柏林社民党的报纸胆大妄为，谁都敢喷，压根就不给巴伐利亚王子任何脸面，搞得对方提前一天结束了访问，灰头土脸的回到了慕尼黑。
毫无疑问，当时的瓦尔特是不敢使用自己的真名，随即用了“鲁道夫”作为自己的笔名，只让哈特曼帮忙发在《前进报》的读者来信栏里。
瓦尔特认识哈特曼，还是一两年前的事情。最初，是瓦尔特作为验尸官，私下里为哈特曼点明了杀害其挚友，电车工会主席哈拉尔德的真凶。
不久，在哈特曼的配合下，瓦尔特得以迅速平息博士医药公司两个工厂工人的罢工运动。为此，博士医药公司便隔三岔五的资助哈特曼领导的工会福利社。
几个月前，哈特曼已经从东区干事逐渐升到了柏林八大选区之一，克洛伊茨贝格选区的第一党主席，成了柏林社民党内部上升最快的年轻干部之一。
克洛伊茨贝格位于柏林西南内环，这里的廉价出租公寓一排接一排，印刷工人和服装工人挤在那些黑压压的楼房里，一个院子住几十，上百户人家，水龙头在院子里，厕所在楼道尽头。
这里的工人密度高，社民党的基础自然雄厚。哈特曼在这个选区当选主席，意味着他手里握着柏林社民党最坚固的一块地盘。而且，《前进报》编辑部就在这个选区，哈特曼跟编辑部的头面人物都非常熟络。
今天瓦尔特来找哈特曼，显然是有要事商议。
他开门见山的说道：“哈特曼，我想在《前进报》上发一篇文章。”
哈特曼问道：“你？发文章？继续用鲁道夫作为笔名，去准备吹捧哪一位？”
瓦尔特笑道：“嗯，继续用鲁道夫的笔名。但不是吹捧，是大胆而深刻的揭露一个丑陋的社会现状。”
哈特曼听了一愣，他没有立刻答应，问：“是什么内容？”
瓦尔特从大衣内袋里取出一张折好的纸，放在桌上。哈特曼拿起来展开，看了几行后，他眉头皱起来。又看了几行，眉毛慢慢松开。看到一半，他把纸放在桌上，拿起烟盒抽了一根点上，深深吸了一口。
“该死的，你写的这个东西，是要我们社民党去得罪拜笛。”
“你不怕得罪拜笛？”
哈特曼吐出一口烟，笑了笑。
“我怕什么。我在柏林东区写过十年的稿子，骂过容克贵族，骂过总参军官，骂过内政部和首相，骂过警察总局和政治科。嘿嘿，他拜笛能算什么。我只是好奇，你为什么写这个？你一个军医官，跟拜笛有什么仇，什么怨？”
瓦尔特没有绕弯子，直接说：“因为博士医药公司有百浪多息的专利，拜笛和几家医药巨头联合起来，想吞博士医药公司，继而拿到这个专利权。所以，我总得让他们知道，我也有反击的手段。如果正面硬刚的话，以当下博士的体量，肯定会吃大亏。所以，我要找朋友，也要有策略。”
哈特曼把烟夹在指间，盯着瓦尔特看了几秒。
“你这个‘反击的手段’，就是把拜笛描绘成不道德的工厂吧？”
瓦尔特指了指那张稿件，说道：“你手里那份稿子，我说的每一点都是事实。拜笛在柏林的工厂，车间里用的化工原料大都是有毒的，然而通风设备却没有装好，工人一天到晚需要在充满毒气的危险环境下，连续工作十个小时……所有这些，你都可以派人去查，完全都查得到。我根本不需要胡编乱造，只是把当下的事实摆出来。”
哈特曼把烟灰弹进那个已经满了的烟灰缸里，想了想，说：“那好，我相信你。稿子我改一改，不出意外的话，三四天后见报。”
瓦尔特随即站起来，他把外套重新穿上。
走到门口时，他回过头，对着哈德曼说了一句：“对了，博士医药公司最近想给克洛伊茨贝格的劳工福利社捐赠一笔钱，差不多有一万马克，匿名的。你帮我问问，福利社那边的手续怎么走。”
哈特曼愣了一下，一万马克，足够劳工福利社一两年的开销了。他看着瓦尔特，准备想说点什么，但瓦尔特已经转身下了楼。
哈特曼坐回到椅子上，把那张稿件重新拿起来，从头到尾又看了一遍。
下一刻，哈特曼把稿子折好，放进抽屉，然后他拿起电话，拨了《前进报》编辑部的号码。接电话的是编辑部副主任，哈特曼的老熟人。
