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北顾也被连带着弹劾了，理由是结党，而且被起了个响亮的名字叫“蜀党”。
这虽然不能动摇陆北顾的地位，但他也没办法出手相救了。
否则的话，他出面力保，反倒坐实了旁人“结党”的说法。
很快，苏轼调任开封府推官的命令便下来了。
陆北顾私下去跟富弼说了说情。
“苏轼此人，长于文学，短于吏事。开封府推官日理刑名钱谷，非其所长。若朝廷量才用人，当调其入两制或台谏，方是正道。”
“你说他长于文学，老夫知道。”
富弼想了想，问道：“同修起居注如何？”
修注官日侍天子左右，清望极高，以苏轼的才学，确是用其所长。
然而富弼刚招来两制的高官们询问意见，便传到了王安石的耳朵里。
王安石直接去了政事堂，找到富弼。
“苏轼乃邪恁之人。”
王安石很反感苏轼，直接说道：“吾非言之，皆有事状......其作《贾谊论》，言优游浸渍，以取天下之权。非但如此，遭父丧，韩琦等送金帛不受，却贩数船苏木入川，此事人所共知，且其欲变风俗息之邪说，亦人所共知。”
“骤用此人，则士何由知首相好恶所在？此人非无才智，以人望人诚不可废。若省府推、判官有阙，亦宜用。但方是通判资序，岂可便令修注？”
王安石的态度很坚决，富弼也是无奈。
对方是三司使，更是朝野公认的新政急先锋。
如果王安石坚决认为苏轼不可用，富弼若执意要用，便不只是关系到“用一个人”的人事任免问题，而是在新政派内部搞分裂。
富弼肯定不会这么做。
于是，调苏轼入两制之事，就此搁下了。
而苏轼到开封府衙门上任，还没干满一个月，便来找陆北顾。
苏轼眉宇间满是压不住的烦躁，开口便说道。
“子衡，这推官我干不了。”
“怎么了？”
苏轼坐下端起茶盏灌了一口，然后赶紧吐了出来，舌头差点都被烫坏。
饶是如此，他一手给自己口腔煽风，却嘴巴不停地抱怨道：“事务太过繁琐了，案上堆的全是田产纠纷、邻里斗殴、商贾赖账，桩桩件件都是鸡毛蒜皮......昨日有个案子，两家争一堵墙，争了三年，反复上诉，你知道那卷宗摞起来多高吗？比我坐着都高！”
“我自幼读圣贤书，学的都是治国平天下，如今却要替人断一堵几尺高的墙，这叫什么差事？”
陆北顾沉默了。
他真的好想说一句“不要眼高手低”。
但想了想其实也不怪苏轼。
虽然理论上已经入仕十二年了，但苏轼绝大多数时间，都在等候任官、准备考试，以及......守孝。
因此苏轼实际任官的时间非常短，而且都间隔了很久。
所以苏轼确实在处理这些琐碎政务上，缺乏足够的经验，再加上他其实很想把这些事情干好，也就导致了他比其他推官的工作时间要长得多。
时间一长，休息不好，心情又抑郁，人难免烦躁。
而且苏轼本来就火气大，这话也不完全是说不想干琐碎差事，更多的是对自己现状的不满。
当然了，最重要的是，对于苏轼，陆北顾已经给他准备了出路。
“那调你去当杭州通判如何？”
闻言，苏轼喜出望外。
“杭州不仅人口稠密、商业繁盛，风景亦是绝美，乃是东南上州，还有这等好事？”
“有，去不去吧？”
这条出路不是陆北顾找的，是杭州知州郑獬主动提的。
郑獬与苏轼素昧平生当然没什么交情，但他跟滕甫是好友，一起因为对抗王安石被贬外放。
所以，郑獬的提议，唯一的目的便是恶心王安石。
苏轼是公然反对新政的人，郑獬也是被新政排挤出京的人，他把苏轼要到杭州去，意味不言自明。
“去！当然去！”
苏轼欣然应允。
得到这个好消息，他面上那股烦躁之色顿时消退了大半，很是期待：“若能去杭州治理一方，也算是补一补履历上的缺。”
“杭州是个好地方。”陆北顾望着他，“东南形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你去了，词料是不愁的。”
苏轼哈哈一笑，旋即敛了笑意，正色道：“子衡，你我在嘉祐二年同榜登第，如今这些年过去了，你已是枢密副使，我还在通判门槛打转，若说心中没有不平，那是假话。”
“然则我也清楚，你走的路，我走不了......你能退党项、灭交趾，这些事，我一样也做不来。”
“但我也想在地方上做些实事，为百姓做些好事，若能在杭州做出些名堂来，日后回朝，也不至于被人说‘苏轼只会写诗填词’。”
“所以......谢谢。”
陆北顾看着苏轼。
对方很郑重也很认真，显然这番话是掏心窝子说的，而这些说出来，也意味着苏轼开始真正面对自己了。
