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分电路和信号算法是新兴赛道，海德汉自己都没在电路上筑起像刻线那样深的护城河。
从信号处理切入，等于是自己另起一条赛道。
难度不言而喻。
但他没有直接出言打击陆怀民，而是说道：
“有意思，非常有意思。海德汉的新一代光栅尺是在光栅刻线工艺上做文章，而你的课题却是在完全换了一个思路。”
“路，我想你应该明白，这两个难度不在一个维度上，你想好了？你做这个可能做很长时间都没有一个成果出来。”
“我想好了。”陆怀民坚定的点了点头：
“教授，这是我深思熟虑后真正想做的东西，我也愿意为将它作为的主要研究方向。”
奥斯特教授不知道，陆怀民很清楚——
关于那场“路线之争”，海德汉现在正在走的那条路，走不到10年就会撞上天花板。
而等间距刻线加电子细分加软件补偿，才是能真正走到亚微米以下的那条路。
就算陆怀民在德国读博期间短时间做不到成果，等回国后可以继续在这个方面死磕，有了在西德期间的研究打底，回国后才不会两眼一抹黑。
只有笨鸟先飞，才能实现对西方的弯道超车。
这是陆怀民深谙的一个道理。
见陆怀民如此坚决，奥斯特教授也不再多劝，他当场表态道：
“这个课题我全力支持。你有西门子和海德汉的联合技术委员会背景，最先进的测试平台都对你开放，别的学生求都求不来的条件，现在全摆在你的手边，这是你的机会。”
“而且我相信，既然你对这个课题感兴趣，以你的天赋，迟早能在这上面做出成果。就算到毕业年还是没有突破，以你的能力完全可以用其他项目作为你的毕业论文，我也愿意为你提供帮助。我相信你，加油。”
“谢谢教授的信任。”见奥斯特教授如此支持他，陆怀民也有些感动地说道。
“谢我做什么？你是我的学生，只要你没有真正走偏，我都支持你。”教授说着，突然话锋一转，语气认真起来：
“但你要注意：细分倍数越高，正交性误差、幅值不平衡、谐波畸变的影响就越大。50倍以下，这些陷阱藏在噪声里；100倍往上，任何一点非线性都会放大成系统性误差。你一定不要小看这条路的艰难。”
教授顿了顿补充道：
“如果你在研究早期想重新选择研究方向，可以随时回头，我也不会怪你，不要有心理压力。”
“我明白。”陆怀民点点头：
“教授，我会全力以赴的。关于您提出的问题，我也有初步的想法，就是把两路正交信号的幅值、相位和直流偏置当成一组在线估计的参数，用自适应的方法实时修正。电子细分和误差补偿本来就是一枚硬币的两面。”
“你比我想的还清楚。”奥斯特教授欣慰地笑了笑：
“那我就没什么多嘱咐的了。半年之内把开题报告交给我就行。”
“好的，教授。”陆怀民应道。
“还有一件事。”奥斯特教授补充道：
“联合委员会的工作可以照旧，西门子和海德汉的平台都是好东西，你在这里面一定能受益匪浅，不要轻易放弃。”
陆怀民点头应下，随后起身告辞。
其实对陆怀民来说，他这个选择还藏了一个更大的野心。
这个课题看起来就是极硬核的：
高分辨率光栅位移测量系统，方向清晰、路径可行、平台一流，但是做出成果的难度也极大。
陆怀民之所以还是选择了它，是有自己的考量。
回到公寓，陆怀民拿出一本新的笔记本。在扉页上写道：
《高分辨率光电光栅位移测量系统及其精密工作台研究》
这是超精密制造以及超精密检测设备的基础单元，可以说是精密制造的最核心技术。
对陆怀民来说，这项研究的短线目标，是研制出能在数控机床和三坐标测量机上武装的测量系统以及工作平台。
而长线目标，是为国产光刻机以及电子束曝光设备提供技术支撑。
数控机床不必多说。
而三坐标测量机的作用是用来测量精密零件的尺寸和误差。
同样也是精密制造领域的关键设备。
它们都是精密制造的基础，也是国内最急待攻克的难题。
而分布投影光刻机以及电子束曝光设备则是半导体芯片的关键设备。
而芯片领域，也是未来中国最被卡脖子的领域之一。
陆怀民之所以选择了这个方向，是为了以后能往半导体设备这个领域进一步深入发展。
但此时半导体设备里的高精度定位普遍在用激光干涉仪，这时候的工程师们认为光栅尺受污染热胀形成限制，不适合做半导体设备的主测量。
因此现在的学者们并没有把这两者联系上。
但陆怀民知道90年代末到2000年后的成熟设计。
短光路的平面光栅可以做短程稳定修正，大大的弥补激光干涉仪的短板，与激光干涉仪结合形成了半导体设备的核心测量元件。
不过这在此时还是属超前的构想。
中国虽然在很早就做出了光刻机，但和西方的代差很大。
即使到了四十多年后，中国的国产光刻机依然无法大规模生产例如手机SOC之类的先进芯片。
以手机SOC为例，中芯国际用于代工华为相关芯片的光刻机为进口 ASML 193nm浸没式 DUV光刻机，属于过去采购的存量设备。