哈特曼直接说：“下周一的版面，给我留一千字。嗯，是读者来信，就放在第三版，署名鲁道夫。”
三天后，《前进报》的第三版刊登了一篇署名“鲁道夫”的读者来信，标题叫《谁在毒害柏林工人》。
文章写得不算长，大约一千字左右，开头从克洛伊茨贝格一家药房门口的景象写起，那是一个穿工装的男人领着发烧的孩子来买药，药剂师从柜台底下摸出一盒乙酰水杨酸，说：“这个不错，是拜笛出的。”
男人接过盒子，翻来覆去的看了看，他问道：“拜笛的厂子在柏林也有，但为什么这种很普通的药，却要比别家贵上三四成？”
药剂师没接话，只把零钱找给他。
这篇文章接着写道：拜笛在柏林郊外开建的工厂，车间里的工人每天要接触几十种对人体非常有害的化学原料。这些没有具体说明的原料里，有的会散发出刺鼻的气味，有的沾在皮肤上会起红疹，有的吸进肺里会引发剧烈的咳嗽。
通常状况下，工人每天都要干上十个小时，然而车间里连一个通风设备都没有。厂医是一个月来一次，来了也只会在登记表上写“身体无异常”，根本不给工人做任何细致的检查。
但是工人们自己知道，尤其是那些干了两年以上的老工人，十个里有八个夜里持续的咳嗽，而且五个人有头晕的毛病，甚至有人已经就掉光了大半的牙齿。
毫无疑问，文章不会直接说工人“中毒”的这个词。却是话锋忽然一转，提到了拜笛工厂的利润数字。单单去年“阿卡匹林”一项，就赚了几百万马克。
然而，所有的这些利润，都流进了法兰克福总部的金库里，流进了拜笛家族的账户里，流进了高层经理的年终分红。
此时此刻，柏林工厂的工人，拿的是几乎全德化工行业最低一档的工资，住的是城北棚户区最便宜的出租屋，吃的是菜市场收摊后，捡剩下的菜叶。
文章最后一段描述的令人心痛：拜笛在柏林所赚的每一马克，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
这篇文章发表的那天，哈特曼给瓦尔特打了个电话，只说了一句：“今天《前进报》加印了两千份，中午之前就卖完了。”
瓦尔特放下电话，站在书房的窗前。两个小时前，费利克斯那边的捐款手续也办妥了，一万马克汇到了克洛伊茨贝格劳工福利社的账上。
不过，瓦尔特也特意嘱咐过哈特曼，不要在任何文章里提及到博士医药公司的这一次捐赠。那是他不希望博士医药成为容克贵族，以及有产者的众矢之的，
同一天下午，柏林警察总局经济稽查处的两个警员，走进了拜笛公司驻柏林办事处的门。这家办事处设在弗里德里希大街一栋写字楼的四层，门口挂着“拜笛染料公司”的铜牌，里面只有七八个职员，负责北德地区的销售和联络。
警员当即出示了一份搜查令，说是“例行检查”，要查过去三年的账目和来往信件。办事处主任慌了，一封电报发到了位于法兰克福的行政总部，总部的人让他“配合调查，但不要多说话”。
最终，警员在办事处待了五六个钟头，搬走了两箱文件。
第二天，同样的警员去了赫希斯特驻柏林的仓库，查了库存记录和运输单据。第三天，默德尔在柏林的一家代理处也被查了，理由是“涉嫌违规储存危险化学品”。
在连续折腾了差不多一周后，三家医药公司常驻柏林的首席代表，最终也都坐不住了。凭借丰富的人脉资源与关系网，拜笛的商业总监施瓦茨很快就察觉到了，瓦尔特-科勒就是这一切突发事件的始作俑者。
于是，拜笛的商业总监施瓦茨第二天下午约了瓦尔特，在一家私人俱乐部里喝咖啡。施瓦茨五十多岁，秃顶，戴金边眼镜，说话客客气气。
“科勒先生，”施瓦茨望着杯中热气腾腾的咖啡，说道：“我们与博士医药的合作，本来是一项互利共赢的事。可是您的做法，让我们感觉很不舒服，也很不明智。
如果是因为收购资金方面让您不满意的话，我们可以将股份收购价提到市价的3倍，4倍，甚至更多。不至于每隔几天就让柏林警察局来代表处查账。”