陆北顾也是细细嘱咐了一番，鼓励他在杭州通判任上好好干。
第695章 平准均输，籴本归库
王安石的动作比所有人预料的都要快。
改革贡举之议后，他便在自己所控制的三司内施行了“均输法”。
因为“均输法”属于是在三司下辖的淮南江浙荆湖制置发运使司内部进行试点，外界能给予的干预很少。
当然了，醉翁之意不在酒，拗相公也有自己的想法，虽然打着“均输法”的旗帜，但实际上，除了“均输法”本身的内容，王安石还让发运使司以“籴本归库”名义倒腾粮食获利......其本质还是在通过小范围试点，企图通过实打实的财政收入增加，来为推行“青苗法”做背书。
“均输法”的第一笔本钱，是从明州市舶司抽解关税拨出的，用来均输巩、柴、布等物资。
除此之外，大头就是稻米。
发运使司以四大转般仓所储存的三百万石占城稻米作为实物。
这两年从占城国运来的稻米，都是不直输京师的，而是分储于真、扬、楚、泗四州转般仓。
王安石的思路就是，反正放着也是放着，不会产生任何收益，不如将这些转般仓里的稻米在市价腾踊时出粜，平抑粮价之余，还能籴本归库，如此循环往复。
你能说思路有问题吗？
肯定是不能的。
但问题是，大宋的所有制度都存在一个变量，那就是“人”。
不过从试点角度来看，“均输法”的效果还是很不错的，燕度递呈给三司的节略里的数据很漂亮。
试行三月，通过粜出与籴入，一出一入之间，账面盈余折铜钱约两万贯。
相比于稻米躺在仓库里毫无收益，这确实是在为国取利。
可问题还是那个问题，小范围试点的时候，上官紧盯着，下面的官员胥吏肯定不敢上下其手，可随着政策范围的扩大，监察力度就必然放松，也就难免产生贪墨等情况。
而且，这里还难免存在与民争利的嫌疑。
但不管怎么样，试点的结果很亮眼，而且目前还仅局限于三司下属衙门内部，所以即便想要阻止，也确实是很困难。
陆北顾在认真研究后，决定暂时不反对。
因为均输法这套章程，根子是桑弘羊的平准均输，王安石化了古法，套在大宋的发运司体系上，虽有削足适履之处，大方向却是对的。
而且，国家对大宗物资的调控能力，平时看不出来战时便是命脉。
一旦伐夏，就是要倾国之力的。
这种灭国大战，比的不是国家的纸面国力，而是能及时调用的资源。
不过陆北顾不反对，但代表其他人不反对。
权御史中丞司马光坐不住了。
他上了一篇奏疏，开篇便引《周礼》泉府之职，继而直指均输法以行政手段干预市易，是“与民争利”。
其中一段，被京师士子广为流传。
“令官买是物，必先设官置吏，为费已厚，然后使民各输所有，非良不售，非贿不行，是以官买之，价必贵，其卖也，弊复如前，商贾之利，何缘可得？”
司马光这番话不是没有道理。
设官置吏便要养人，养人便要糜费，糜费便要摊入成本，最后官买之价反贵于市价，官卖之弊复如豪商。
司马光担心的不是均输法的初衷，是执行起来必然走样。
但奏疏递上去便石沉大海。
三司是王安石的地盘，政事堂有富弼坐镇，均输法既已推行，司马光再弹劾也只是徒费笔墨。
而且司马光完全不可控哪怕是把他捞出来的韩琦都控制不了他，天天喷这喷那的，韩琦也受不了了。
所以政事堂想了个招，给司马光派了个差事，命其为“都大提举修二股工役”。
任命文书的措辞写得冠冕堂皇，什么“修河重事，须得重臣督责”云云，但拆穿了，就是让这个喋喋不休的御史中丞去二股河工地上监工，眼不见为净。
御史台素来是有巡河监河之责的，大宋历史上每次河政有事，都有御史前去监察，所以也是司马光的本职工作之一。
司马光倒也不推搪，接了诏书的次日便出京赴澶州。
都水监后来传回消息，说司马光到澶州后，头一日便亲自踏勘了商胡埽至二股河一线的堤岸。
烈日之下，司马光在河滩泥泞里，监督着都水监官吏拿着量竿一段一段地测堤高、量埽厚，做事很是用心。
显然，司马光并不只是光会动嘴。
王安石倒不管这些。
司马光去修河堤，对于他来讲，新政便少了一个最难缠的反对者。
在均输稻米有效后，他又把目光转向了青苗法。
该怎么把青苗法落地，他在三司制置条例司的议事厅里跟吕惠卿反复讨论过数轮。
这次老调重弹。
法子不复杂，还是之前提议的那些。
各地常平仓、广惠仓所储粮食，此前大多堆在仓里等着陈腐，与其烂掉，不如拿出来放贷给农户。
春放秋收，利息比民间高利贷的倍称之息低了不知多少。
如此农户得利，朝廷得息，两全其美。
当然了，王安石和吕惠卿都知道，政事堂这次肯定也不会同意。
但这对于他们来讲，本就是以退为进的招数。