因为最先进的光刻机进口被美国封锁，目前只能依靠已经到货的存量机维持生产。
而国产的光刻机仅能生产一些如LED驱动芯片、蓝牙射频芯片、电池管理芯片等一些家电或汽车领域的基础芯片。
这或许就是陆怀民给自己定下的一个挑战。
? 第294章 命名世界的人（四）
1982年9月29日星期三，美国西海岸，加利福尼亚州，马里纳德尔雷。
这是洛杉矶西边的一个滨海社区，也可以说是一个人工港。
南加州大学信息科学研究所（USC-ISI）就坐落在港口边上，主体建筑是一座三层的白色小楼。
由于RFC编委会编辑、被后世称为“互联网守护神”的乔恩·波斯特尔，长期在南加州信息科学研究所任职并主持网络研究工作，
所以南加州信息科学研究所事实上就是RFC编委会的驻地，所有投向RFC的文档都寄到这里。
USC-ISI白色小楼看起来并不起眼，但全美近一半的互联网主机每天都要和这栋楼里的机器交换报文。
毫不夸张地说，这里就是整个互联网世界的核心之一。
二楼尽头有一间大办公室，它就是属于乔恩·波斯特尔、同时也是RFC编辑委员会的办公室。
乔恩·波斯特尔今年39岁，蓄着一把浓密的银灰色大胡子，整个人就是一个科学狂人的模样。
波斯特尔从1969年起就开始担任RFC系列文档的编辑。
凡是得到编委会认可的网络协议的文档，都要经他的手编上号，录入“Request for Comments“的序列里。
所以，波斯特尔的办公桌上永远都是清不完的文档。
此刻，他的办公桌上毫无意外地又堆得满满当当。
房间里的办公桌上，左右都堆满了文件。
左边是世界上各地寄来的RFC投稿，今天一共收到了三十一份，但摞起来比台历还高，因为每一份投稿事实上都是一本不薄的手册。
而右边，则是斯坦福研究所信息网络中心每周发来的HOSTS.TXT更新清单。
乔恩·波斯特尔先拿起右边的更新清单，一行行看下去。
看着看着，他的眉头皱了起来。
这段时间，HOSTS.TXT的更新比往常更勤，但冲突也比往常更多。
上个月的时候，两个站点同时申请“PIONEER”这个名字，斯坦福研究所信息网络中心把它判给了先申请的一方，但另一方不服，于是邮件来来往往跑了三个多星期。
再往前，东部的一所大学的主机换了接入端口，变更请求耽搁了十天。
那十天里，那所大学几乎无法正常接入网络。
想到这，波斯特尔下意识抬头看了一眼墙上的日历。
日历上，一九八三年一月一日这个日期被红笔圈住，旁边写着TCP/IP。
是的，明年的元旦，旧的NCP网络协议将会被抛弃，TCP/IP网络协议将正式启用。
波斯特尔作为这项技术的关键推动者，他已经预见到了网络协议切换之后接入互联网主机的数量必然暴增，而目前的HOSTS.TXT表更新的模式届时肯定是无法满足需求的。
因此，波斯特尔已经在开始思考HOSTS.TXT替代方案了，但这是极少人才能预见的问题。
或许，这件事情是时候该提上日程了。波斯特尔想道。
他从深思中回过神来，把目光转向桌上的那一大堆投稿。
这是他每天最耗神的工作。
RFC编辑部每月能收到几百份的投稿，但真正能进入编号序列的，一年或许也只有几十篇，而能真正熬成正式标准的，那就是几年只有寥寥几篇，因为那些都是足以载入互联网的史册的存在。
波斯特尔在桌上立的四个木质文件架，分别标着处理中、销毁、退回、进一步讨论。
波斯特尔把今天收到的投稿放进“处理中”的那个木质文件架，开始一篇一篇地审稿。
他拆开第一封稿子，顿时忍不住骂了一句“Stupid”（蠢货）。
这是一封自称自学成才发明家的建议。
他说，可以用训练过的信鸽传送微缩胶卷，代替分组交换，“无需电缆，成本只有线网的1/1000”。
波斯特尔只扫了一眼，随后便毫不犹豫地把它放到了“销毁”的那个木架上。
像这样愚蠢的稿子才是他工作的日常。
第二封稍微正经一点，但也好不了多少。
它来自法国的一位退休报务员，他提议把所有的协议头改成摩斯电码，理由是“这样人类也能直接读懂网络”。
波斯特尔同样只是看了一眼，便把它放到了“销毁”的木架上。
第三封更神了，写信人提议把全网主机改为古希腊神祗，理由是“现在的名字缺乏庄严”。
“销毁”。
波斯特尔一口气审完了30封信，一封值得研究的都没有。
其中神人信件占了一大半。
这些波斯特尔大多只是扫了一眼，便毫不犹豫地丢到了“销毁”的木架上。
真正计算机研究者寄来的信件大概只有十来封左右。
波斯特尔挑了几封有一定讨论价值的项目放到了退回那一栏，对这些稿件，他不吝啬于给一些退稿意见和指导。
最后，波斯特尔的目光落在了架上的最后一个信件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