瓦尔特喝了一口咖啡，他很不礼貌的斜着眼，望向对方，说：“施瓦茨先生，我不太明白你在说什么。警察局查账，跟我有什么关系？我只是个少校军医，在战争学院教书，早就不管柏林警察局的事。”
施瓦茨笑了笑，没有说话。谈话五分钟不到，双方就不欢而散。
接下来的一周，警察局又查了拜笛在柏林的货运码头，说是有“走私染料”的嫌疑。查了赫希斯特在柏林的零售点，说是有“违反营业时间”的问题。查了默德尔在柏林的仓库，说是有“消防隐患”。
每一件事都不算非常大，至少没有搞得满城风雨，不过每一件都让三家的柏林办事处疲于应付，累的半死。那是他们要找律师，要找关系，要应付调查，于是这些天里，没有精力继续去挖博士医药的散股。
与此同时，《前进报》上那篇文章在柏林工人区传开了。
克洛伊茨贝格的工人俱乐部把文章剪下来贴在公告栏上，旁边用红笔写了一行字：“拜笛的产品，从头到脚，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
很快的，柏林东区的药店已经不少人在询问，他们说：“有没有不是拜笛公司出的退烧药？”
事实上，柏林的工人家庭本来就不喜欢外地的大药厂，这篇文章正好给了他们一个说得过去的好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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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81章：瓦尔特的反击（下）
第二周，哈特曼又写了一篇后续报道，标题叫《拜笛的工人住在哪里》。文章采访了拜笛在柏林工厂的几名工人，问他们住在哪，房租多少，一天吃几顿饭。
工人说，拜笛的柏林工厂工人大多住在城北的棚户区，一家五六口挤一间房，房租占了工资的三分之一。至于厂里发的伙食补贴，根本不够工人一天吃饱的量。所以老婆孩子，更是要去菜市场里，捡起一些无人问津的烂菜叶。
文章发表后，克洛伊茨贝格的工人俱乐部群情激奋，自发组织了一次抵制拜笛产品的活动。但出于某种缘由，这次示威活动仅仅是工人的自发抵制，而社民党总部没有组织，所以规模有限。
尽管如此，上述的负面消息依然传到了法兰克福总部。
此刻，瓦尔特手里准备打出第三张牌。
周三的上午，瓦尔特去了一趟战争部。他没有直接前往舍宁将军的办公室，而是去了医务司下面的军需采购处。采购处的中校处长名叫魏斯，因为博士医药公司的关系，瓦尔特跟他打过几次交道，两人关系非常不错。
关上魏斯中校办公室的门，瓦尔特就毫不遮掩的说道：“我的朋友，我刚听说有3家外地医药公司的产品质量有问题，已经引起市民们的上街抗议。所以，我建议应该在军需药品的采购流程方面，针对上述三家公司产品进行一番重新质检，估计会延迟交付。”
魏斯翻了翻瓦尔特带来的举报材料，心领神会的点了点头。延迟交付在军需采购里属于常事，没人会多问几句。
瓦尔特首先针对的，是拜笛公司上个月中标的一批军用消毒剂。依照计划，这批消毒剂原本定在十月底交付，现在被魏斯中校的一纸质检报告卡住了。因为是产品重新做质检而导致的延期，所以结款日同样会顺延相当长的一段时间。
三天后，赫希斯特公司投标的一批军用镇痛剂也被卡住了。理由同样也是冠冕堂皇的，那是“样品与投标文件描述不符，需要重新送检”。
又过了两天，默德尔公司的一批军用防腐剂同样被搁置，理由是“有人举报称该批次产品使用了未经批准的工业级原料，需进一步核实”。
需要说明的，上述每一份搁置通知，都走了正式流程，有编号，有签字，有依据，毫无漏洞。理论上，但凡重新检验或是审查合格，就会继续放行，只是时间谁也说不准。
不仅如此，魏斯中校在上面签了字，医务司的副司长批了“同意暂缓”，最后送到舍宁少将的桌上，这位医务司的实际负责人看了一眼，想到瓦尔特之前的招呼，随即拿起笔，在“司长意见”一栏写了两个字：“照办。”
上述三笔订单加起来，总金额已经超过十万马克。以巨头们的体量而言，说多不多，说少也不算少，只是事情的性质比较让人闹心。
毫无疑问，拜笛、赫希斯特和默德尔在柏林的办事处负责人，分别打电话到法兰克福和达姆施塔特，三家总部惊人的相似，回复几乎都是同一句话：“先搞清楚怎么回事，不要轻举妄动。”
不久，施瓦茨第二次约见了瓦尔特，地点是在一家高档餐厅里。显然，施瓦茨这一次的态度，比起上次软化一些。
“科勒先生，”施瓦茨把酒杯放在桌上，两只手摊开，“我们之前提的条件，可以再商议。拜笛要的股份，从百分之二十降到百分之十二。赫希斯特和默德尔那边，我也可以帮您去说，他们两家合起来差不多也是百分之十二左右。”
瓦尔特冷冷的看着施瓦茨，这个秃顶的老头脸上带着笑，这幅面具的背后，全是冷冰冰的算计。瓦尔特心里清楚，施瓦茨不是真的来让步的，他是来摸底的。想看看瓦尔特手里还有多少牌，想搞清楚瓦尔特到底想要什么。
“施瓦茨先生，”瓦尔特把酒杯端起来，这一次他喝了一口，“我这个人说话很直接，博士医药公司的股份，不准任何人染指。不过，百浪多息的专利授权，我们到时可以谈一谈。”
施瓦茨的眼睛眯了一下，问道：“怎么谈？”
“依然是按年度授权，拜笛每年付一笔专利许可费，可以在帝国境内生产和销售百浪多息及其制剂。许可费的具体数目，我们可以慢慢商议。但如果拜笛还想着收购博士医药的股份，那就没什么好谈的了。”
说到这里的时候，瓦尔特面色一正，严肃的说：“另外还有一点，你们三家联合起来，偷偷吃下的博士医药公司的10%散股，必须给我一口气全部吐出来。不然，一切都没得谈，我们继续开打。”
施瓦茨沉默了一会儿。他把酒杯拿起来，慢慢喝完。
很快，他起身站了起来，伸手跟瓦尔特握了握，微笑着解释说：“科勒先生，我回去跟总部汇报。”
瓦尔特点了点头，他心里也是门清，知道施瓦茨回去之后不会只是“汇报”。
果不其然，拜笛、赫希斯特、默德尔三家在柏林的办事处负责人连夜碰了头，等到了第二天，他们几人分别给各自的总部发了电报，请求总部那边从普鲁士官方，以及军方层面，给予博士医药公司和瓦尔特施加强大的政治压力。
他们的理由充分且合理：那是博士医药公司采取了一些见不得光的，不正当的手段，严重的干扰了战争部的军需采购，继而损害了帝国军队的利益。
拜笛的法兰克福总部，已经通过德意志商业银行的关系，找到了普鲁士贸易与商业部里一位排名不靠前的副大臣，请求他来出面，过问此事。
而赫希斯特方面，则是通过科隆当地的天主教中央党议员，在议会里递了一封质询函，那是社民党最近忽然无缘无故的，抨击包括拜笛、赫希斯特和默德尔三家医药公司，甚至还组织工人上街闹事，影响企业公司的生产与销售。
默德尔在南德意志的关系广泛且深厚，达姆施塔特的一位老贵族是巴伐利亚王室的远亲，他直接给柏林写了一封家信，收件人是威廉二世皇帝在波兹坦王宫的侍从武官。
令人始料未及的，三家那看似非常猛烈的反击，其最后的结果，也不过是抓起了一把砂砾，用力的扔进了海里，居然连个响儿都没听见。
普鲁士商务部的那位副大臣，很快就给战争部那边打了个电话，接电话的是皇帝的御医主管，舍宁将军。
舍宁听完，非常不客气的回了一句：“军需采购有严格的质检流程，拖延是因为产品确实有问题。如果商务部对军方的采购标准有疑问，大可以派人来查。”
那位副大臣听了之后，心里一哆嗦，没敢再继续追问，挂了电话。商务部跑去军队查验采购标准，纯粹是没事找事，而且一定会被皇帝喷死。
至于中央党议员的那封质询函，也在帝国议会里被无限期的搁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